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柏桥：与死神擦肩而过（一）－－回首人生系列(组图)
唐柏桥（图片来源：唐柏桥脸书）
【看中国2017年2月13日讯】很多朋友经常好奇地问我，“你一路走来，受尽磨难和委屈。而你本来有很多更好的选择。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你能如此坚强地走在这条充满艰险的人生道路上，从不放弃？”“您不屈不挠二十七余年来，以家庭、荣辱、性命的代价与中共抗衡，请问您是靠着什么样的动力和精神来度过这漫长艰苦时日？可否精简的说说您的心得和座右铭？”……我也常常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因为我比任何人都更深知这条道路有多艰险。我过去一直没有写，是觉得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今天我决定谈谈我的心路历程和人生感悟，是有感于有些同道最近面对异常严酷的处境，产生了不如放弃的消极情绪。我希望能通过与大家分享我的人生故事，促使更多生活在恶劣环境下的国人振作起来，拿出勇气去寻求改变。倘若我的文字能给大家以激励，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要写的方面太多，我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就一个个问题分开来谈。我这一生经历过无数次奇遇，出现过无数次奇迹。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每当我看似走投无路或面临绝境的时候，就会在最后关键时刻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而且往往会因此让我的人生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我完全无法解释，因为大多数事情就连我自己在当时都觉得是迈不过去的坎。最令我刻骨铭心的是，我曾多次与死神插肩而过，最后都化险为夷。而每经历一次生死考验，我对生命的理解就更深一层。今天我就来谈谈我们每个人一生都思考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死亡。
小学的时候，我差点被水淹死。我当时拼命呼救，没有人过来救我。就在我彻底绝望的时候，我的脚碰到地面了。这是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死亡来临时的恐惧和死里逃生后的喜悦。于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了生死之间其实只差一线。
中学时代的唐柏桥（唐柏桥提供）
初中的时候，我有一次在玩单杠体操时不小心头朝下摔了下来。等我醒来的时候，整个学校的老师都围在我周围。我的家人早已哭成了泪人。后来我才知道，我晕过去大约有一个小时，我所在的乡下学校没有医院。当时大家都觉得我没救了。我醒来的时候，感觉是新生命的开始。
中学的时候，我以极优的成绩插班到全地区最好的中学。我的所谓“德智体”都得到了全面发展：担任学生会干部，成绩优异，并是学校篮球队主力队员。就在我春风得意的时候，突然被查出身患重病。初步诊断是神经纤维肿瘤，需要手术切除。医生当着我和很多实习医生的面说，恐怕治不好了。我的人生经历了第一次“绝症”。所有的人都为我难过和伤心，母亲由于流泪太多，烙下了眼疾，不能被风吹。后来这个至今仍是疑团的疾病奇迹般的在没有经过任何治疗的情况下痊愈了。期间我至少有一年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中。从此以后，我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我对人生的思考也多了一些角度，因此进大学后我显得比同龄的同学成熟许多，最主要的特点是遇事不惊，能从容面对。
大学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在所有的人看来不可能克服的困境，承受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压力。我曾经有过轻生的念头，想一了百了，但是我最后选择了向命运说不。经过一年不屈不挠的抗争，我实现了“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从此以后，同学们都对我刮目相看，我变得更加坚强和自信。
八九民运的时候，我不听任何人的劝阻，“一意孤行”坚持反抗到底。我当时做了最坏的打算。尤其是“六四”大屠杀以后，我更与屠杀青年学子的刽子手不共戴天。六月八日在湖南省会长沙的十万人悼念死难者大会上，我带领同学们发誓，要为死去的英烈讨还公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那个时候，我有一种即将英勇就义的悲壮豪情。应该说，那是我一生中最视死如归的一次。
在我遭到通缉后，我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逃亡。在逃亡期间我遭遇了数次险境，至少有一次面临生命危险。当时我们遇到车匪路霸洗劫列车，我和同行的潘明栋向他们挑战，对方的刀已经刺到我的胸前，但是最后化险为夷了。因为协助我逃亡的潘明栋是一位武功高深的江湖传奇人物。这段故事在我的自传《我的两个中国》中有详细描述。从此以后，我面对凶器，不再有莫名的恐惧。
