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10日】（本台记者齊月采访报导）
今年是中共发动《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五十年前，中共玩弄阴险、狡诈、毒辣的权谋，摧残了中国数以百万知识精英，更使其中许多人死于非命。《反右运动》所涉及的面之广，人之多、时间之长以及中共所表现出的邪毒都是骇人听闻的。对此，本台记者蔡红采访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其中包括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作家以及当年《反右运动》的见证人。通过翔实的史料，我们将共同回顾那泣血的岁月。
中国时报报道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至今已经五十年了，依据中共主政者的算盘，时间是最好的疗剂，当昔日的受害者逐一挥别尘世时，包含反右、文革、六四等一系列历史的伤痕，终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凝结成疤，以至最后脱落消失。”
然而，中国老百姓已经不那么容易按照当局的指挥棒的指引，轻易患健忘症了。很多当年的右派现在勇敢地站了出来，拿起笔为武器，或者写回忆录，或者写公开信，通过互联网要求中共对错打了55万右派而给这些个人以及家庭造成的财产和精神方面的损失做出赔偿。
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认为，当年日本为侵略中国对中国人民所造成伤害表示道歉,中共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伤害却死不认错。现在中共经常反复的说日本不向中国人民道歉,不认错。但是问题就是同样的中共在57年打右派，那么，你为什么不认错呢？这就是错了。你现在还只讲扩大化,大方向没有错。所以在某些方面来讲和日本来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不认错,中共它也不认错。像57年打右派,还有暴力土改,它认错了吗？死了多少地主、富农？地主土地是他的私有财产另外他家里的财物你都给他没收了,不但没收,有些还把人整死,像这种,它承认错吗？所以在某些方面,他真是不如日本,日本不管怎么说在某些方面他认了一些。你要日本认错,你自己为什么不认错呢？死了这么多人,压制了这么多知识分子。应该出来说一声：“这个就是错了”,或者是你把言论开放,让大家自己来讲，这也可以呀。言论还不开放,捂住。言论不开放，出版不开放,掌握了所有出版资源,人们没有表达自由。我们这些意见怎么表达？只有在海外的网站、电台去表达.
公开信的发起人之一山东大学附中教师李昌玉指出，共产党这样一套整人的伎俩、手腕、手法，几十年一惯如此，从江西到延安，延安再到北京。对于被打成右派，我们内心一直不服，我们认识到，对于反右运动必须进行反思。另一方面，人的思想总是要受条件限制。那么我们回到1979-198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得到改正，那已经谢天谢地了，终于可以抬起头来做人了吧，那就不是摘帽的问题了，改正就是说打你的右派，打错了，它只是这么说。而这个打错的标准是什么呢？以前在打右派的时候，有一个由中共制定的打右派的标准。现在呢，同样是拿那个标准来衡量，说：当时这个标准掌握得不好，重新再量一量，你不是右派了，打错了。是这么样一个滑稽的事情。就说同一个由共产党自己制定的这样一个划分右派的标准，这个标准在1957年的时候，可以把55万多人，这是官方公布的数字，打成右派。到了22年以后，同样拿这个标准来衡量呢，可以把其中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就的人改正过来，说错了，我们给你改过来，就是这样一个逻辑，这样一个滑稽。这是世界上可能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吧。
孙文广教授在谈到他们为什么要发起公开信的签名活动时说道，当时，我参加了讨论，那些当年的右派感到对这段历史要有一个说明，要有一个澄清，过去一直是含混不清的，所以，我支持他们，我签名了。五十五万里面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已经是改正的，那你怎么还能说这个运动是正确的呢？所以，知识分子，他有一个良心，他就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公道的。当然他们提出来是让中共平反，但是不是能平反，他们有没有资格平反，他们估计也是比较难了。就是用这个名义来提出来，希望把这个事情翻过来，就是说明白这个事情.。57年被打成右派的这些朋友，他们都是很有远见的一些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这个签名活动呢，要人们认识，中共在反右派上是有罪的。希望中共能够反省，能过认错，能够道歉，当然经济上他也应该给与赔偿.所以这些要求，这些想法，我自己是很同意的了，那么后来我也签了名。我认为５７年是共产党在思想整肃整知识分子的一个灾难性的，全国性的行动。
李昌玉在谈到那些被打成右派后的处境各不一样，当时有六种处理办法。总的说来，第一是全部都要戴上右派帽子，最轻最轻的，可能有千分之一以下的人，可能连千分之一都不到吧，所谓免于处分，就是说保留你的原来级别。因为人的生存第一是要活命啊，那么工资可以不降低。但是最差的那就是要开除公职，自然还有什么开除党籍、团籍。开除公职，送到监狱里去。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都要送去劳动教养。名义上叫劳动教养，就是为了右派而设立的，到现在中国还在实行的一种法外之法的惩罚制度。
共产党有一种劳动改造，那是作为劳动改造是先判刑，判到五年徒刑，五年不能关到这里白吃饭噢，就把你送到一个什么劳改农场去劳动。那么这个劳改，可以是农业，也可以是工业。比方说有些劳改工厂，它也是生产商品的，而且还要到市场销售的。从前呢，它也不忌讳，就是劳改工厂，它们都有一些专门的标志、厂名。后来因为国际上反对，所以现在这些厂名都改了，进入市场化以后，从商标和厂牌上已经分不出来哪是劳改工厂出的了。但从前呢，都能知道的。它们有一个共用的厂名叫“生建”，生产建设。“生建”是许多劳改工厂的一个名称。
