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包括新闻通讯、特写）都强调真实性，中外概不例外。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但是，我目睹新闻报道中的“克里空”现象，还是不少，有时自已还是参与者。早在五十年代末发展到令人惊讶的地步，甚至严重违背科学、违背客观事物规律。“大跃进”时高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作为口号勉强说得过去，但作为新闻是不允许的。湖北孝感水稻亩产20万斤，赫然出现在全国各大报刊载，还附有照片，人站在稻穗上故作姿态。试想20万斤稻谷平铺在一亩地的面积上，都有几尺厚，怎么长出来的？但在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任何疑问。
到“文化大革命”时，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和虚假现象发展到顶点。几乎所有的新闻（也包括文章），导语上都冠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红旗猎猎，东风劲吹，凯歌频传”、“一派莺歌燕舞”等等词句，现在回忆起来，都令人哑然失笑。自己也不例外，无意中卷入了这个“英雄辈出”的年月。
年四旺是中共一个大典型的战士。（网络图片）
1966年12月31日，山西大同市发生了一起解放军战士年四旺抢救列车的事件。年四旺所在部队是总后直属某工程兵部队。总后副部长张令彬接到电报，批示派人去调查。回来说，是个蔡永祥式的战士，是个大典型。于是派人写，去深入调查。
在大同住了近一个月，作了一些调查。事情是这样的：年四旺回连队时，发现铁轨上有块大石头，他便搬开了，这时列车正在通过，被气浪冲倒，有脑震荡现象，认为是蔡永祥式的战士，应当予以宣扬（《大同日报》已作报道）。当时被打倒的邱会作已重新回到总后掌权，全军后勤系统直至连队以邱划线，凡是拥护邱会作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是个机会，总后的几个跳梁小丑认为是后勤从未有的大典型献出，邱会作签发报军委办事组，邱会作本人就是军委办事组成员。这样对于邱会作无疑是脸上贴金，大捞了一笔政治资本。
总后决定要大宣传，写通讯、拍电影等等。四月份又派我和王宗仁及《解放军报》记者马真划等人再次赴大同调查，同时写一篇通讯。我们到连队时，首先被问到是“姓邱还是姓李”（指总后政委李聚奎），甚至我们到连队和战士谈话也有人跟踪。我们表示，我们只是来了解年四旺，不谈“文化大革命”。
年四旺是入伍不到一年的战士，平时表现也不是很突出，挖掘他的英雄事迹有些难度。但我们是去写他的事迹的，就在和年四旺的战友的谈话中，不断筛选、升华（拔高），甚至演义，拼凑出一些事迹来。从发表的通讯、日记、故事中，可以看到主要是学毛主席著作。比如，年四旺思想精华“一闪念”，就是我们几个人在招待所房间里侃来侃去侃出来的。有的说“一瞬间”“一闪忽”，最后侃出年四旺狠斗“私”字“一闪念”。其实，什么叫“一闪念”，年四旺本人也不懂，他只有初小文化程度。后来“一闪念”竟成为全国流行的时髦话。
再回头来说年四旺搬掉的石头，有七十多斤重。据大同铁路局公安处负责人讲，放石头的是一个傻子，他要搭车，所以放大石头让列车停车。而且这块石头并不会颠覆列车，因为车头设有扫除障碍的铁杆。年四旺搬掉石头，确是出于维护人民利益，但如果如实写，说放石头的是个傻子，意义就不大了。最后我们写成一篇通讯《心中只有毛主席》同时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我分工写救火车这节，先写了二段“大好形势”这些套话。第三段年四旺在市里办完事回连队，虚构了他愉快地唱着语录歌，边唱边走。然后写434次列车载着胜利、红卫兵飞驰而来。接着两段写年四旺搬石头：
“年四旺一双锐利的眼睛注视前方。他突然发现铁道上有一个行迹可疑的人。再细看，钢轨上放着一块石头。年四旺脑子里一闪：在这阶级斗争深入发展的时候，在新年前夜，阶级敌人阴谋颠覆列车……他大喊一声：‘有人破坏！’立即奔过去，一把抓住那个家伙，和他厮扭起来。这时候，列车高速度地冲着九号桥疾驶过来，越来越近，离大石头只有30米了！”
“在这危急万分的刹那问，一个洪亮而又亲切的声音在召唤：‘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毛泽东思想指挥战士冲上去！年四旺热血沸腾，全身充满力量，满腔的阶级仇恨凝成一拳，狠狠地一击，将那个家伙打下了路基，然后冲上铁道，迎面朝火车冲去。巨大的车头、浓烟、强光、气浪，向着年四旺压来，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刚刚搬开那块沉重的大石头，黑压压的火车冲到身边，年四旺被撞倒了。”很清楚，这两段一些情景是我虚构的，不虚构不能完成任务。“他大喊一声：‘有人破坏！’”、“和他厮扭起来”、“一个洪亮的声音在召唤”、“狠狠一击”、“将那家伙打下路基”等等情节，都是想像虚构出来的。即使后来说年四旺醒来后第一眼认出毛主席，也是护士们凑在一起回忆时讲的，他写的“毛主席”，原稿我也没看，只是听说他写过而已。
通讯最后倒数第三段：“一位老矿工，眼里闪着泪花激动地说：‘又一个蔡永祥，又一个毛主席的好战上’。”这纯粹是我编出来的。后来定稿时，大家说这一节写的最“精彩”。
以后着实宣传了一番年四旺，邱会作自然得意，还把年四旺拉上天安门城楼，和林彪一起照了像。原来那个M又摇身进了年四旺宣传办公室，指手划脚，好像他就是年四旺了。
有趣的是当年国庆节，把年四旺的父亲从安徽请来北京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年四旺见面。大家都想听一听英雄的父亲有什么豪言壮语，记者们也捧着本子等待记录。年四旺的父亲对儿子说：“肥儿，这回你好了，名利双收。”弄得在场的人啼笑皆非。
报告文学可以依据当时当地的情景，人物的个性，虚构或描写一些细节。新闻通讯，我认为必须是一是一，二是二，只有七分，不能写成十分。年四旺搬石头是件好事，值得表扬。但作为一个英雄典型，显然就是人为地拔高了，严格地说不真实。我们处在那个年月，也脱离不开“高大全”的窠臼。多年来．我每当想到写年四旺这篇通讯和写他的故事时，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无可奈何的感觉。年四旺后来转业留北京工作，我见过他一次。听别人说工作中也没有表现出什么英雄本色，人们也渐渐忘记了风云一时的年四旺就是他。
“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新闻和文学都走过一段可叹的曲折的道路。那是一个疯狂的年月，一个颠倒的年月，大趋势如此，个人无法逆转。
编者注：
原文作者张均杰（1930年～），笔名李天，江西上犹人。早年从军，大学本科学历，当过记者打过仗，毕生从事文字工作。散文、小说、戏剧、电影均有涉及。
（本文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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