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涩的收获:中国的“器官捐献”噩梦(图)

2017-3-17 19:17 作者:Ethan Gutmann/周洁编译 桌面版 正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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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涩的收获:中国的“器官捐献”噩梦
(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7年3月17日讯】2012年2月6日晚,当王立军突然闯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时,他的角色很独特。他要披露顶头上司薄熙来的一系列故事:薄家涉嫌谋杀了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吸走了重庆的公共资金,勒索当地的“罪犯”及“黑社会分子”。身为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也知道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参与了对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窃听,这意味着薄熙来与其他江泽民派系的人有可能正在考虑夺权,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面对北京领导层错综复杂的交接危机,大多数西方编辑把重点放在了海伍德命案上——这个肮脏故事中的“女高音部分”,这也是中共控制的媒体所推出的解读,几乎让一个更加险恶的故事溜了过去。(2012年)3月23日,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公开宣布:中国打算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然而,婉辞掩盖不了事实,2月6日晚王立军还披露了一个故事——这个党多年来是如何割取“政敌”器官的。

王立军的崛起和他的靠山薄熙来的仕途并进,这可以追溯到过去10年在中国东北的辽宁省。当时薄熙来任辽宁省省长,以果断、毫不留情的领导作风闻名。作为薄的得意门生,王立军负责指挥锦州市公安局及一家叫作“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的医疗机构。正是在这里,据2006年一项医疗创新奖颁奖典礼的官方报道,王立军监督了几千例器官移植的现场集约。

这里不是指亲人为所爱的人献出自己的一个肾,而是从被国家选定的个体身上手术摘取器官,移植给外国患者,也有中国患者,一个肾能卖到6万美元,一个肝脏9万美元,摘取的心脏、肺和眼角膜可能是季节性标价。一些照片显示:王立军身着手术服在给外科医生们讲解,一旁是一名患者躺在轮床上。以此判断,王立军是个亲历亲为的负责人。他在其获奖感言中说,他发现注射死刑后,囚犯的器官被移植到其他人身上令人精神“震撼”。

谁是这“外科手术”的受害者?那篇2006年的报道没有披露,但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并非一无所获。六年来已累积了证据,第一批流亡海外的医疗界证人最近讲述了中国的器官行业。2012年2月,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在多个中国网站上发现了王立军获奖仪式的报道,并于最近发布了一项有关摘取良心犯器官新的调查报告,发现了政治局里的核心罪人。要充分认识党面对这些指控的要害,有必要简要追述一下在过去三十年中摘取器官的发展。

根据中国劳改基金会著名异议学者吴弘达汇编的大量文档,中国政府早在1980年代初期就开始摘取被控谋杀、强奸及其它死罪的死刑犯器官。程序很简单:执行死刑后,由军医摘取肾脏,通常是在临时搭建的条件下进行。

到了1990年代初,据我采访的医务人员们介绍,那时参与的医院及这些程序变得普遍开来。一名医生生动地描述了1992年的一个场景:在广州市附近的一个刑场,停着该地区每一家大医院的特别白色面包车。他在医疗车里,任务是手术摘取一名刚刚被枪决的男子的肝脏和两个肾,子弹穿透了那人的心脏。这项任务在技术上简单,但在情感上很复杂。那名男子的脖子一圈还能看到被绳索勒过的痕迹,显示警方曾强力阻止这名男子在法庭上出声。因为这名医生还在中国行医,所以他要求匿名。

1994年时Nijat Abudureyimu在新疆一个特别的单位当警察,主要是看管政治犯。他第一次感受到摘取器官毛骨悚然的过程是听一位同事说的,那名同事碰巧听到了从一辆摘取器官医疗车里传出的尖叫声。来自同一地区的维族外科医生Enver Tohti回忆了1995年在一个刑场:一名囚犯被子弹射中了胸部,但那一枪不是为了杀死他,而是要让他的身体进入深度休克,把可能会影响器官摘取的蠕动和抽搐减至最小。在主管人员的注视下,他活体切取了那名男子的肝脏和两个肾脏。Abudureyimu在1996年与他们单位主管外科医生的讨论证实了Tohti的陈述。简而言之,活体摘取器官早在1994年前就已出现了。

1997年在新疆伊宁发生穆斯林示威后,政府在整个新疆进行了大规模镇压。一名维族护士称在镇压后大约6个月,发生了第一起一名维族政治示威者被摘取器官。该名护士要求匿名,但同意如果被传唤,愿意在美国国会前作证。该时间与一名年轻医生的证词吻合。为了给党的高级官员们寻找匹配的器官,他奉命开始在乌鲁木齐一家监狱的政治犯楼给犯人们做血样检查。这些政治犯并不在死刑犯之列,因此,在这里,一个主要的法律和道德屏障被悄然打破了。据这名也同意作证的年轻医生说,在1998年由军队的医院带头,从政治犯身上摘取器官的做法加速了。

之后,线索冷了下来,指控从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的证人证词和记录消失了好几年。

通过加拿大人权律师David Kilgour和David Matas及追查国际的努力,以及我对曾被关押在中国监狱、劳教所的难民和安全内部人员的广泛采访,我们可以共建出在后来十年里摘取器官的具体情况。

