王容芬:我在狱中的日子(图)

2017-3-20 03:00 作者:戴晴 洛恪 桌面版 正體 0
    小字


文革初始,第一位公然以死反对文革的女大学生:王容芬。(网络图片)

我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属于政治犯。一九六六年九月逮捕,十年以后,一九七六年一月宣判——无期徒刑。没过三年,一九七九年三月,作为大案要案第一批改正,无罪释放。什么叫大案要案?凡是刑期二十年以上的都是。其实我这案子就我一个人,连同案犯都没有。我过去的时候十九岁,大学四年级;出来三十三岁。

十岁的时候,我以语文、算术二门课二百分的成绩考进了北京一○一中。这是北京的一所名牌中学。报到前,我赶了一个暑假的活儿:山里红去籽穿糖葫芦、大蚕豆割口炸开花豆……总之十岁小姑娘揽得上的活儿。挣了钱,我给自己买了一段花布,做了一条长裤衩。这是我记事以来穿过的最好的衣服。

当时我们班里除我以外,档次最低的也是大使的儿子。别的人手帕都不会洗,可我得拆洗一家人的被褥。每个礼拜六我都到六郎庄的泉水边,用大棒捶捶。棉衣棉裤都自己做。学校规定住校,我没住。第一,跟同学没什么可谈的;第二,我也不能住,因为要在家干活。

高中就到外院附中去。这主意是我自己拿的,因为看教学大纲,那里的课和普通中学一样,就是外语量大,这有多好。我高中成绩一直不错,只有一个学期政治课差了一分,没拿到金质奖章。这三年是住校,妈不再让我干活了。

十六岁(一九六二年)保送大学,成绩也不差,就是派头不行。我一直穿哥哥的剩衣服。现在女裤前边开口是摩登,那时候简直不能见人,还好上衣长,能遮住。衣服也是哥哥的,而且还是我给他做的,他穿完我穿。

我就这么穿着哥哥的衣服直到进监狱,直到坐牢。当了囚犯,才有了两件像样衣服,那是妈可怜我才给我做的。

文革开始以后,我家被抄了三次,所谓铇地三尺。我妈主动迎接这场革命,把她认为属于资产阶级的照相机砸了,算是破四旧。没想到反倒惹了事:销毁特工器材。

我没当造反派。刚进大学的时候,我读过沃尔夫的《马门教授》,觉得历史在重演。我们学校在魏公村附近,平日我常到湖南公墓,在齐白石墓地看书。一天,亚非语系的学生突然扛着铁锹镐头跑过来,把美丽安静的墓地砸得一塌糊涂。我当时就想,这叫“文化革命”?

我们学院党委书记是小红军,十七岁就当县长。他妻子当过我的老师。有一次我病了,就是她把我背到医务室。这样的一个人,完全是基督徒式的共产党员,被斗得……还有陈教授夫妇的自杀,校医室黄医生夫妇的自杀——现在想想他们死了也好,省得受那十年煎熬。我还在街上见到一孕妇被剃光了头,厕所的纸篓扣在她头上,一边抽一边朝她泼浆糊,逼她喊:“我是黑帮……”

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妈原来还有点钱。我们的日子过得那么苦,她都不肯动这笔钱。她自己没文化,认准了孩子非读书不可。她说过:“你们念到哪步,我供到哪步;念到留学,供到留学。”这回她吓慌了,把钱从银行提出来,藏进面缸、藏到绒线团里,一搜全搜出来了。那天夜里,我们母女躺在已经砸塌了的床上,我求她:“还有什么快交了吧!”她说:“不行啊!”我说:“我就烧!”她说,“烧不了。”原来她把金戒指板直了缠在腰里。我说,“干脆交了赞助他们革命,看还要争什么?!”这样才保住一条命。

“八・一八”接见,也让我参加了。你知道,我学德文,听过希特勒的讲话录音。我觉得林的讲话和当年的希特勒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广场回来,我觉得心沉得很……“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不忍了,豁出去了,把想说的话说出来!”那几天,脑子里什么都装不进,就这么几句话绕来绕去。鬼使神差似的,我开始动手写信,给党中央、团中央、团校,还有伟大领袖本人:“请你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想,你在干什么,后果又将如何”;“这不是群众运动,这是一个人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当时认为自己将有一番壮举,郑重地走到天安门广场——我认为那是神圣的地方——向烈士们行注目礼,然后走进当时的棋盘街邮局,从自动售票机买了邮票,贴上,发出,大概一共六、七封。接着走到王府井药店,买了四瓶敌敌畏,把一封同样内容用德文写的信带在身上,出发向东。到了苏联大使馆附近,量好距离,开始一瓶一瓶喝。我当时的想法是,他们会第一个发现尸体,然后,我以死来反抗“文化革命”的事会传遍全世界。我只记得看见窗口有人,好像还听见里边的说笑,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公安医院里了。

