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死亡降临,这两种选择,你会怎么做?

两位老太太来自同一间病房、相邻病床,为了尊重隐私,姑且叫她们19床、20床。她们年龄相仿,一位78岁,一位81岁;病情相同,患晚期肺癌3年,一位发生脑、纵隔及淋巴结转移,一位则是肝转移;治疗都尽了力,不再适合手术、放化疗,就连分子靶向治疗也找不到合适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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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床是一位大学教授,因脑水肿入院。治疗后,脑水肿消退,我告诉她女儿莉(化名)可以出院。莉很吃惊:“癌症呢?不治了?”我委婉地表达了再做癌症治疗已无任何意义、病人进入生命的倒计时、爱她就回家陪伴她等几层意思,但莉的态度很坚决:“病治不好,绝不回家!”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家属的偏执。后来,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莉今年52岁,定居澳大利亚。3年前,因为母亲患癌,她辞了工作回国。她带着母亲到处看病,自己也满世界跑,曾跑到国际肿瘤会议会场,堵截一位美国专家。她看了许多医学书籍,一旦有什么新技术、新药物,就如同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但专家的答复全是否定。莉并不气馁,她听说有一种“海参疗法”,可以抑制肿瘤生长,便从美国买回上好的海参。每晚,她在家炖好,次日清晨用保温桶拎进病房,让母亲喝光。那段时间,这对母女总在病房吵架。一次,19床偷偷向我求援:“莉天天逼我吃海参,不吃完就不许我吃早餐,还说是为我好,可我吃完浑身发热!”在我和一位中医的劝说下,莉只答应减少频次,隔一天吃一次。

一个月多后,19床发生多器官衰竭、呼吸困难,被转入呼吸内科病房。当时,她明确表示,不希望用呼吸机,不想受罪,更不愿浑身插着管子闭眼。但莉不同意,也不理解。很快,19床不再说什么,因为不能再说话——她的喉咙插了气管,面部罩着呼吸机,鼻饲管、导尿管等爬满全身。

端午节的中午,昏迷数日的19床来不及留下一句话,走完人生路。可是,莉不允许拔管,坚称母亲没死,胸口还有起伏。医生解释,那是呼吸机未撤的缘故。我被莉叫到呼吸科,她让我一遍遍地听听诊器。我说:“我用医生的名义发誓,心跳停止。”她不信:“你用母亲的名义、女儿的名义发誓!”最后,我照做了,她才同意拔管。此时,19床已死亡两三个小时,嘴巴僵硬地张着,热敷后才能闭合。

看着殡仪车带走母亲的遗体,莉抱着我痛哭:“金医生,我错了!我后悔没有带妈妈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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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20床的故事就简单得多。她是一名省直机关退休人员,因血性胸腔积液入院。我为她实施了穿刺引流,抽取积液,然后打了些防粘连药物,就建议她回家。她和两个女儿欣然接受。

出院后,她住到小女儿家里,每天还和大女儿通一通电话。除了呼吸有些困难,她的状况还不错,食欲正常,有时候早上出去晒太阳,晚上在小女儿的陪伴下散散步。偶尔睡不着觉,就吃一颗安定片。

这样的生活,她很知足。关键是,她的人生还在继续……理性接纳医学的局限性

作为医生,生老病死,司空见惯,但发生在19床和20床身上的事,令人唏嘘。

很多时候,我们把老、弱、死都医学化了,认为它们只是又一个需要克服的临床问题。然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医学也是有局限性的。

无论怎样小心翼翼地措词,仍有很多人觉得这个话题太残酷,如莉一样,会联想到这个社会准备舍弃病人。对于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来说,在监护室里度过生命的最后一程,完全是一种错误。虽然技术可以帮助病人在失去意识和连贯性后维持他们的器官,但过度的干预反而增加了对患者和亲属的伤害,让患者与临终关怀擦肩而过。

当然,有病人的原因,也有医生的原因,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拒绝接受生命周期的限定性,我们的末期病人才会成为无效治疗和精神照顾缺失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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