孙文广教授指出，中共在整知识分子的历次运动中，５７年的《反右运动》是规模最大的，影响很也是最深远的。它封锁了人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打压知识分子里的精英，有独立思考的人。因为把声音压掉了以后，镇压了不同意见以后，在５８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那是很荒谬的一些运动，当时没有人出来讲话.为什么没人出来讲话呢？就是能够讲话的，了解这个真相的，觉醒的人，都被他们封住口了.在５7年反右派的时候，把这些知识分子，敢于思考的，敢于说话的，有见识的这些人，都一棍子打下去。关的关，抓的抓，在单位没有关没有抓进的让它管制起来。所以这样的话就没有人说话了。这样的话，以后一系列灾难性的运动，不管是大跃进，人民公社也好，后来的四清运动也好，还有文化大革命也好，实际上５７年的反右是一个序曲.可是这个事情，知识分子感到必须在历史上澄清，到底反右派是按照共产党原来宣传的，“大方向是正确，只是有点扩大化”，还是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在历史上它应该算是共产党犯过的一个罪行，应该清算这个罪行。
李昌玉在谈到那些被打成右派后的处境时继续说道，当时1957年还制定了一个劳改条例，这些年来不断的有人要求废黜劳教，但是还是不行。因为这个劳教它无法可依，不需要通过法院，司法程序，公安局直接把你送过去。在57年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就是本单位，你比方说，在我们大学来说，只要这个系的总支盖一个图章，就可以把一个人送去劳教，这是无法之法。任何基层单位的党支部，就有这样一个权。说要把你送去劳教，就可以送去劳教。这是反右创造性的、产生的一个共产党的法外之法的制度，叫劳教，全称叫劳动教养。大概有多于一半的人送去劳动教养，这个劳动教养大多是做农业，也有做繁重的劳动、最艰苦的劳动。它名义上说只有在最艰苦的劳动当中才能改造嘛。
《解体党文化》第三章－灌输手段中指出，1957年反右运动“引蛇出洞”以后，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开始了对数百万知识份子的严厉整肃，这场被毛称为“阳谋”的“反右运动”彻底摧毁了中国知识份子的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
那些能够幸存下来的人，从此战战兢兢，不敢再提传统的价值，不敢再坚持知识份子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例如冯友兰、郭沫若，仅仅因为毛泽东的一句批评便吓得赶紧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对于知识份子而言，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就等于生命。这种摧残造成知识份子的内心苦痛绝对是无法形诸笔端的。
孙文广教授指出，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史若平等数位右派人士与其家属联署致人大与国务院的公开信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包括山东，北京、云南、贵州等一些省份。这些人确实是知识分子中的脊梁，那么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写呢?就是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是一个时机，有这种条件。他们这龄最年轻的大概是七十二、三岁。这些人觉得他们现在有这个条件来讲心里的话，可以说良心未灭，他们就要把他说出来。而且他们觉得这些话要不说出来，就离开人间，那是他们的一大憾事，有话赶紧说，是这么一个思想来写出这么一封信来。我是对他们很钦佩的。
李昌玉列举一个实例，形象地表述了当时劳教右派的境遇，象甘肃酒泉附件的夹边沟农场，收容了大约三千名劳教的右派。现在已经出版了六部关于那个地方的书。我见到过两位写作者，通过电话还联系过另外的写作者。现在确切的可以证明三千个劳教者当中，死了大约是在两千四、五百人左右，饿死的两千人。这是甘肃酒泉夹边沟这样一个地方，那里头饿死的人很多。有一个从里头出来的人，现在在山东还活着。我打电话问他的，饿死了以后，有三个人去埋一个人，就把他抬着去埋。埋的时候，把他抬到要埋的地方，摸摸屁股上还有肉。他们就说，伙计啊，实在对不起了，我们今生不报，来世报，向他磕了头，把他屁股上的那块肉割下来煮着吃了。但是，最后这三个人还是饿死了。到了最后就是连去埋死人的人都很难找了，就是饿到人已经走不动了。兰州市的一批右派，最后从里头出来的时候，是一、二百人，这些人很多人都是从火车上抬下来的。
有文章指出，应该尽快地把历史的资源整理保存起来，应该大量地发表反右运动的历史资料和当事人揭露性文章，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真正了解中共五七年反右运动的罪行。这方面我们做得太不够了！现在，就连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名教授孔庆东之辈都已经开始认同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正确性，就更不要说普通的年轻一代了。执政党采取的“掩盖术”真是可怕！试想，如果二战中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在盟军到来之前被全部处理得干干净净，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罪行可能更让很多人或迷离，或遗忘！我们不能等待，我们只能求助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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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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