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第一名相房玄龄。（网络图片）
房玄龄（579年－648年8月18日），名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北）人，他是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十八学士之一，也是大唐帝国的开国宰相。房玄龄博览经史，工书善文，18岁时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隋末天下大乱，房玄龄在渭北投奔秦王李世民之后，为秦王参谋划策，典管书记，李世民每平定一地，别人争着求取珍玩，他却首先为秦王幕府收罗人才。李世民称赞说：“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我今有龄，犹禹也。”在各地征战中，房玄龄作为秦王府的记室，撰写了不少军书、表奏，他的文章“文约理足”，又快又好，深得唐高祖李渊的赏识。因房玄龄善谋，而杜如晦处事果断，因此人称“房谋杜断”。后世皆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杜”。
唐朝武德九年（626年），他参与玄武门之变，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房玄龄为中书令；贞观三年（629年）二月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贞观十一年（637年）封梁国公；贞观十六年（642年）七月进位司空，仍综理朝政。《新唐书》对他的评价是：“房玄龄执掌国政时，夙兴夜寐，恭勤自强，一心为公，尽心竭力，不愿使一物失所。他为人无嫉妒之心，闻人有善，如同己有。熟悉精通吏事，而以文雅加以修饰，审议规定法令，其意务为宽平。不以己之所长要求别人，任用人才不求全责备，虽卑贱之人也能尽其所能。有时因事受责，必叩头请罪，谨慎畏惧，就像无地自容一样。”（注1）由于房玄龄对唐太宗忠心耿耿，当时君臣上下对他都十分尊重，唐太宗遇有大事或难以解决的事都要随时询问他。贞观七年（633），唐太宗将任命一名关内道的黜陟使（代表朝廷去地方检察不法的官吏），就亲自向房玄龄请教。由此可见房玄龄在贞观一朝所受尊敬的程度。群臣对房玄龄评价也很高，贞观时与魏征同时号为谏臣的王珪，就曾对唐太宗评价房玄龄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
房玄龄曾受诏重撰《晋书》。唐太宗征高句丽时，他留守京师。唐贞观二十二年七月廿四癸卯日（648年8月18日），房玄龄病逝，諡文昭，配享太宗庙廷。李世民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他辅佐太宗，总领百司，为相近二十年，深得李世民信任。他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订，又曾与魏征同修唐礼；调整政府机构，省并中央官员；善于用人，选人才不求全责备，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李世民曾评价说，贞观之前辅佐之功以房玄龄第一，贞观之后以魏征第一。
秦王府出谋灭隐患 玄武门除逆建大功
房玄龄在秦王府任职十多年，经常主持文书方面的工作，每当起草军事文书、章奏表驳，马一停下就写成了，文词简练事理周详，完全不打草稿。唐高祖李渊曾对侍臣说：“这人处理事情很懂分寸，完全能够委以重任。每当为世民陈述事理，一定符合我的心意，相距一千多里，如同当面讲话一样。”（注2）
在大唐王朝的创建过程中，天策上将李世民立下了汗马功劳，无论太原起兵、进军长安，还是东征西讨，削平群雄，他都立下了赫赫战功。唐高祖李渊对李世民的才干也非常赏识。在太原起兵时，他曾面许李世民：“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太子李建成见李世民功德最高，产生了猜忌。李世民有一次到李建成那里吃东西，发现中毒后，回到自己府中，秦王府顿时全府震惊，却又无法处理这个问题。
具有锐敏眼光的房玄龄，对这个事态的发展看得一清二楚，他心里十分着急，因此对长孙无忌说：“如今仇怨已经结成，祸患一触即发，社会上论辩争吵纷扰不安，有人心怀叛变意图。事变一旦发生，大乱必然兴起，这不只殃及秦王府，只怕恰恰会颠覆国家政权。面临这种局势，怎能不深谋远虑呀！我有一个主意，不如仿效鲁周公姬旦诛杀、流放叛乱的管叔、蔡叔来辅佐成王姬诵的做法，对外使得天下太平，对内使得朝廷安定，以礼仪孝敬侍奉太上皇帝。古人说过，‘为了国家大事不能顾及个人小节’。丧失国家政权和舍弃个人生命名声，哪种损失重大？”（注3）长孙无忌当时也有同样的感受和忧虑，就把房玄龄的话告诉了李世民。但是，李世民念及兄弟之情仍然犹豫不定。