是自找的,不是人家要把我怎么样,也不关老师同学的事。你想,我还能参加“八・一八”接见……就这么傻瓜一个,如此而已。

刚醒过来就有人审讯。我那时候还不想活呢,把输液的管子拔掉,把瓶子摔在地下,总觉得我的死不管怎么样也能发挥点作用。

在公安医院躺了三天,就被转进宫德麟模范监狱,收进一号监房。那是个小间,按规定关三个人。后来犯人多了,有时候五个、有时候七个;我去的时候还是三个。房子又阴又湿,全年不开窗,被子上都是绿毛,潮得能拧出水来,一个月放一次风。

进了监狱反倒不想死了。从第一天起我就用冷水冲头。一进厕所。就钻到龙头底下,这么坚持下来一直没什么病。但关节很快肿起来了,肿得老大,站不起来,只能柱着棍子蹭。

我进去的时候,里边已经有二个犯人。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也是三个,因为我去挪出去一个——那是个老红军,我下面再讲她的事。二个人,一个是北京远郊区的老太太,刑事犯,可能有人命;还有一个是政治犯,基督徒,这人直到今天我们还有联系,人是那么干净漂亮。她原先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老处女。因为有她在,监里只要来了新犯人,都往这个牢房送,知道在她的安抚下,不会搞乱、不会出事。她家里给她送的东西多,牙膏、牙刷、毛巾,她都白送人;新人来了,她让你脱层皮似的逼你洗。那老太太,居然每天洗两次澡;一杯热水,我看着她洗。

就在这前后,牢里来过一个犯人,从美国回来的,马里兰大学毕业生,也是基督徒。我这位朋友觉得那人最能理解她,给她讲经,嘀咕“主在看着我们”等等,做事也不防她。你问做什么,还有什么了不得的,不过给老太太洗脚,跪在地下给她剪指甲,送给别人衣服什么的。其实她自己也相当困难,她的一条裤子上有九十八个补丁,我数过。她把丝的毛的都给别人,给那有人命案的乡下老太太。别人说“你真好”!她说,“我算什么,如蛆如虫。”别人说“太谢谢了,一辈子忘不了。”她说,“不要讲我,要谢上帝,是主让我这样做的。”结果,这个老太太,再加上那个马里兰的毕业生,全给她揭出来了,上纲上线。

她几乎一辈子都在牢里,她的父母是宗教领袖。她年轻的时候在燕京读西语系,好像没有毕业,就跟着父母到云南山里传教,施医舍药。她的母亲是天津一家医院院长的女儿,父亲原是皮货商,把家产卖光,跑到香山,点个小油灯读圣经,后来就在香山传教,那一带的人都知道他们。

她父亲是被枪毙的,母亲是无期,后来死在牢里了。她是因为传教而劳教的,你知道,咱们的规定是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只可以心里信,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可她总要宣传她的信仰。劳教的时候也不收敛,还说主如何如何,于是被再一次抓进牢里。一天到晚不停地干活:擦地、打水、倒尿,让她拆洗男犯的牢服,连裤裆里的蚤子,全一个一个摘出来。她累得腰间盘突出,手都摸得出来。要我看她比雷锋强。雷锋做了什么都记在日记本上,要不我们怎么知道?她干事生怕别人知道,主知道就行了,主在天上一切都看得见。

这基督徒被他们揭发以后,也戴过背铸和四十斤脚铐,是在北京戴的,苏式狼牙那种。这种上铐的办法原先专门用来制服小偷,让他们交待窝赃的地方。真是铐一百个,一百个灵。不上半个钟头就都跪下,哭爹喊娘。这位基督徒后来特别后悔,因为她向上帝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主,我离开你一个星期,请原谅我,我实在受不了了。”她一要求摘下铐,作了检讨。直到今天,还觉得没脸见上帝。她妈骂她:“你不是盐,是失了味的盐!为什么要请假?!”

