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女性与革命婚姻(图)

无数热血青年幻想的“革命圣地”延安。（网络图片）

从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后到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前，属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团结抗日的大旗下，许多女青年怀着拥抱自由、献身革命的热情奔赴延安。然而，延安女性们又将付出何种革命的代价？延安女性又将面对何种无法掌控的命运？

据《史事》一书描述，这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女青年们，她们曾经是小姐或太太，但她们无限向往的是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在军事化的革命队伍里，她们最初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意气风发，自觉得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背弃家庭

孙铮，被称为“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其父孙泽余，安徽桐城人，科举及第，官至汉中道尹，正四品；叔父孙泽公，曾留学日本，出任冯国璋政府教育次长、陆军中将；姐夫张先举乃是雍正王朝军机大臣张廷玉之后。抗战爆发后，孙铮从北平第二女子中学回老家奔丧，借读安庆女子中学。她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1943年7月辗转到达延安。同时，她拒绝了家庭提供资金让她出国留学的机会。“大家庭有什么留恋的，连批评自我批评都没有！我不能要这些金银财宝！我要坚决走抗日的路！”

阎明诗，原在成都华西坝金陵女子大学读书，是时任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谋阎宝航的千金。她离开成都来到武汉，寻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她脱下一脚上那双进口的捷克皮鞋，因为它和革命者的身分不相称，又去理了一个露耳朵的短发，像个假小子。

孟于，十五六岁的妙龄少女，原在中华女子中学初中读书。她生来一副好嗓子，积极参加学校进步师生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队”，经常到街头、茶馆、集镇去唱歌演讲。她遭到父亲严厉的训斥责骂，没出嫁的姑娘怎么到大街上唱《丈夫去当兵》，成何体统？……孟于再也忍受不了旧家庭和社会的束缚，1939年7月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来成都招生，她毅然报考并被录取。出发前她给家“我们到我们向往的地方去了，请不要找我们……”半年后，她和伙伴们终于从宜川转赴延安。

温联琛，化名夏沙，时年只有14岁，是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政治系主任温崇信的独生女。抗战爆发后，其父温崇信出任国民政府江苏省太仓县、昆山县县长，安徽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受抗战的革命宣传影响，“在武汉时，夏沙曾从家里偷跑出来，准备到延安，在郑州被父亲的朋友从火车上把她拦截下来。到重庆，夏沙还要去延安，父亲不同意，但锁不住她，只好买机票让她去西安”。

据统计，1939年7月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时有学员近500人，出身多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亦有极少数的女工、农妇和家庭妇女。最大的41岁（1人），最小的14岁（2人），最大部分的年龄在20岁左右，覆盖全国21个省。其中：

知识分子占80％以上，工人占10％，农民占6％，其他4％。

大学程度的10％，中学程度的70％，其他为特别班的程度。

初到延安

初到延安的她们，感觉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神奇。城里的招待所或南门外的西北旅社，食宿全部免费。这时的延安古城还没有遭到日本飞机轰炸，城内一派和平景象。过集体军事化生活，是革命女青年体验革命的新奇的开始。

编入革命的队伍，穿上统一的制服，这些叛逆的女青年就开始了革命者的生涯。这些生长在村镇大家庭或城市殷实人家的知识女青年，首先改变的是身体，集体军事化生活炼就了她们青春健美的飒爽英姿。她们走在延安的街上，觉得手是自由的，脚是自由的，感觉到哪里都是自己的了，再也没有了曾经在那个中产阶级旧家庭里所受到的种种约束。一群群的青年男女，他们个人或几人的唱歌跳舞，毫不拘泥，毫不顾虑。曾经叛逆的斗争和长途跋涉的艰难，都兑换成了对于延安“革命圣地”的热情崇拜和万丈豪情。她们尽情享受着叛逆、解放、革命带来的无限畅美的最初体验。

刚到延安时，偶尔还能吃到大米、白面、猪肉，以后只能吃到小米、高粱米。一度给养供应不上，只能靠粗糙的黑豆过活。她们认为在精神上，却是最富有、最快乐的一群，她们唱歌直唱得地动山摇。这一段时期，被称为“两年红色浪漫的战时共产主义集体生活”。

