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误入大陆” 台湾人一生自此骤变(图)
人生有时会在一个偶然的瞬间骤然改变（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7年2月25日讯】人类社会是由数以十亿计的小人物组成的，每一个小人物的命运与坎坷都不太一样，都是社会某一个侧面的反映，所有小人物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人类大社会。作家冯骥才曾经为我们大家介绍过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00位小人物，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只要看一看这100个人的不同的故事，就会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有个大概的了解。本人不才，文笔拙劣，平日靠计算机软件开发谋生，是个码农，写不出妙笔横生、引人入胜的精彩文章，只好平铺直叙、枯燥乏味地给大家讲一个我身边的小人物的故事。我相信，列位看官身边大概没有类似的人物。
林先生不姓林，名字是虚构的，故事是真实的，是我的亲身经历。
林先生于三十年代出生于台湾，整个家族好几代人都生活在台湾。日本统治台湾50年，台湾上层社会的人全都懂日语。林先生的母语是日语，不过他很有语言天才，普通话和台湾话都说的非常好，都是母语水平。林先生的家族是台湾的望族，不仅在台湾有许多企业，在浙江沿海的一个小岛上也有生意。林家人常常往返于台湾和浙江，经营两地的生意。
1949年国共战争，共产党军队占领了大陆，但在海军空军方面，国军仍然占有优势。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大陆军队才逐渐在东南沿海一带占了上风。1954和1955两年，大陆军队先后出兵占领了所有沿海岛屿，台湾方面则只剩下了台澎金马四处。1955年的一天，尚未结婚的林先生一如既往地代表家族来到浙江的这个小岛，抵达时天色已晚，他就先在一家旅馆小住一夜。那天晚上晴空万里月光明媚，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晚上彻底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那天晚上，正当他安详熟睡之时，守岛国军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全数退往台湾。一觉醒来，岛上面目全非，成了大陆的属地。那时台海两岸还处于战争状态，民间没有任何通信渠道，林先生由此与台湾的家族失去了一切联系，失去了岛上的一切财产。此后林先生被迫成为一名大陆居民，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他经历了一番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痛苦、孤独和挣扎，在生活上也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一贫如洗，一无所有，一下子成了中国社会底层的赤贫人员。50年代末期，林先生在陕西省西安市西郊的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份技术员的工作，移居西安，与一位大陆女子结婚成家，打工挣钱，养家糊口。
陕西省距离日本很远，日军从来不曾占领过陕西，因此，在陕西省境内能讲出一口流利日语的人屈指可数。他们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小团体，隔三差五地聚一下，用日语聊天，互通情报，吐诉苦请。我家就是他们的一个重要聚会场所。我母亲是东北人，西北大学外语系的日本语教师，不仅日语有母语水平，对日语语法也很有研究，是他们小团队的日语语法老师。我从小就知道母亲通晓日语，家里有很多日语书，母亲常常抱着我给我讲日本儿童故事，平时与我们说话时也时不时地会无意中说出一些日语语句。这个日语团队每次聚会时，我都会在一边旁听，努力学习日语口语和听力，他们小团体的每一个人我都认识，全都是我学习日语的好老师。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先生这样的人当然要遭到批斗，对他来说，台湾间谍这顶帽子是难以幸免的：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不是台湾派来的间谍？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巧合，你刚来，驻岛守军就走了？这肯定是台湾间谍机构故意安排的！你老实交代吧，密电码藏在哪里？”
文化大革命对小人物的人格羞辱、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就用不着我来形容了，我也没有足够的文学能力来描写，简单一句话，林先生受尽了人间的痛苦和侮辱。
1971年，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发生了一场腥风血雨的宫廷权力战争，两败俱伤，林彪惨死他乡，身首异地。毛泽东则遭到党内众多高干们的强烈质疑，在党内威信骤降，影响力大减。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一派的势力则趁机崛起，他们稍微把中国的国门打开了一点点。头一批受益者当然全都是共产党的高干子女，中国的老百姓也顺便可以与除台湾之外的国家、地区通信了。在那个时代，“偷听敌台里通外国”仍然是重罪，海外关系仍然是“政治污点”，敢与外国通信的人，凤毛麟角。那时，每一封通往国外的往返信件都要被国家的公安机关和地方的保卫科开封查阅。林先生就是中国第一批有勇气与外国通信的平头老百姓，1972年，他与他在日本的哥哥恢复了联系，从那时开始，在时隔了17年之后，林氏家族的人才知道林先生还没有死。1973年初，我人生中见到的第一张彩色相片就是林先生的哥哥从日本给他寄来的。
毛泽东统治中国二十余载，天天搞阶级斗争，国家穷得蜗居在世界最末几位，用毛的“接班人”林彪的话来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那时，海外的华侨们纷纷给国内的穷亲友们寄钱、电子计算器、电子手表等小东小西。1973年，林先生的哥哥给他寄来一个电子计算器，然而，林先生并没有收到计算器，却收到了一封北京海关寄来的通知书：为确保国家安全，林先生的计算器被海关没收！通知书并且要求林先生必须告诉他哥哥，“东西收到了，很好，谢谢”，同时还需要宣传文化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林先生所在工厂的革命委员会保卫科也找到他，要求他必须绝对服从海关的命令，声言这是党的要求。那时，林先生刚刚从受批斗的牛棚出来不久，吓得小腿发抖，哪里敢说半个“不”字？数日后，林先生来到我家吐露苦水，四十多岁的大男人，气愤痛苦得眼泪直流。自己受点屈辱没关系，只是害得尊敬的哥哥也受到了连累和欺骗。我亲眼见到了北京海关的通知书，心里轻轻地说了一句话：“无耻强盗！”。
1974年，我的一位朋友的父亲去广州开会，乘坐的是列车软卧包厢，同室的人是一位广州海关的党委书记。虽说两人是初次见面，但在西安到广州火车里的两三天的时间里，两人相谈甚欢。书记炫耀他手上最新式的电子手表，炫耀他手中的电子计算器，说海关是最有油水的政府部门，经常有海外华侨寄来一些新鲜物品，海关随意即可将其没收，并通知收件人不得吐露实情，然后，这些东西就全都成了海关官员们的私人物品了。开始时是人手一份，后来东西多了，就开始出手倒卖，进价是零，怎么卖都能赚大钱，海关官员们个个富的流油。我朋友的父亲也趁机低价从海关党委书记手中购买了一只电子手表。
1973至1978年初，我在陕西省汽车一大队当汽车修理工人五年，这五年时间可以说是“我的大学”，我每天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学习日本语和数理化，这五年也是我与林先生来往最多的五年，也是我的日语水平急速上升的阶段。1982年，我有幸考中了日本文部省的全额奖学金，得以赴日深造，我的日语水平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我永远都感谢林先生这位日语恩师。
1975年的一天，我从我们工厂给林先生打电话商量点小事，没想到遭到工厂保卫科的关注，他们专门派人来到我的工组调查我的情况：这个人是不是日本间谍？为什么通晓日本语？工组师傅大力帮忙，说我是个书呆子，只懂看书，不是日本间谍，保护我未受牢狱之灾。不过也同时向我们大家发出口头警告：今后不准在中国的土地上用日语说话。这是我在中国29年时间里受到的最直接的一次政治威胁，从此以后，我们大家接受经验教训，再也不敢在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使用日本语了。
70年代末期。林先生成为陕西省地区第一批获得了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在他哥哥的资助下，他带着贫穷屈辱和痛苦，离开生活了20多年的中国大陆，移民日本，从此和我们大家失去了联系，再也不回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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