你不是问政治犯的事吗?这是二个。还有一个,就是我进她出的那个老红军,她十几岁就从家里跑出来了,爱人好像是科学院物理所所长。她是有精神病的,“文化革命”前就有,一犯病就喊“打倒××!××坏透了!”文革开始后就不饶她了:“怎么那精神病什么情况下都没事,就在这里出毛病——现行反革命!”剃了光头,抓了进来。

这女红军从我们这个监房出去以后,一天夜里,不知为什么她又喊起来。看守对犯人说:“你们要革命,捂住她的嘴!”她使劲挣扎,看守问,“还喊不喊了?”“不喊了。”“放开吧!”一放又喊。

跟她同牢房的有个会道门的巫婆,刑事犯,通奸杀夫的。那巫婆有一点八米,又高又壮,一屁股坐在她脑袋上。那老太太没挣几下,就给坐死了。那一夜后来不断地输氧、抢救,还是不行了。

一个红军战士,让巫婆坐死……这是我坐牢唯一一件痛心的事——我要不去她也不会迁出,也就不会死了!她叫韩湘,我没见过她的面。

后来我得了肺病,和另一个肺病病人住在一起,她是个新四军战士……我要是一直病着就好了!可是我很快好了,她没好,弄到山西,跟别人一个牢房。

她也是“现反”,跑到王府井去贴林彪的大字报,逐字逐句批《再版前言》。这是个十足的死心眼,即使在牢房,每到“七・一”——我们在狱里过了十几个“七・一”——她就换上一身崭新的蓝制服,头戴蓝帽子,乘出牢房打水的时候高喊:“今天是七月一日,是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我要高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打打叛徒、卖国贼、野心家林彪!”在北京的时候,看守喝斥她几句就算了。我常劝她:“犯得上吗?喊两声能解决什么?那些看守、那些流氓小偷懂什么?!说不定为了立功赎罪反过来治你。”后来她变得明白一点了,只是集体念《再版前言》的时候不出声,看守也没再找她的麻烦。

到山西以后,出事了。那里的规矩,一有运动,每个牢房要选出一个批判重点。她们牢房本来定的是一个老干部的老婆,这女人耍了个滑头,操纵小犯人把火引到这新四军身上。她们抓住她的不出声,逼问她“对副统帅怎么看”。她不肯说违心的活,就死不开口。山西看守把她吊起来打,还逼她在院子里跑圈……那时候她的肺病可能就已经转成癌了,没过多久就死了。这是后来遇见一个难友告诉我的。她说:“没了,那新四军。”

我的罪名是反林彪,按照“登基、大赦天下”的中国老例,反林的犯人“九大”以前都放出去。我于是送进学习班。我当时以为,没几天就能自由了。

我们这个班,和少年犯关在一起。那是一批非常年轻的中学生犯人,也就是有名的“联动分子”。那帮人,剃了光头,每天早晨天不亮就爬起来,一边跑一边喊: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万岁万岁万岁 万岁万岁万岁

演自己编的戏……当时我觉得他们小,我妈送点钱来。都给了他们;星期天军管不在他们就钻铁丝网出去买零食。不料让老师找上了,我只好站出来说,“我让他们去的。”于是发动大家揭批。

批什么?那时候时兴上街游行,欢呼最新最高指示。本来也想让我们上街,后来说就在里边游吧。有一次,可能那指示出乎寻常地新与高,要不就是哪个看守高兴了,把我们都装进敞篷车,从德外黄寺到马甸屯,拉来拉去。

我欢呼不出来,每到这时候,总是戴起口罩,就是不念。这一个个半夜发出来的最新指示给中国带来多少灾难?几代人毁在里边了!唐山地震不过一座城!不念指示这事这时候也揭出来了,再加上我给他们唱过几支歌,背述过几本小说;还有两个孩子谈恋爱,女孩子跟我不错,我帮她递过纸条……那男孩没骨气,什么都供了,上纲说我“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全球革命战略,组织反革命集团”承认自己是骨干。此外,说我所宣扬的,是“驴的理论”、“狗的理论”,我的作为,是“资产阶级的大公无私”等等。那女孩上台揭我的时候,腿都哆嗦了。别的人还捅我两下,拧我一把,她一直没抬头。这女孩出狱以后在北京以性开放闻名,这次出卖比她的放荡还让她丢人。