1999年7月,北京推出了对具有7000万修炼者的佛家功法法轮功的全面镇压。虽然当局原定要在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但是法轮功学员对“转化(即被强制公开诋毁法轮功)”的非暴力抵抗远远超出当局预料。由拘留所、劳教所、精神病院和“黑监狱”组成的“劳改系统”总共关有300万到500万人。到2000年底,里面关押的几乎一半是法轮功。但是,在党授权使用酷刑、强迫灌食、蓄意强奸、破坏家庭、任意使用精神科药物以及一些彻头彻尾的谋杀这些极端手段后,在所有囚犯中,法轮功的比例减至15%到20%(意味着在任何时候大约关有50万到100万法轮功学员)。这种攻击也催生了法轮功学员一种新的类型:他们内心坚实“无法转化”,其中许多人拒绝向当局说出自己的姓名。在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中,约有15%属于这一类。

在2001年秋天,党担心创造出太多公然的殉道士,他们派出军医对法轮功囚犯进行体检,尤其注重如眼角膜这些零售器官的检查。2002年秋季开始,甚至不再那么假装给予看似全面的体检,而展开了大规模的器官测试,包括数目不详的藏人和一些基督教家庭教派。

加拿大人权活动家Kilgour和Matas发现,在劳改系统里法轮功学员的出现与中国器官移植快速增加相吻合。反过来看,这些数字也表明,至2005年,比起被处决的普通死刑犯,多出了4万多个移植器官。根据我自己对那些“无法转化”类型难民的采访,从2000年到2007年,大约有65000名法轮功学员被置于刀下。

2007年后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是否还在继续,是否扩大到了对基督教家庭教会,这些仍在讨论之中。但普遍认为,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高峰是在2006年或2007年,在追查国际和大纪元时报公开曝光后,以及随后Kilgour和Matas的报告,迫使这种做法提早收场。也许还有另一个因素:一名受人尊敬的台湾医生焦虑地向我承认,他年迈的台湾患者移植过大陆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他大陆的同事们已经通知他,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杀法轮功学员取器官的做法将被搁置。

让我们返回到2006年王立军的获奖典礼:他施行那些让他获奖的手术时,器官供体还活着吗?考虑到设定的时间及强调防止器官受体的排斥反应,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虽然王立军看来更喜欢用注射致死的方式来了结。被操作的只限于杀人犯、强奸犯这样的死刑犯吗?鉴于事情前后背景,这极不可能;从劳改系统出来的难民们一致指向了辽宁省,如医大、苏家屯,尤其是大连,是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震中。薄熙来和王立军在建立其政治权力方面,很大程度与其镇压法轮功有密切关系,正如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4年前,追查国际的人员冒充党的调查员给一些中共高层官员打电话,试图证实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之事。由于他们无法用到(中共高层专用的)加密电话线,以及没有一个确实的官方调查做掩护,他们的调查严重受阻,仅仅获得一些被动的确认。每一位被接触到的官员都意识到在不加密的电话线上谈论摘取器官极不妥当,而且来电者很可能是冒充的。

2012年4月,追查国际再次做了尝试。一名调查员冒充原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用这个摘取在押法轮功练习者的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给薄熙来他们定罪,正当时”,来诱使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开口。李回应说:“周永康具体管这个事,他知道。”

在与前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唐俊杰通话时,该调查员还假冒中纪委薄熙来专案组的成员。当被问到“在摘取法轮功练习者的器官做移植手术这件事情上薄熙来做过什么相关指示吗?”唐回答说:“那个我分管这个工作。那个中央实际抓这个事,影响很大吗,联合以后。好像还是正面的。那个时候主要是常委会讨论啊。”之后唐感到了恐慌,问“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啊?你问这个问题我有一点……你在什么位置啊?”后来挂断了电话。

在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后,薄熙来追踪王立军带的手机,用警车包围了领事馆。据未经证实的报道,薄熙来还曾试图调动装甲战斗车辆,以进一步展示他的力量。3月15日,薄熙来被解除在重庆的职务。4天后,中国的微博上充斥着北京街头出现警力调动和装甲车的传闻。第二天,在搜索引擎百度上,一些被封的网络搜索突然解禁,格外显著的是“活摘”和“王立军活摘”这些词。3天后,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公开声明,希望在3到5年内停止使用死囚器官。

在黄洁夫的声明中禁忌犹存:里面没有提到政治犯和宗教犯。中国的官方媒体不提,甚至西方的自由媒体也不提。每个人都明白哪些线可以跨越,哪些不可以。当局的惩罚是明确的:因为调查劳教所,北京将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逐出了中国。

对这些事件通常的解释是:共产党已作出了集体决定,要擦掉摘取器官的事,掩埋掉在过去15年中任何尚存的证据,用这个模糊的公开声明表示过去从未完全承认的做法现在将被停止。这种转变是由恐惧驱使的。较小的担心是,中国的全球医疗野心将受到污损,特别是对利润丰厚的制药业和医疗检测行业。更大的恐惧是党的历史罪行将被暴露在世人面前,尤其是暴露在中国人面前。

(本文译自Ethan Gutmann于2012年发表在《世界事务杂志》(World Affairs Journal)7/8月刊上的文章,题为“苦涩的收获:中国的‘器官捐献’噩梦。”译文略有删节。)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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