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 抗日将领一家的大灾大难 终因声讨“阳谋”而赍志以殁(组图)
抗日将领王瓒绪
抗战初期的四川省主席王缵绪将军遗像。
将军威名震蜀中，抗击倭寇胸有谋。
疏财办学留义举，乱世执戈亦英雄。
错将独裁视尧舜，误把赤诚献秦龙；
可怜家口皆为奴，而今仍是一冤虫。
我是“去了就不想走的城市”的成都人（据说这条广告词出于“创意大师”张艺谋之口，成都市人民政府整整花了几百万元），又是这个城市“解放”那年第一批参加革命工作的“翻身奴隶”。那时我是一家茶叶店的学徒，自然“热爱党和毛主席”。所以在工作上一贯政治立场坚定，敌我界线分，对“阶级敌人”从来不软手。没想到七年后我也成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一个货真价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份子”。
不知是三生有幸还是祖先积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竟和国民党要员一起关押在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这儿相当于北京的秦城监狱，没有点儿“功底”是进不来的。当时一同关在这里的有国民党中将、“川甘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周迅予，达赖喇嘛经师（名字记不清楚了），国民党抗日名将曾任四川省主席的王赞绪，以及一大批国府党政军要员。在那食不果腹的饥寒岁月，王瓒绪就活活饿死在这里。我常常回忆起这段往事，常常梦到这段往亊，如刺鲠在喉，不吐不快……
王瓒绪，这是一个英雄的名字！1937年卢沟桥事变，亲率第44军（编入第二十三集团军）开赴抗日前线，由川鄂大道出发东下，向宜昌集中，增援平汉铁路沿线。他作战英勇，指挥有方，为抗击日冠立下汗马功劳，堪称数一数二的抗日名将。
1949年12月14日，他在成都与刘文辉、潘文华等国民党军政大员发起通电起义。据说这之前的半年，他们就早早地与中共二野邓小平、刘伯承派出的代表谈判，【吴越按：是贺龙的政治代表杜重石将军(属牛的，今年100岁，仍健在，住上海)；详细经过，请参看吴越着《中共特使杜重石》，东方出版社出版。】商议“和平起义”一事。待国民党中央军从成都撤走西昌，王瓒绪将军立即披挂上阵，出任成都市“治总”司令，出面维特成都市面秩序，还颁布十二条杀令：凡抢劫、杀人、强奸、闹事、纵火、偷盗、趁火打劫者，一律格杀勿论。那插着“治总”旗帜的大卡军车，一天到晚在大街小巷来回巡逻，不几天真杀了几个抡匪，自此街市安静得像座古庙，没一个人敢撒野。
应该说，他为四川的“和平解放”和维护成都的治安秩序，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不知为甚么没捞着官儿，1950年共产党只给了他一个川西人民博物馆馆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合省后改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57年10月，却以“叛国投敌，偷越国境”之罪，先于我关押在“四川秦城监狱”。他经不住关押，更经不住饥饿，于1960年11月活活饿死在狱中，时年75岁。死前天天骂毛泽东是个大流氓，说话不算数；共产党是个骗子集团，专门整人害人……
我因主办民刊《往事微痕》，发起“五七人二代心路历程”专集征文，有右友谭显殷（原重庆团市委宣传部长）之子谭松，寄来一篇他采写的文章《一个将门后代的遭遇——王薇》，才知这位起义将领的遭遇比我们“翻身人家”更惨。他不但饿死狱中，他的十个儿子，除了老大是国民党44军军长，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1975年死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老三极右、老五——反革命、老七——极右、老八——极右、老九——反革命、老十（当时还是重庆大学三年级学生）也是右派。除老六在台湾、老二病亡外，其余的都成了“分子”。真是“将门出虎子”，一个个都“金榜题名”。
据他孙女王薇（即老三王大虎的女儿，现居重庆）在回忆中说：“祖父（即王瓒绪）1885年生于四川省西充县观音乡。幼年受业于举人，考取了秀才。他喜爱书法和诗词，也好收藏图籍。1908年，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杨森同学，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四川保路同志军”；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第五师师长；1928年改任第二师师长兼四川盐运使，驻守重庆达5年；1930年，创办重庆巴蜀学校；1932年，任刘湘部北路总指挥、第三路总指挥，助刘湘统一全川；1935年，任第四十四军军长；1938年，任第29集团军总司令，同年任四川省主席；1939年底至1945年，率第29集团军出川抗日，参加了随枣会战、第二次随枣会战、宜沙会战、滨湖战役、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