批的结果,我的罪名除了“反副统帅”之外又多了一条:“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个学习班的人后来陆续都放了。平心而论,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放的可能。监狱方面曾经找我谈话,希望我有认罪的表示,结果是大吵一场。最后变成我问他们:“你们到底认不认罪?这平白无故地放我算怎么回事?说明白,怎么关的?”就这样,“两罪并罚”,我被押到北京看守所。这已是一九六九年夏天。

到了秋天,以为要打大仗了,元帅们转移,犯人们也向外省疏散:山西、河南、四川等省。那次包了整整一列火车,停在丰台外边的一个小站,三个人铐在一起,两边有刺刀架着。在临汾下车的时候,周围好像有上百架机枪,枪口都朝着站台台。犯人不许低头,蹲在那儿,不让坐——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这样。

到了临汾又疏散,这回是乘卡车。我们那部车上六名女犯,十二名押解大兵,每人背上都有两把刺刀顶着。说起刺刀,在北京提审的时候,也有两把刺刀架在脖子两旁,一直送进审讯室,出门的时候这两把刀又原样搁在你肩上。

在山西是十年。是在晋城四年,宣判以后到榆次。

山西的审讯员我可不敢恭维,不知哪儿弄来那么一帮子,好像没上过几年学。在他们眼里连看《资本论》都不行:“《资本论》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的。社会主义社会看这种书反动透顶!”

对我的审讯要点,是转弯抹角的揪后台。按照他们的逻辑,我“作案”的时候十九岁,怎么会没有人在背后指使,那怕揪出个把老师也行。他们让我交待从小到大所认识的人。我先是拒绝,后来干脆写了好几百。他们问:“这里边谁对你影响最大?”我说,“我觉得我对他们影响大。”她们说我顽抗,日夜轮翻审。有一次我脱口而出:“想起来了,那是个外国人。”他们高兴极了,忙说:“哪国的?叫什么?写在黑板上!”我转身写了:“俄国、拉赫美托夫”几个字,他们忙问:“现在还在外语学院么?”……

你看我这不是自找么?他们知道受了愚弄,就给我用刑。我因为“捣乱”受过好多次刑。在北京还好,属于比较文明的一种,刑具是从苏联进口的,狼牙铐,中间有三个链。戴上之后,越挣越紧,不过不挣没事,梳头、解手都行。脚镣不同等级不同斤数。还有一种文明的刑具,叫橡皮衣,穿上以后从外边打气,犯人就喘不过气来了,这种刑我没用过。绝食的犯人鼻饲:插个管——不插出血对他们说来可能就不为插管——棒子面粥撒把盐,往里一倒。还有吊、捆。在北京不打,一般也不骂。

到山西以后,我没挨过打,这次受刑用的是铁匠铺打出来的那种小铐,背到身后,就是前面讲的治小偷的那种,吊把大锁。这种铐我上过不止一次,最长的一次差不多戴了半年。那次是因为山西本省的一个派头头,从窑洞走烟的窟窿里给我扔过来一个条子,让我出去以后到中央替他告状。这条我看过就放在身上了,看守翻的时候还没来得及销毁。我见条子被他翻出来了,就一把从他手里抢过来,丢进嘴里。他一把卡住我的脖子。叫:“吐!吐!”接着又来了三、四个看守,都是男的,压在我身上,使劲卡,想让我张嘴。我咬住牙不放,他们就找来钳子,从嘴两边夹——现在我这两边的牙没了,就是那次夹掉的——我觉得自己已经死过去了,谁知硬让他们把嘴撬开了。嘴一开,进了一口气。就着这口气,我把那条咽下去了。当时满嘴都是血,喊了他们一身一脸。就为这一撬,这条命才缓过来,要不当时就完了——当时已经大小便失禁了。

觉得他们太野蛮了,缓过劲就骂他们,就这么又上了背铐,还戴了四十斤的镜。

镣究竟是怎么回事,外边的人是不知道的,总以为像李玉和那样,挺着胸走脚底哗啦啦响。其实根本哗啦不起来,两个半环扣在脚腕上,皮肉全磨烂了,根本不能走;可我不敢不走,多疼也得站起来走,那铸铁拖在地面上是丝——嚓——的声音。