她们很快就被整合成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分子，参加“战时青年训练班”，接受集体军事化生活的磨炼。每天早晨跑步操练、临时安排的夜行军和野外拉练，以及帮厨、修路、运粮、背柴，甚至开挖窑洞等体力劳动，使她们饭量大增。她们也居然吃得下三碗大米饭，这是她们空前未有的饭量。每逢劳动日，女同学像男同学一样踊跃地参加劳作。

文章称，用军事化的方式来锻炼她们的目的，是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她们必须抛弃传统闺秀和仕女的羞涩感，学会理直气壮、斩钉截铁，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在大庭广众之下，走上前台，发表言论，激起众怒或拥护。

革命婚姻

1939年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正式开学典礼，王明担任校长。号称创办中国女子大学，是革命的需要，抗战的需要，妇女自求解放的需要。“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抗战胜利之时。”1941年8月，中国女子大学接受命令，与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组建延安大学。女大突然停办，这既是精简机构，也是中共高层内部毛泽东与王明权力斗争的结果。

这些女学员在军事化、供给制集体生活中，磨炼出一副飒爽的英姿后，就面临着革命婚姻的命运。

在男女比例曾经30：1、18：1、8：1的延安革命队伍里，一个女青年不想结婚似乎是不可能的。面对这样的组织，女青年们很难再有什么选择的权利和可能。结婚要组织安排，是革命需要。然而革命队伍里的男人“爱了的时候，那种方式，将是十分粗糙，十分激烈，而成为带一点原始性的悲剧。”

延续苏区简单的婚姻条例，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虽然“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但同时规定“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这就为解除婚姻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为革命婚姻关系的解除提供了方便。

1938年8月，来到延安采访的陈学昭，看到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当初，她不爱他。晚上，他赖在她的床上不肯走。经过组织出面，她不得不接受革命婚姻。不久后的一天，陈学昭看到一个勤务员背着铺盖帮她搬家，便问她“那你到什么地方去呢？”她不好意思地回答：“为了工作的需要，我搬到……”她就这样地与他结婚了。七个月后，陈学昭又遇见了她，依然是前面一个勤务员背着铺盖，后面的她，眼睛哭得红红的，垂头丧气地走着。

“你搬家了？”陈学昭问。她没有回答……原来他们离婚了。她肚子大大的，怀着已经5个月的身孕。

据说，他已经厌倦了她：“妈的……滚出去！看你这个大肚子！我不要你了，我要讨个比你更洋气的洋包子！”他命令勤务员把她的铺盖拿出去，叫她快快滚蛋。

她没有任何方式方法可以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更不可能奢谈去惩罚他。她只能独自咀嚼着革命婚姻的苦果。

对生理现象的无知，与几乎没有什么避孕措施，很多离开父母、叛逆家庭的革命女青年都是稀里糊涂地怀了孕。延安的小米饭、南瓜汤、盐水煮土豆，妊娠以后难以下咽。有的孕妇反应严重，吃多少吐多少，吐完了食物吐胃液，吐完了胃液吐胆汁。经过几个月的折腾，即使是矫健的年轻女战士，也会变成病号。胎儿的营养全靠母亲自身储备，十月怀胎，待婴儿呱呱坠地，做母亲的臼牙开始摇动脱落，脸上出现皱纹，脑筋反应迟钝，达不到一个战士的素质要求了。

生产时，对这些战争环境中的知识女青年来说，有时甚至是生死考验。有的就直接在窑洞宿舍里生产，延安医疗条件最好的中央医院妇产科护理情况也极差，如陶铸的夫人曾志抬进病房后大出血没人管，一个护士也碰不到……

贺子珍，自从1928年5月与毛泽东结婚以来，井冈山上，长征途中，陕北延安，她“生孩子实在生怕了，十年生了九胎，现在肚子里又怀孕了”。她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以至于在抗大学习期间竟然晕倒在厕所里。后来她执意离开毛泽东，离开延安去苏联治病时，年方28岁。