战役；1944年，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任陪都卫戍总司令，同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任重庆卫戍总司令；1948年，当选第一届国大代表，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辕副主任、重庆行辕副主任、西南行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12月14日，在(杜重石的策动下)成都通电起义；1950年，任川西人民博物馆馆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57年10月，离境出走时被捕。1960年，在狱中去世。
祖父虽然戎马一生，是陆军上将，但他骨子里是个文化人，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孟之道的影响，他对故土有很深的感情，这也是他不愿去台湾的原因之一。1949年起义时他对共产党并没有认识，【杜重石是秘密党员，对外的身分是“袍哥大爷”，是“民革”发起人之一。】也没有接触，不了解。他只读过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读了那首词，他觉得他同毛泽东在孔孟(之道)上是相通的。但是，进入“新社会”后，他对共产党开始有所认识，并越来越不满：他认为共产党的一系列作法违背了中国的文化和和文明传统。连简化汉字他都十分反感，他认为文字是中华文化最基本的承载物，不能随意改变。1957年“反右”，他的友人纷纷中箭落马，比如，与祖父有“三同”（同乡、同学、同庚）的著名民主人士鲜英、曾作为统战对象的台盟中央主席谢雪红、云南起义将领龙云等都被打成右派，并在全国范围内遭到“口诛笔伐”。祖父对此非常愤怒，认为共产党太不像话，领导人政治品质极其恶劣。另外，他也感到大事不妙，他平时就爱发牢骚，从不隐忍忌讳，甚至直接骂共产党和毛泽东。此外，他还写了大量日记、诗词，对“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镇反、三反、五反等发泄不满。他觉得他也会步龙云等人的后尘，于是他决定出走。1957年10月，他以治病的名义来到重庆，召集了在重庆的所有家庭成员开会，当时我只有九岁，也跟爸爸去了。祖父是习武的人，剃个光头，红光满面，每天早上脱光衣服，练拳，噼噼啪啪周身拍打。他还信佛教，每天晚上盘腿打坐，身体和精神一向都很好。但是那一天晚上他看上去身心像是受到极大的伤害，他睡在床上，脸色很差，神情十分沮丧，也可以说是很绝望。他对父亲他们，包括他的几个夫人说：“从现在起，绝对不要说任何话，绝对不要提任何意见，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共产党马上要开始算账了。”那天晚上大家在一起吃了晚饭，但气氛很沉闷，吃完饭各自就回家了，祖父住在解放西路，我们住在七星岗，我记得那晚还下了点儿雨。
祖父当时对反右的恶劣性质看得十分清楚，所以他决定不再呆在这个国家。但是他想得很简单：“我本来就不是你共产党这一派的，当初我是自己选择留在这儿，现在我看到你这些作法，不愿再呆在这儿了，要离开你。”但此时是轻易能离开得了的吗？他不是选择到台湾，因为，曾经对他寄予厚望的蒋介石在1945年后对他很失望。他写过一份万言书，希望国民党改革，万言书公开发表在成都的《新星新闻》上。【吴越按：可能是《新新新闻》】祖父以72岁的高龄出走，在深圳被抓，以“投敌叛国”罪被关进监狱，六十年代末死在狱中。
王薇说，她的父亲1927年出生在四川资中县，当时她祖父是刘湘手下的一个师长，驻扎在资中。他的生母（即她的祖母）王璋玉是祖父的第三房太太。小时父亲就读于祖父创办的巴蜀学校，中学时父亲受同学应薇和夏瑞阳的影响，热爱上了戏剧。应薇是著名戏剧艺术家应云卫的女儿，应云卫曾导演了《桃李劫》、《八百壮士》、《生死同心》等优秀影片。夏瑞阳则是重庆国泰大剧院总经理夏云瑚的儿子。
1943年，父亲不顾家里的反对，考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前后学习了五年。很多人都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要选择戏剧。当时祖父身居四川省主席，陆军上将高位，完全可以为他提供很多很好的人生选择。但父亲偏偏选择了戏剧作为终身事业，而且一直走到底，至死不悔。
1949年，父亲以万分的热忱和激动迎接重庆解放，并以为一个自由而广阔的艺术天地展现在前面。如他在《加紧学习，彻底改造》一文中写道：“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也就是人民文艺的胜利！今天，是一个新的起点，新的开始……漫漫的长夜总算过去了，在过去的那段日子里，我们是生活在愤怒与苦难之中。不能自由地生活，不能自由地工作，不能自由地说出我们想说而又应说的话，不能自由地去做我们想做而又应做的事……感谢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感谢一切热烈支援前线的解放区的父老们，让我们热烈地拥抱一次吧！”（1949年12月4日《新民报日刊》）