戴着背铐,几个月的月经没法料理,全流在身上身下;人家扔过来一个窝窝头,就在地上滚着吃;蚊子也咬、臭虫也咬,痒得受不了了,只能像牲口一样在砖上蹭蹭。后来狱医来验伤,说这人活不了多久了,这条命你们看着办吧……他们就给摘了。搞不下来,锁已经锈住,拿锯据开的;铐往下撕的时候连着皮肉,扔到炉子上,我还听见油灸在热铁板上吱吱啦啦的声音。你看我这只手现在还抬不起来,那时候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根本拿不过来,一个月都过不来。

戴背铐的时候,我有一本《共产党宣言》,用舌头舔开,用脸压平,再由下巴按按,一页一页翻着看。那是一九七五年底、一九七六年初,就像现在这样的深秋。除了《宣言》,我在狱里还读过《毛选四卷》。《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矛盾论》,完全倒背如流。《实践论》说,“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这和马赫主义是一样的:感官所感觉到的,就是客观存在。那么,如果没有感觉呢?难道就不存在了?这对我启发很大。比如我没有嗅觉,气味这东西就不存在了么?我对气味就不可能认识了么?人的感官只有眼耳鼻舌身,现在又发展了第六感官的理论。就算发展到第七、第八……第一百种功能,要认识世界,缺的还多着呢?这算怎么回事,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我认为世界既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心的,也不是什么什么的,就是形形色色的作用与再作用的交织与组合。

我当时学《毛选》也极有心得。比如这段“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功文明史……”有问题吗?谁胜利了?谁消灭了?说清楚!确实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过是农民和地主一同取代了奴隶和奴隶主,工人同资本家又一同取代了他们——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取代了落伍的。奴隶打倒奴隶主,农民打倒地主,工人打倒资本家,这算什么?!

那时读《资本论》第一卷,就在心里算帐:怎么分配才合理,还列出了公式——资金怎么周转,固定资本怎么折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发明人各应拿多少……没有纸笔,公式就列在脑子里。到山西以后有了土坑,里边抹着白灰,就一点点抠下来在地下画,当然铐起来以后就不行了。

我读《资本论》甚至还替中国人民银行重新设计了钞票:减掉一角,表明上了税;或者印上“通货膨胀百分之十”,只要拿货币交换商品,自然就纳了税,这样商品税、房地产税都可以免了……满脑子不断闪出这些火花,简直有一种超脱、升华的感觉。我觉得上学还不如坐牢。现在在所里有时候开会开烦了,就想,砸块玻璃,偷点东西,还是回去吧,不用做饭、抹桌椅,真正的思想自由,钻进去就进到了另一个世界,脚镣手铐也不觉得疼了。

和基督徒比,这一世界是我自己得来的,我愿探索到底。一九七六年,终审判决无期,我就放心了。想着:如果哪天杀头,我一定以交待思想为名要笔纸,把它全写出来。如果不杀,我就接着想,直到有了自己的一套对宇宙和世界的看法支持着我活下来。你看,我和前面说的那基督徒那么要好,她的说教打动不了我。我认为她那一套是好东西,起码可以陶冶性情,不必再搞“五、四、三”运动,但那是胡言。我不信上帝能造人。我有我自己对宇宙的看法。

我不信物,也不信神。基督促的上帝没能让她坚持下来,我却没有请假。人的能力再弱,一根芦苇也好、如虫如蛆也好,只要有了信仰,任何强力奈何不得。我坐监狱真是改造了思想,对历史、社会、经济运转、宇宙,都有了属于我自己的看法——这不容易。这十三年没白活,修炼了一辈子的根底。靠这个支撑,今天干什么都觉得游刃有余。

我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宣判的,就在周总理去世那天,我听到广播以后哭了,这天我记得很清楚。

所谓宣判,就是由当地看守念判决书,就在他执勤的屋子里,一条铺板,他坐着,我站在他面前。这判决书写得已经很够水平,一连串的“反”:“最最反动、反动透顶、反革命家庭反动出身”……“文革开始时按捺不住反动激愤、进行反革命串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这时已不提副统帅了——“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猖狂……”“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重新犯罪……宣传反动理论。组织反革命集团……”顶绝的是他念不通,“嚣张”读成“器张”等等。念到一半,我笑起来,居然怎么也忍不住,笑得像抽疯一样。我当时想,这回该吃枪子儿了。按规定有十天上诉期,得把那些东西赶快写出来。

