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真相揭秘(图)

“围剿”红军的国民党飞机。（网络图片）

1933年10月17日，蒋介石国民党调集了近百万兵力开始了对中共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兴国、宁都、石城等相继失守，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所以中共决定放弃苏区、突围转移。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开始撤离江西瑞金、萼都等根据地，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湘西进军，揭开了中共红军大逃亡的序幕。

而1935年8月21日，是红军长征中一段最艰难的历程——穿越四川西北部的草地。

中共乘日军侵华建立国中之国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嫁祸于东北军，随后发兵侵略中国。9月20日，长春沦陷；21日，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1932年1月3日，锦州失守；2月5日，哈尔滨沦陷；至此整个东三省全部沦陷。

然而就在这国难当头之际，中共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公然建立国中之国，分裂国家；并不可思议地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而不是保卫国家的可耻行径。

国军第五次围剿 中共被迫撤离苏区出逃

由于日军侵华战争，国民党的第三次、第四次围剿不得不中途终止，以应对日军。

1933年10月17日，蒋介石国民党调集了近百万兵力，开始了对中共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该次围剿，蒋介石总结了前四次围剿的经验和教训，针对中共军队的特点和长处，确定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同时以碉堡群和公路网对苏区构成严密的封锁，使中共红军在前几次反围剿中的游击战术无法适用。

1934年4月27日，国军占领了广昌。6月，中共决定6路分兵抵御国军的攻击。8月5日，国军北路军9个师在空军、炮兵的支援下，向驿前以北地区发起攻击；并攻占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1934年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雩都（今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

1934年10月，中共苏区的兴国、宁都、石城等相继失守。据维基百科资料显示，在该次围剿中，国军消灭了40,000多名红军，红军受到重创，第五次围剿取得很大胜利。

此时，中共不得不选择撤离苏区，于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8万6千多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萼都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湘西进军，开始了万里大逃亡。

国军部署四道封锁线 红军仅剩3万余人

蒋介石预见到中央红军的意图，在红军前往湘西的必经之路上集结大量兵力组成四道封锁线。

据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撰写的《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长征》指出，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南线出发，因周恩来、朱德、潘汉年、何长工等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成功，彼此商定“互相借道”，对方让出一条四十华里的通道，即第一道封锁线，还有意留下一批弹药和军衣给红军，对这个当时的最高机密，广大指战员并不知晓、中央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从而保存了实力。

但中央红军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遭到国军的全面进攻，于11月27日至12月1日历时5天，从广西兴安县至全州县间，在强渡湘江时遭到白崇禧指挥的桂军围剿，林彪红一军团几乎全军覆没，中央红军遭到重大伤亡。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但是主力部队全都过江了。

中共万里大逃窜

自1934年10月至1936年底，中共的失败和逃亡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共中央红军首先南逃湘西。中共中央红军之所以要南逃川湘黔边境，是因为川湘黔边境地处边陲，地势险要，地方军阀派系林立，极不统一，有利于中共的武装割据。

1934年1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从广西老山界翻越了越城岭。1934年12月14日，占领贵州黎平县。

第二阶段，中共中央红军被迫逃往西南企图重新建立根据地。

193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黎平会议上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提议向四川、贵州边界进军，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苏区。这个计划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占了遵义，进行休整，并召开了遵义会议。在遵义会议中，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总负责政治和党务，军事上则由周恩来为主、毛泽东为辅进行总指挥。不久又成立了“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总负责军事。

现代史学家辛灏年先生指出，中共中央红军改向西南逃窜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东北新根据地，既不是北上，也不是长征，更谈不上是抗日。

第三阶段，中共中央红军被迫由西南向西北逃窜。

中共残余红军因敌人力量薄弱而打下遵义城之后，原来欲在黔东北建立新根据地的目的，却由于国军的围追堵截而不能实现。当是之时，为了不被消灭，为了能够与早已逃往川北，并建立了苏区的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合，中共中央红军曾于1935年1月下旬至1935年5月上旬狼奔豕突，辗转逃窜。

一渡赤水，强渡长江未成；二渡赤水，被迫退回遵义城；三渡赤水至川南不成，旋再返贵州；直至四渡赤水，经会泽越金沙江，由西康东南部的会理北上德昌、越隽，过大渡河，再经天全、金兴，于6月16日逃至四川西北的懋功与张部会合。