（注：当时重庆的一大批文人、艺术家们都写了热情洋溢的文章，如美术家汪子美的《学习进步迎解放》、作家黄贤俊的《呵，重庆，你解放了》等等。但后来这些文人、艺术家们要嘛劳改几十年，如汪子美，要嘛被迫害至疯至死，如黄贤俊。）
少年王大虎
1951年，父亲当选为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重庆分会的常务委员兼创作研究部副部长，部长是汪子美。但是，在接下来的1952年，父亲只发表了两篇文章，除了身体原因外，重庆可供发表影评的阵地越来越少。
1957年，父亲的“右派言行“有几条：一是他在1955年说过：“胡风这个人嘛，就是说话刻薄些，怎么是反革命？”二是他在《红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左右左》，认为解放后中共的政策时而左，时而右，一会儿狂热，一会儿又纠偏。三是认为大鸣大放就是引蛇出洞，拿肉诱狗。
在斗争他的会上，父亲不断辩解，他甚至哭了。但是，他越辩解就斗得越凶，越辩解就使自己的罪行越严重。于是，在批斗会上当场给他升级——从右派升为极右！后来又宣布他是反革命——反革命是受祖父的影响。
本来对父亲的批示是“开除公职，送去劳教”，但由于父亲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对他的处理改为：“开除公职，由当地居民委员会在政治上加以监督。”
1958年4月，父亲从文联宿舍搬出来，独自住进七星岗一间只有七平方米的非常破烂的阁楼。父亲的劳动是纳鞋底，双手分别拿着锥子和钢针，锥子把鞋底锥穿，钢针把线穿过去，然后双手同时用力拉紧。一只鞋底要纳近千针才能完成，报酬是一角五分钱。这种“劳动改造”摧残知识分子做人的尊严。还有，在经济上把你打垮，让你觉得连生存都困难了，你还有甚么理想、甚么主义、甚么思想？一切都没有了，一切都不去想了，只剩下活命了！
父亲在纳鞋底时用力过猛引起剧烈咳嗽而大吐血，于是就安排他为其他右派每天清除渣滓记数，后来又在街道开办的印字社里往衣服上印字。
除了劳动，“管制分子”们每天还得在“学习会”上深刻认识自己的“罪行”。最初，他没认识到自己为啥有罪，总是讲，我从来都是对共产党忠心耿耿……但无论怎样都过不了关，他感到很委屈。后来，经过一百次、一千次的“学习”和批判，父亲开始批判自己，诚恳地承认自己有罪——出身在剥削阶级家庭就是罪过。就这样，你觉得自己有罪了，管理干部才认为你开始自觉改造了。
青年王大虎
在“监督改造”的6年间，父亲有一件事从未停止过——他坚持有戏（或电影）就看，看完就写评论，不过，他再也没有公开发表文章的权利了。另外，他同祖父有同样的习惯——坚持每天写日记，而且非常详尽具体。父亲的这些日记和文章，在1966年文革即将开始时烧掉了。据寄存父亲遗物的张阿姨回忆，有半个多月他们煮饭没用过煤炭或柴火，全部烧的是父亲的日记和那些未能问世的影剧评文章。在那三年大饥荒时期，祖母和二伯父相继去世了。我的祖母是活活饿死的。抗美援朝期间，祖母捐献了大量金银首饰用于购买飞机，这件事曾被编成歌谣广为传唱。祖父的“事发”后，她即被判为“管制”强迫她去拉人力车等重体力劳动。没得吃的，她很快水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住进医院。父亲带我去看她，医院的护士知道她是“管制分子”，对她非常凶，冲她厉声呵叱。父亲知道这种状况，为甚么还带我去？后来我明白了，父亲是有意识地要让我记住那最后的一幕！那是1960年，祖母58岁。
王大虎之母、王瓒绪之妻王璋玉。
多年后，我在台湾的叔叔回来，得知祖母的情况后，十分震惊：王缵绪的妻子居然是饿死的！不说别的，仅捐献给共产党的巴蜀学校（现在它是重庆市第一流的重点中学），当初就是王家花几十万银元创办的。父亲的身体也江河日下，他似乎有什么预感，在他35岁生日那天（1962年5月17日），他专门去照了一张相，并分送给所有的亲属。
1963年9月9日，街道负责监管右派分子的干事告诉他，根据他的表现，最近将摘掉他的右派帽子，“你一定要争气。”干事说。父亲听后欣喜若狂，他认为摘帽后就可以重新工作了——那是他6年来苦苦奋斗的目的。6年来，父亲很虔诚地想通过自身的努力，积极劳动，好好改造，摘掉帽子后继续从事他最喜爱的戏剧研究和写评论。父亲真是天真到了极点，他不知道这是共产党强加给他们的罪名，不知道这是政治上的阴谋，以为是自己说错了几句话，现在就用劳动来赎罪，大口大口地吐血也坚持劳动赎罪。
9月初的重庆，天气十分炎热，父亲心头更是火热，他激动万分，立马过江，要把“即将摘掉右派帽子”的重大喜讯告诉他的亲人。在南岸野猫溪上岸后，父亲沿着陡坡往山上走。突然，他开始大口吐血，当即伏在一块大石头上。几个过路的人见事不对，赶紧将他抬到附近的第五医院。
但是，父亲已经永远走了！
他带着他“摘掉帽子，再写剧评”的梦想永远走了。
第二天，慈云寺的柴火把一切都化为灰烬……”
王大虎35岁留下最后一张照片。（以上皆为网络图片）
往亊七十年，血泪斑斑。抗日名将今何在？遗骨不存化灰烟。一帮儿孙皆受罪，千古株连休提起，休提起，提起来珠泪阑珊。是背信弃义？还是不讲诚言？是滥杀无辜，还是巩固铁权？刺刀下的繁荣，太阳升起前的一座冰山！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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