此时李建成与李元吉为了除掉李世民，第一步策略就是彻底清除李世民身边的人，他先用收买、拉拢的办法想将秦王府的勇将谋臣都拉过去，没有获得成功；继而又在李渊面前多次中伤、挑拨。其实李建成内心最忌恨的就是李世民最亲近、看重的谋士房玄龄和杜如晦。结果，李渊不知虚实，偏听偏信，竟然下令把房玄龄、杜如晦逐出秦王府。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夏，突厥兵犯边境。按惯例，这种场合大都由李世民督军御敌。但此时，李建成却提议由李元吉出征，以阻止李世民掌握兵权。同时，李元吉还征调秦王府将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前往，借此把秦王府的精兵抓到自己手中。计划事成之后再来谋杀李世民。
李世民得知此事后，立即召集长孙无忌、高士廉、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人商仪。尉迟敬德说：“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临难不决，非勇。”李世民又秘密召回房玄龄和杜如晦，令二人穿戴道士服潜入秦府，共同议事。李世民召来房玄龄说：“我们正面临危险，迹象已经露出来了，怎么办？”房玄龄回答说：“国家政权受到威胁，现在和古代有何不同。假如不是圣明的国君，就不能使国家安定。您的功德高于天大于地，应当君临天下，这是上天的帮助，不是靠人强求的。”（注4）经过周密的策划，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暗中在玄武门设下伏兵，射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取得了“玄武门之变”的成功。
“玄武门之变”后，李渊把军国大事完全委托给李世民处理，并立李世民为太子。李世民拜房玄龄为右庶子，不久，又提升房玄龄为中书令，当上了宰相。
大唐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绘图：看中国）
挑选贤才尽心尽责 修改法令宽简刑政
唐武德九年八月，李渊传帝位给李世民。李世民改年号为贞观，并对群臣论功行赏，房玄龄、杜如晦等五人功居第一。贞观三年（629年）二月，房玄龄改任左仆射。唐初的左右仆射就是宰相。唐太宗曾对房玄龄说： “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房玄龄是一位卓越的实干家，在他的努力下，一批出色的高级官员被陆续荐举给朝廷。他担任宰相后，首先裁减大量的冗员。
根据唐太宗的诏令，房玄龄在贞观初年对在职官员进行大量裁并，全国根据地理位置的划分，设十道。这是贞观初年全国性的一次重大行政改革。房玄龄不仅果断地裁去大量冗员，且能因才授任、选贤任能。早在秦王府时，房玄龄就发现杜如晦聪明识达，有佐王之才。因此就向李世民推荐：“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李世民说：“尔不言，几失此人矣！”从此，李世民开始重用杜如晦。后来果然证实，杜如晦辅佐太宗，功勋卓著。
房玄龄选用人才，重才也重德，他推荐的李大亮，不但文武全才，而且品德优异。房玄龄本人则为官清廉，生活俭朴，竭心奉公，“每当宿值，必通宵假寐。”房玄龄称李大亮“有王陵、周勃之才，可以当大位。”唐太宗拜任李大亮为左卫大将军、兼领太子右卫军，又兼工部尚书，身居三职，甚为器重。薛收是个卓有文才的读书人，经房玄龄的推荐，为唐太宗所任用。太宗召见，“问以经略”，薛收“辩对纵横，皆合旨要”。太宗征伐时的檄文和捷报，大多出于薛收之手。可惜薛收只活了33岁。唐太宗悲叹地对房玄龄说：“薛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今处之。”
房玄龄选才，不以求全来选人，不用自己的长处来要求他人，根据他人的才能任用，不因他人的地位卑贱而排斥。张亮是个贫寒人士，“素寒贱，以农为业”，而且张亮胆气不足，无将帅之才，房玄龄却只用其长，“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对唐太宗任用的人，房玄龄认为不合适的，也不苟用。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太宗要拜李纬为吏部尚书，想听听房玄龄的意见。房玄龄“但云李纬好髭须，更无他语”。唐太宗明白了房玄龄的意思，便改变了原来的计划。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注5）贞观时期人才济济，吏治清明，去冗员，对唐朝政治、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唐太宗即位之后，还命长孙无忌、房玄龄与学士、法官一起，重新商议修订法律。鉴于隋朝“炀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灭亡”的教训，在太原起兵时，李渊父子即“布宽大之令”。入长安后，为了取得民心，约法十二条：“惟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李渊称帝后，曾制定“武德律”，“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唐太宗主张宽简刑政，审慎法令。