没想到念到最后——“判以无期徒刑”。不过是个无期而已,我又笑了。看守说:“笑什么笑。你不上诉了?!”我说:“上诉上诉。”我的上诉词不但把罪名全部推翻,还逐字逐句批它的语病。

到了清明,上诉驳回。作为已决犯,被押到榆次劳改队。记得当时并不灰心,因为天安门事件已经发生,我看到了希望。在那儿碰上一个在北京监狱认识的,她也是政治犯,叫何敏,判了十年。何敏问我:“你怎么判得这么重呀?”我说,“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判我这个,是我的光荣。我是‘形势犯’,形势不好掉脑袋,形势好了,没几天就出去。”

从晋城到榆次,跟我同路的是个犯流氓罪虐待丈夫的妇女干部。走到哪儿,她都紧抓住我的手,让看守知道她是在防我逃跑。我跑不跑跟她有什么关系?!用这么脏的手抓我,真是玷污。她认不得几个字,写供词又来求我了,全是她那些性感受,丑不堪言。求我的同时,还老想着我是无期,又打主意在我身上立功好少蹲一年。最后也没有少蹲,第二次耍流氓又进来了。张口闭口“伟大领袖”,我真是怕刑事犯。

在榆次,有四个大队:刚进来的人送预备队,干重活,挖土方什么的;小偷流氓作牙膏;政治犯和即将释放的犯人作洗涤剂;无期死缓的——一般都是通奸杀夫——做衣服。

那里,监狱长和看守都是男人。政委是个好人。有一次在车间。见我是北京犯人就问我多少年。我说无期。他当时就急了;“多大的罪判无期?!岂有此理!”这话就当着我们说。监里买电视机,他坚持这是给犯人买的,不许看守提走。他参加革命很早,就是老提不上去。

有一个时期。通奸杀人的并到我们队里,真受不了。她们和看守调情。我装着看不见,什么都不说——当时我已经很老练,除了不认罪,各方面都挑不出毛病,什么都不评论,什么都不写,日记也不写。那些女犯,看守调戏她们,正中她们的意,受了调戏的,老是受表扬、当积极份子,还减刑。有些犯人怕干活,就要这种花招,讨好看守,半夜不回来。

刚才说到的何敏,就是那时候碰见的。她判得真冤:文革初,她母亲偷偷把金子藏在她们夫妇箱子里,没对她们讲,两口子都不知道这回事。红卫兵抄出来了,问,他们说得出什么呢?男的当场就打死了,就地挖个坑埋了。她给弄进来。她没太高的文化,性情特别温柔,是个做手工艺品的工人。

我分下队的时候,她已经在洗涤剂车间了。我们做大桶洗涤剂,还作洗衣粉。洗衣粉是烷基苯磺酸钠,先得有硫酸,然后是磺酸,还有大碱,钠就从这里来。还有烷基苯……都是剧腐化学品,没有任何劳保措施。一双新鞋穿到车间,鞋扦子几天就锈了。那阵我跟何敏几乎时时在一起,她登高装料,我在下边供袋。

有一天,她突然说,不好了,恐怕要倒霉,看守抄走了她的日记——后来知道,这日记其实是她最要好的一个女犯(流氓罪)给她交上去的。我问她日记上有什么,她说也没什么,不过鲁迅语录,“夜不长”之类,就怕断章取义。我安慰她,没关系,讲清了就行了。为了怕影响她,我没敢跟她多说话,不知道她心情那么沉重。她还有半年就服满刑了,一直说出去之后帮我带信给我妈。

就在那天中午,别人都午睡了,我在洗衣服,他走到门口,还朝我笑了笑。这门是不许出的,莫非她有什么事?打算跑?不久听外边喊“何敏死了”!我一惊,赶紧朝外跑。她的组长带着另一个犯人找她,找到一个旯旮,看她吊在绳子上,正踢掉脚下的箱子——我估计她并不想死,要不为什么过了那么久,见有人来了才蹬掉箱子?

