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所未闻 文革中亲遇十余种惨烈“自杀方式”(图)

2017-3-4 08:43 作者:顾土 桌面版 正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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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悲剧是中共对中国人民欠下的,永远无法偿还的血债(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7年3月4日讯】如今,40多年前的卞仲耘校长之死能再次引起人们的反省、争论、辩驳,这说明文革在中国人心里的阴影是任何势力都不可能抹去的。卞仲耘校长是他杀,他杀在文革中是一股风潮,有的死在群众的棍棒下,有的死在专政机关的枪口下,有的死于两派武斗,有的死得不明不白。在文革中,自尽也是一股浪潮,席卷全国。那时的自尽,既不像陈天华,也不似王国维,连阮玲玉式的自杀都不属于。其实都是他杀,因为是逼不得已,实在走投无路。

他们被逼自杀

说起自尽,我深有感触,因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段岁月里,我几乎每天遇见一起。

1966年6月,我去北京工人体育场游泳池游泳,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从馆顶一跃而下,摔在我的面前。他好象生前特意穿上整齐的中山装,然后以死明志。我惊恐地盯着他的尸体,他的左脸贴在地面,压着一滩血迹,两条腿呈扭曲状。

我父亲带我和弟弟去北京东直门外放鸭子,那时出了东直门就是一片水塘,我独自赶着鸭子往芦苇深处走,不料,一具尸体浮在眼前,脑袋肿胀得奇大无比,皮肤被水泡得惨白。

自尽,最后还轮到了我的亲人。1966年9月中旬,我在父亲的抽屉内发现了一封发自上海嘉定县公安局的电报,称我的祖母9月8日在嘉定娄塘镇一池塘自尽,遇难时还不到60岁。谁知到了八十年代初,嘉定县检察院和法院又怀疑这是一起他杀事件,理由是我祖母从北京带回嘉定老家的一笔钱无影无踪,另外,她投河为什么不选择附近的一条深深河流,却偏偏去了路途稍远的浅浅池塘?

我当时知道的各类自尽,最难忘的还有这样几位。

邻居蒋荫恩伯伯,他家住二层,我家住一层。那时他是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副主任,毕业于燕京大学,在美国密苏里大学从事过新闻学研究,曾经是《大公报》的名记者,还先后当过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教授。抗战时期,蒋伯伯的文字激扬,名重一时。八一三淞沪抵抗,他坐车东奔西跑,四下采访。车行经大世界时遇上红灯,大家都在那里耐心等待,而天上飞机轰鸣。此时他也不知哪来的预感,忽命司机猛闯红灯,一路狂驶,随后一颗炸弹落下,红绿灯四周的人全部丧生,唯有他们幸免于难。听说了这个故事,我的感慨是,那时的人居然如此遵守交通秩序,战火纷飞之际也不忘红绿灯;蒋伯伯尽管预见了炸弹,却没有预料他会死在自己所向往的时代。1949年10月1日当夜,他从美国毅然返回祖国参加建设,不想,最终等待他的却是不幸,自缢身亡。

同班同学的父亲孙泱,人民大学当时的副校长,曾在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因而被说成是日本特务。他的自尽也很惨烈,因为关押他的地下室内没有任何可供自杀的工具,他就把床单拧成一条,捆在暖气管上,一端套住自己的脖子,可是暖气管道很矮,所以只能使劲向下,自己勒自己,活生生将自己的一条命勒死。但也有不少记载说他是遭群殴致亡,尸体解剖还发现他腹内空无一物,或许是饿死亦未可知。其实这也正是那时非正常死亡的一种常态,既可能打死后伪装成自尽;也可能是被打得难以承受,以致自我解决,一死了之;或是饥饿加伤害,导致最终病死。