在我准确启程逃往香港的前一夜，因为有人告密，我遭到中共围捕，但是最终逃脱了。整个过程可谓惊险万分。有一阵我坐在一个墓地边等协助我逃跑的当地村民陈春桂回家拿我的通讯录的时候，困得眼睛实在睁不开了。但是我又时时提醒自己绝不能睡着，否则随时有可能被他们逮着。那种难受的感觉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我曾几次想要放弃，因为实在太困太紧张了。当晚我和陈春桂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在有追兵的情况下奔逃了足足40多里，有几次在乡下田埂上因为踩空掉到低好几米的另一片地上。还有一次因为看见追过来的警车，只好跳进公路旁的“草丛”中。结果发现全身都是刺，极痛无比。当然，我们虽然当晚成功逃离了中共的追捕，但是第二天晚上还是被他们抓捕了。否则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与我一同被捕的还有见义勇为的陈春桂和他美丽的妻子，还有他的几位与我素不相识伸出援手的亲戚。
我被捕后临时关在广东江门看守所，当地几乎所有的同犯都告诉我，我这辈子能保住脑袋就不错了，就准备把牢底坐穿吧。因为当地的广播说，我是全国追捕的重大通缉逃犯，“反革命头目”。我再度经历死亡的恐惧。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的思想就会开始剧烈的斗争，一会儿觉得自己很快就会获得自由，一会儿觉得自己可能会面临死刑－－当然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可笑。那几天我高烧达40来度，每分钟都在经受煎熬。事实上，很多比我影响更小的参与者被判重刑，甚至死刑。那些被判重刑的都是市民。我最后被判三年，这得益于我的学生身分。
被关押在看守所期间，我多次遭遇外人难以想像的险境。有一次干部指使包括死刑犯在内的七八名重刑犯对我进行围攻，我晕了过去。等我醒来后，我发现自己身上的脏物都被他们采了出来。我感到一种奇耻大辱，我决定用生命捍卫自己的尊严。当天白天我被打了三次，但是当晚我就“打”了回来，狠狠地教训了为头的死刑犯。第二天我被调到隔壁监房。一名犯人受干部唆使无端挑衅我，我奋起反击，差点将他踢死。他倒地后口吐白沫，全身抽搐。我当时心想如果他死了，我就会被判死刑，我的生命可能会就此结束。正当我鼓起勇气准备面对残酷的现实时，他醒过来了，我知道我命不该绝。
在监狱服刑期间，有一次我和其他数名政治犯因在监狱组建“反革命”组织被人出卖东窗事发，我们几个为首的被关严管，当局准备重新立案。结果一个星期后我不仅没有被加刑，反而奇迹般地获得释放：不是解除严管，而是提前获释。所有的人至今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监狱的一位干部后来对前去探访的同学说，唐柏桥命大，再晚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他就出不去了。上级曾经下令将我追回，监狱派人骑三轮摩托追我，“没有追上”。后来我才知道，中国司法部门有一个规矩，犯人一旦到家，就算放错了也不能重新收押，除非另外立案。如果他们追上了我，我的命运就会完全不同了。
出狱后不久，我就南下广州，立志组建民运组织，推翻暴政。半年期间我利用我所在的一家公司经常派我出差的机会，足迹踏遍中国。无论是在火车上还是在旅馆里，我都会抓住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引导周围的年轻人追求民主理想，一有可能就发展他们成为组织成员。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做得最成功的一个时期。我广交天下志士，在短短半年里我们就发展出了一个遍布全国的地下网络。我们还因此收集了湖南境内两百多位政治犯的信息和一些人权迫害个案，包括砸毛泽东像的天安门三君子的信息和“砍头也不回头”的“六四”铁汉李旺阳的个案，汇成一本两百多页的大型人权报告，由美国最大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出版。截至今日，只有湖南一省出版过全面披露“六四”镇压的人权报告。另一本比较全面介绍“六四”镇压的人权报告是丁子霖教授出版的“六四”死难者名单。在这段从事“革命活动”期间，我经历了无数次惊险。按照当时很多同道的说法，我是将脑袋系在裤带上干革命。
我因为一再不听劝告，中共于是决定将我再度收监，因为我当时还在假释期间。我得到线报，于是在朋友们的劝说和帮助下离开了大陆。这是我人生第二次逃亡。这一次我虽经九死一生，但最终还是成功逃亡到了香港。
这里我必须提到的一个人是我在广州的老板，也是我一生的恩人，他的名字叫许晋豫。我几年前无意中得知他已经离开人世，很长一段时间非常难过。因为我们曾经有约，等第二次“六四”民主革命爆发后，我们一同“杀”往北京，夺了中共的中南海鸟位。他还开玩笑地说，他喜欢九号楼。他好像是说那是薄一波住过的地方（实际情况我并不清楚）。他的父亲曾经是广东省委领导，与赵紫阳同事。他从小就跟赵家非常熟，赵紫阳的几个儿子都是他的哥们。他出事前曾经是广东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六四”后他利用职权便利，协助陈一谘等多位赵紫阳的亲信逃离中国。陈一谘的自传中也有提及。后来气急败坏的李鹏点名要抓他。我们在广东省黄花监狱时，曾被关在同一个监房，我因此有缘认识了他并成为好友。出狱后我就去“投奔”他，与他一起从零开始打拼。他创办了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我就在他公司担任销售部经理。那段岁月我终身难忘。我们一起书写了中国文化中最有魅力的“义”。我们肝胆相照，豪气冲天。我们曾经在长沙最著名的五一大道上骑着当时流行的敞篷三轮车，一路上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惊艳”全城。我是在他和朋友们的帮助下逃离中国的。我和他的这段交往，正应了当年主张变革的谭嗣同送给远走他乡的梁启超的一句诗词：“不有行者，谁图将来？不有死者，谁鼓士气”。可是，如今留下来的人已经仙逝，而离开了的人却仍然无所作为。我常常仰天长问：天地悠悠，我来为何？
1991年夏天，我离开了生我养我令我魂牵梦绕的那片故土，从此踏上了流亡海外从事反抗暴政的不归路。
（未完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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