贺子珍的孩子生下来后，就送给当地老乡，这对一个母亲的情感来说，无异于一种酷刑。“你行行好，喂些稀饭米汤……我，我实在没办法带她呀……”贺子珍说罢泪如泉涌。而毛泽东对孩子则闭口不谈，这让贺子珍更加难过。贺子珍觉得毛泽东骂她的话对她刺激最大的就是：“你政治上落后”，“你政治上不进步”。贺子珍怀有10胎，生了6个孩子，但只存活4个，其中三个孩子给了当地农民不知音信，只有李敏一人在苏联陪同贺子珍。

关于贺子珍在长征中的一次生产，相关的记述是血腥而凄惨的：

“产房”是一间用单层砖砌成的破旧房子，里面空无一物，没有床，没有锅，也没有灶。……主人已经不在。贺子珍只能躺在担架上分娩。同志们张罗着想烧点热水，可是没有柴禾，水井也不知在哪里……

……当时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警卫员吴吉清背着一个脸盆，是一物多用的宝贝，洗脸、洗脚、打饭、装菜、遮雨，轮番使用它。脸盆现在摊上了第六种用处。贺子珍十一点钟左右生下了孩子。第二天早上，用这个脸盆去打饭时，盆沿上还有血斑哩。没有现成的小孩衣服，就用旧的洗脸手巾把婴儿包起来……

贺子珍生下了这个女孩后，担架员便把她从房里抬出来上路了。贺子珍的担架上、衣裤上，还残留着揩抹不掉的斑斑血迹。

既没有给孩子取个名字，也没有留下任何将来辨认之物，贺子珍只掏出四个光洋，就把孩子交给了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均。当地老百姓为躲“兵灾”，已经走得是十室十空，钱希均和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找了很久，才找到一个瞎老婆婆，勉强把孩子送了出去……

遗弃孩子

当时延安条件困难，不是生下小孩就有托儿所。许多母亲为了给孩子一点营养，要自己养羊、放羊才能挤出羊奶给孩子吃。要到房后边拣煤核，才能烧起小炉灶给孩子做饭。“当初奔向延安的知识女青年们，都是怀抱着一腔救亡报国，改造社会的崇高理想和革命热忱，可以说，她们谁也不会想到自己叛逆了旧家庭和旧社会，来到革命队伍里还要回到窑洞，回到家庭，去带孩子。”

然而，革命对于革命者来说，总是第一位的。于是，就出现了将孩子送给老乡临时抚养或永久抚养的事情。可是，陕北老乡们家里的条件之简陋，又往往是出乎想象的。

1941年3月，韦荧在中央医院生育后，身体非常虚弱。她与艾青商量后，决定把孩子暂时托放在附近的一个老乡家，准备等自己出院后再接回来。一个月后，他们去接孩子时，“推开门，发现主人不在，再看炕上，婴儿身边放着一碗小米汤，碗里还趴着一只苍蝇。……孩子骨瘦如柴，显然是缺少营养的缘故。不几日，这个孩子终于夭折了”。这是韦荧与艾青婚姻中的第一个孩子。

石澜在抢救运动中生下孩子，令她最痛苦的是生下孩子后又被迫丢弃孩子。“1943年我生了第一个儿子以后，用乳汁哺育了将近一个月，当婴儿第一次向我发出天使般的微笑时，我是多么地陶醉啊！但就是在这时，上级却通知我，要我把婴儿送给别人，而且联系好了，送给王家坪附近的一户农民。因为舒同要到前方去，我必须随他同行。这是大局，我别无选择。当我把自己的幼儿，从怀中用双手托起交给一个陌生农妇时，我的心都要碎了。我这个年仅26岁的小母亲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昏倒在农妇的家门前。”

作者最后表述称，人类性别的存在是一种客观事实，两性之间从身体到精神心理上有差异是常态；相反，漠视差异的存在，简单追求男女的绝对平等，势必造成对女性肉体和精神的伤害。“给予不同发展需要的人，以同等发展的机会。”这是20世纪中国女性，包括革命队伍里的女性，前赴后继，浴血奋斗，付出惨重代价后能够到达的新见识，也是我们用以考察革命队伍里女性命运的一个坐标底线。

参考资料：

《革命代价：延安女性无法掌控的命运》

陈小雅《中国“丈夫”──毛泽东的“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