北京师范大学的名教授刘盼遂夫妇就是如此,被发现时他们双双的头部都沉浸在水缸内,于是,有人就推论出他们自行将头沉进水缸以自尽,可另外有人说亲眼见他们不断被毒打,肯定是被打杀后凶手们刻意装扮出一个自尽的现场,蒙混视听。孙泱夫人,也就是我同学的母亲石琦阿姨,相貌和风度特别出众,每次见我叫她,都是淡淡一笑,印象至今不忘,据说她也曾因丈夫的罪名屡遭摧残。孙泱的两位公子极其聪明,我的同班同学孙名文理科俱佳,他的哥哥孙宁,与我同年纪而不同班,一身艺术家气质,老是在那里忧郁地拉着小提琴。他们兄弟俩总给人一种心理负荷极为沉重的感觉,这也难怪,他们的祖父1927年“四一二事变”时被腰斩于上海;他们的父亲死于非命;他们的姑姑孙维世死因不明,只剩下一身的伤痕,而且头部还插进一根钉子。每每回忆起孙氏兄弟,我不能不想起他们的那位祖父孙炳文,若九泉有知,这位中共烈士看见遗下的一对子女死得如此悲惨,会做何感想?

语文系的讲师李尚公自杀的方式恐怕空前绝后,这是我父亲和周围长辈们经常说起的一个故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在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以后,李尚公将一根通火炉用的通条烧红,然后刺入胸部,其自尽之法可谓惨绝人寰。在那根通条刺进时,他要忍受多大的痛楚,实在难以名状,如果没有天大的悲愤,谁敢选择这样的死法?

一门悲剧的尚钺

我家的另一位邻居,也是我后来读大学时的系主任尚钺,尽管他一直熬到文革后才去世,但终其一生都与非正常死亡相联系,真是满门悲剧,不忍回想。

有一天,忽然传来尚钺夫人在洗澡间悬梁自尽的消息,她只是历史系的一位教师,燕京大学毕业,为什么会自尽,众人议论纷纷。我记得她平时温和平淡,不料却有如此剧烈的举动。不久,又有长辈来说,尚钺的二儿子在长春被刑讯逼供致死,也有人说是自杀。这个儿子当时在吉林工业大学任教,从小就随父亲参加中共组织的革命活动,以后考入西南联大先修班,再考入清华大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还当过一个地方的团委书记,最后落脚于吉林工业大学。文革中他和妻子双双被指为特务,说他们用无线电给敌人发报。尚公子白天站在高台上举着沉重的牌子受批斗,台下有人用大棒猛击他的脚踝,晚间还要继续被工宣队、军宣队严刑审讯,断气以后又说是自杀。文革结束,他被平反,说是冤案,可是怎么死的,凶手是谁,如何处置,却没了下文。

这位冤死的尚公子是尚钺先生的前妻所生。尚先生的前妻和妻舅是中共苏区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一个是妇联主任,一个是区委书记,肃反时都死在苏区政治保卫局的枪口之下,也有说是屠刀的。同时被屠戮的,仅河南罗山就有1500多位有名有姓的中共党员。尚钺和这位前妻育有三子,大儿子死于颠沛流离之中,二儿子,就是吉林工业大学的那位,死于非命,第三个,不知所终。等我读大学时才知道,尚先生出身于河南罗山的名门望族,曾在北京大学英语系读书,是个文学青年,早年的小说《斧背》、《病》很有名,颇受鲁迅的青睐;以后又以历史研究闻名于世,1949年之后因为历史观点不合时宜,一直饱受批判。他1927年加入中共,发动过农民暴动,当过中共满州省委的秘书长,在宁夏发展了当地第一批中共党员,不断因革命被捕,又不断因意见不同而被开除党籍。我想,那样的出身和素养却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一生与悲剧结为因果,恐为注定。

尚钺先生一门惨剧,其悲哀在于,牺牲的亲人都不是死于敌人之手,而死前连一丝挽救的余地也不存在;可他和孩子尽管也曾被敌人多次逮捕,但都能顺利保释,一次次化险为夷。这也不能不引人深思。

还有一位老太太的自杀,也让我不能忘怀。记得我随着人群冲进那一家的洗澡间后,看见她正躺在浴缸内。她是在洗澡间屋顶的水管上吊的,绳子断后,尸身落在浴缸里。她的胸前挂着一个小布袋,人们拿下布袋,发现里面存放有户口簿、粮票、粮本、布票、粮本、工业券和购货本。我听大人们猜测,可能是老太太因为儿子和儿媳妇都被关押,而她又接到红卫兵遣返原籍的勒令,眼看孙子无人照看,只得以死换回儿子的释放。她临自尽前害怕死后家里混乱时丢失了那些票证,儿孙丧失了生活供给,所以就想出了这么一个法子。这个故事后来又被传为,老太太死不瞑目,直到孙子拿到那些票证,她才合上了双眼。