中共一、四两个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毛泽东提出向甘北宁夏北进的计划，是为了打通北逃苏联的道路；而张国焘也提出了三个计划，一是向川北、甘南和汉中发展的川甘康计划，二是向陕北发展、取宁夏为后方、以外蒙古为靠背的北进计划，三是向兰州以西河西走廊发展、以新疆为后方的西进计划。

第四阶段，中共红一、四两个方面军由合而裂，南北分途逃窜，毛部落脚陕北。1935年6月12日～7月7日，两军混编共同北上，翻越四川夹金山、梦笔山、亚克夏雪山、昌德山、打古山。

不久，红一、四两个方面军之间毛、张发生内讧，张国焘率左路军穿过松潘草地到达阿坝后，拒绝继续北上，南下再过草地，希望能在西康创建根据地；而毛泽东乃率领红一方面军彭德怀、林彪、叶剑英等部6千残余，以陕甘游击大队的名义，悄然逃往甘肃西南的西固附近。

1935年10月7日，红一方面军翻越六盘山。1935年10月19日，残部约2、3千的红一方面军抵达陕西吴起镇。

中共当时并没有想到，而在陕北，刘志丹的第十五军团约有7千人，是一支不小的势力，因此决定把部队驻扎在陕北。

中共在“长征”问题上的几大谎言

在中共的历史中，万里“长征”是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也是中共一直引以为豪的重大事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所宣讲的万里“长征”却遭到多方多处质疑。

一九四九年之后，在中国大陆任何一本历史教材里，都清楚明白地写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坚持八年抗战，才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这个“历史性的谎言”，既因中共在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等各个领域实行全面专制，而使得知情者噤若寒蝉，不敢言真；又因它不厌其烦地对大、中、小学学生反复地予以强行灌输，方才使得“长在红旗下、泡在苦水里”的好几代中国人深信不疑。

特别是被毛泽东和他的红色秀才们制造，并由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传播，和中共自己刻意宣传了半个多世纪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更因被冠上了“北上抗日”这样一个无限正义和无限爱国的前提，中共“长征”竟成为一曲“革命浪漫主义的英雄史诗”，足以“动人心魄”。

再加上御用文人和其他文人必须岁岁年年地“放声歌唱”，小说、戏剧、电影、话剧、故事，包括民间鼓词与杂曲，都一再被指示要以它为题材进行创作和表演，以对一代又一代“革命接班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因此，这个墨泼的谎言就在被重复了一千次、一万次以后，而成为“历史的真实”。

著名中国历史学家辛灏年明确指出，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共产党失败逃亡是真，北上抗日是假。

一、中共失败逃亡是真 北上抗日是假

辛灏年先生在《谁是新中国》中指出，在中共的历史教科书里，都写着中共红军于1934年10月21日开始了“胜利长征”；而在同一教材中却写着，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共江西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21日突围。然而，“失败突围”与“胜利长征”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因此，在同一年、同一月、甚至是在同一天内，中共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究竟是“失败突围”还是“胜利长征”呢？

中共的所谓失败突围之日，便是长征北上抗日之时，则只能是后来所“编写”的谎言。

同时，他指出，日军在1931年9月18日后，虽然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但即便是到1933年日军曾经想打进华北也被蒋介石国民政府军队把他抵制在长城以北，没能打进来，所以日军当时是在中国的东北方，可是整个红军“长征”的路线是先向南再向西再向西北。

他指出，日军在东北；而中共红军却往西北逃窜，你怎么去打日本呢？

二、距离虚报

2003年11月3日，两名英国男子——35岁的爱德和37岁的安迪，历时384天完成了原中共红军的“长征”之路，抵达陕西吴起镇。

他们发现“长征”事实上并没中共一直所宣称的两万五千里那么长，而只有一万三千里，万里“长征”路几乎被夸大了一倍。

三、被删去的长征日记

据高华撰写的《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长征》指出，“长征”的真相被刻意删除，中共的叙述是按照其政治需要而不断进行歪曲编造。

1936年8月5日，中共党魁毛泽东号召“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向参加长征的红军发起征稿，其目的就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的《红军长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于1937年2月22日完成，但一直未能正式刊行。

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将《红军长征记》书名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删除了何涤宙的《遵义日记》、李月波的《我失联络》、莫休的《一天》等49篇等不利于或不符合中共“伟大、光荣、正确”的文章。

高华指出，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的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