就差半年了!死了以后,还开批斗会,那女流氓还上去批……把我也捎带上了。何敏有口无心,我跟她说什么都告诉了那女流氓。他们把何敏装进一条塑料袋——刚到山西的时候,犯人死还有一日薄木棺材,到她已经没有了。

她死了以后我得了一场大病,一直发高烧。可是不许我躺也不许我坐,连退烧药也不给,因为我的案子在那里是最重的。何敏自己去了。丢下了她的老母亲和孩子。她在狱里给弟弟纳了鞋底,还用旧布拼拼凑凑给孩子做了几件衣服,不知有没有人取走。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伟大领袖去世了。劳改队一片悲声,哇哇的。或许真有人悲痛?我看这里边有两种,一种是表现自己;一种是想起了自己的伤心事,平日不许哭,今天借机大嚎一场。也有人笑。还有人做出要庆祝的样子。这批人倒霉了,批、斗、不问原案怎么判的,通通枪毙。我听说王申酋烈士就是那时候处决的,或许全国有一个统一的精神?

但逐渐地,已能听到一点风声。到了允许接见的时候,我妈来看我,悄悄告诉我,我的案子已经定了,是“错案”,让我谨慎再谨慎,千万别再说什么。

这些年,妈为我可苦了。吴德当权那时候,整个北京箍得紧紧的,一点风都不透。我妈说,我豁出去了,一个老婆子,怕什么?我就整日坐在法院门口,踢我打我就是不走:“我要我闺女呀!她是反林彪的,她没黑呀!”后来,她得了白内障,两只眼睛全看不见了。那次,她扶着我哥哥的孩子,翻山越岭,到榆次来探视。

我妈的头发全白了。

有一次,哥哥也来了。他说:“好好认罪,靠拢政府、争取从宽。”我一听就火了:“我没罪,你是什么人?给我滚,滚得远远的,我永远不见你!”哥哥很尴尬。看守朝我喊:“不许你这样对待革命群众!”我说:“什么认罪?什么从宽,让他好好给我赔礼道歉!”看守对我妈说:“看看你女儿有多嚣张,对你们都这样,对我们还不知怎么狂哪!你知道她判的什么?无期!什么叫无期,脑袋在肩膀上晃着哪!加刑会加成什么知道吗?”我妈吓得跪下了。我说:“妈,你听听他说的都是什么……”妈说:“他说的不对……”看守又喊起来:“你这老太太怎么也这么反动?”

哥哥从此就再也没来看我,考他的研究生去了。他读完博士留校了,现在在伊利诺斯大学教数学。

一九七九年三月,妈和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两位审判员一起到了榆次。他们是来给我改正的。释放的时候,读宣判词:“出于对林彪、‘四人帮’的无产阶级义愤……”我立即说:“我没有反‘四人帮’。”

妈把我接回北京。自由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那年已经三十三岁,只想找点书看,想把这十年来想过的东西清理清理。

但我总得吃饭。我不愿接受补助、接济,法院发给我生活费,外院给我助学金,全都拒绝了。我找了个地方教德文,一小时二点五元。为上户口的事,又和派出所行了一架。不是他不给我上,而是我拒绝上,因为他在“何处迁来”一栏填了“释放”两个字。我的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我说:“什么叫释放?我是平反,你知道不知道?”他说:“你这不明明写着无罪释放?怎么不是释放?”我说:“那‘无罪’呢,你怎么不填?”他说:“管你有罪无罪!”我不要户口了,后来法院出面劝我,才又上的。

当时,外院不接受我。我已经三十三岁,还是他们的学生么?哥哥在法院的朋友出面帮我联系工作,就联系他们主管的单位、工厂,那些地方无论多么缺搞德文的,一看档案都不要我。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社会学所,我报了名,交上去的就是上着铐的时候学《资本论》的心得,凑成一篇挺像样的经济学论文。

你问我德文怎么样了?虽然十三年没摸一本德文书,但在外校、外院养成一种习惯,也就是陈老总说过的“外语环境”——除了刷牙、睡觉,嘴就不许停,无论出操上课,甚至看球赛、逛商店,嘴上老得咕噜着,说梦话、记日记全用德文,整天咕噜,像个疯子,这叫童子功。

刚进监狱,那基督徒和乡下老太太都不爱讲话,我也没办法。忽然一天,远处流氓打架,听得清清楚楚。我特别兴奋,赶快练口语,把他们对骂的话全都翻出来了。看守训话我就边听边在肚子里翻。有了报纸以后,一边看一边翻,整版一字不落。十三年没断过,连铐背铐的时候,都用德文想事儿。

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

(文章有删节)

https://m.secretchina.com/news/gb/2017/03/20/817410.html
分享到: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评论

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理性交流,拒绝谩骂。

留言分页:
分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