我生长的那个大院,最早叫铁一号,就是铁狮子胡同一号,后来改为张自忠路三号、工农兵东大街三号、地安门东大街三号,最后又回到张自忠路三号。这个大院那时非正常死亡不断,尤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盖起的三座红楼,洗澡间和厕所上端都有粗粗的水管从明面经过,特别适合悬梁。我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少年时代,心理留下很重的阴影。近20多年来,铁一号的那些长辈去世,无论曾经多么熟识,我从不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或追悼会。我不愿意再从那些已经安详的音容去回想一个刻骨铭心的时代,那个自杀的时代、非正常死亡的时代。

如今数起来,我所知道的自杀之法,大概有10几种之多,有的方式,简直闻所未闻,为了踏上不归路,居然能够想出无比惨绝的方式。那时的自杀,都是逼不得已,只要还有一线生机,还剩一丝尊严,谁也不会如此决绝。江青是文革无数自杀的根源之一,但她最后也选取了这样的方式,算是为文革自杀画上了句号。

从自杀看中国

在我成年以后,周围的自杀就不同了,起码以我的眼光看去,都不属于迫不得已,但照样前仆后继,幼时的伙伴、读书时的同窗、插队时的熟人,纷纷一死了之。自尽的原因被认为是患有抑郁症。

有一位女生,自幼就是我家的邻居,谁曾想,她长大成人后,考大学没考上,直接进了机关,老是认为领导不重视她的意见,最后以自杀博得了领导的另眼相看。还有一位我在人民公社劳动时的熟人,那个时代的积极分子,真心真意地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改革开放后总怀疑四周变“修”了,结果郁郁寡欢,拒绝一切象样的物质生活,最终不得不选择死亡为他眷恋的那个时代殉节。另一位也是我自幼的伙伴和邻居,不知为什么,在他眼中,周围的人越来越像小丑,整个社会活像是个荒诞的舞台,他每天神神道道,常常低着头自言自语,终于以真实的死亡摆脱了荒诞的存在,离开了丑陋的现实。

不过,他们的自尽都已经回到了我们比较熟悉的那几类方式:坠楼跳崖、自缢投水、服毒割腕。前些年发生的富士康自杀连环事件,虽然我不认识死者,可是他们选取的死法,我再熟悉不过了。

抑郁症,我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才知道的。过去有没有抑郁症,我未曾调查,不便发言。即使有人内心深处患有此症,恐怕也没有机会发作,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不是批判别人就是被别人批判,忙得不亦乐乎,哪有时间抑郁?或许有人真正的原因确实死于抑郁,但那个时代这样的死因本身就是罪过,所以,结论无不归于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

文革结束后,经过那么多的急风暴雨,全国人民都应该接受心理治疗,无论整人的还是被整的,不管批人的或是被批的,在心理上多多少少都有毛病。可惜,当大家还没有意识这一点。其实,即便大家认识到这种心理疾病,也无可奈何,哪来那么多的心理医生啊。那时不要说文革,就是唐山大地震,人们也只知道“地大震,人大干”,想都没想过自己还能落下什么心理的病根。文革造成的心理疾病是如何影响文革后的,似乎无人在乎,他们的心理疾病是否又传给了下一代、再下一代,也好像无人关心。或许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今天有那么多的抑郁症患者,有那么多的精神病人,还有无数心灵扭曲的人,与文革是一种什么样的因果关系。

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的自杀,带有浓重的中共时代特色,人格受到侮辱,环境不断威逼,很多人实在难以苟活,可谓逼不得已。自80年代以后,抑郁症又弥漫全国,造成各色人等于不知不觉间选择了一条不归路。最近数年,宜黄钟家血案那类的自杀原因不时被暴露出来,显示出普遍的深层问题。在这些自杀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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