他在贞观元年对侍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房玄龄等人根据唐太宗的旨意修订成的唐代法律，即《贞观律》，共有四个部分，即律、今、格、式。“律以正刑定罪”，就是刑事法典。唐律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国家的政治制度到百姓的户籍婚丧，都有极其详密的规范。令是对各种制度的规定。如《户令》是对户籍和婚姻制度的规定，《田令》是对土地制度的规定。“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格是皇帝赦令的汇编，百官的职责范围。由房玄龄等人在贞观十一年删定武德以来敕格七百条为《贞观格》，共有十八卷，颁行天下。“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式是各种行政法规，国家机关办事的章程、条例。房玄龄等制定的《贞观律》的量刑定罪上有宽缓的方面，仅与隋律相比《贞观律》减大辟（死刑）者九十二条，减流刑为徒刑者七十一条。在官犯法，只夺官除名，仍同仕伍。
房玄龄考虑到旧律的刑重，“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但唐太宗哀其断毁肢体令房玄龄等再议。王珪、萧瑀等人认为改死刑为断趾，保存了生命，已放宽，而房玄龄主张再行放宽，他认为：“左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既废，今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于是决定将断趾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房玄龄还改变了旧律中因谋反罪而兄弟连坐得俱死的法律，规定为“反叛者，祖孙与兄弟缘坐，皆配设。恶言犯法者，兄弟流配而已。”死刑和古代相比，几乎去掉一大半。至于削烦去蠹，变重为轻，更是不可胜记。
后来，长孙无忌对《唐律》作了具体说明，编成《唐律疏议》一书，此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部较为完备的法典。此外，唐太宗即位之初，即诏令房玄龄等礼官学士修改隋礼，最后完成《贞观新礼》一百三十八篇，这是唐代礼制的基础之作。
足智多谋善于诤谏 深思熟虑通好外邦
唐朝初年，大唐帝国与周边小国之间面临着极为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房玄龄在民族政策上，也显示了他深思熟虑的外交能力。他的基本思路是结好各民族，以减少冲突。
贞观十六年（624年），雄踞漠北的东突厥薛延陀部实力较强，太宗曾封其酋长夷南为真珠可汗。但薛延陀部反复无常，出尔反尔，唐太宗派兵联合突厥的一部给以致命的打击之后，真珠可汗派人来唐求婚，但唐太宗对薛延陀并不放心。房玄龄此时权衡利弊，认为和亲为上策。理由是大乱之后，国家元气尚待恢复，用兵于国不利。唐太宗采纳了房玄龄的意见，答应许以第十五个女儿新兴公主，但要求“厚纳聘礼”，亲自到灵州迎亲。从而使薛延陀部归顺了唐朝，避免了一场战争。
唐朝初年，朝鲜半岛由三个国家所组成。西半部的叫百济，中部的叫新罗，北部的叫高丽，三国均遣使与唐朝来往。其中以高丽最为强大，它占有汉江流域和辽东平原。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曾发兵三十万，大举进攻高丽而未能取胜；隋炀帝也曾三次征高丽，结果都大败而归，并引起了农民大起义，走上了灭国之路。贞观十六年，高丽发生内乱，大臣盖苏文弑其君，独专国政。唐太宗想出兵以武力干预，但房玄龄以为不可。他对唐太宗说：“臣观古之列国，无不强凌弱，众暴寡。今陛下抚养苍生，将士勇锐，力有余而不取之，所谓止戈为武者也。”他又以历史为鉴，劝谏唐太宗：“昔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国败，实此之由，惟陛下详察。”唐太宗接受了意见，便中止了这次行动。
后来，高丽联合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求救。唐太宗虽派人劝说，然而，高丽不从。于是，太宗决定御驾亲征辽东，命令房玄龄留守京城，写下手谕说：“您担当如同汉王刘邦的丞相萧何留守关中一样的重任，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战车装备，军队粮饷，都委托他安排发送。（注6）房玄龄多次对太宗说不能轻敌，要特别警惕小心。房玄龄虽然没有强烈劝阻唐太宗东征，但他始终放心不下。唐太宗这次亲征高丽，虽然暂时取得了一些胜利，攻下了一些城池，但遇到顽强抵抗，只能屯兵广安东城下。此时正值隆冬严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且粮食将尽，于是，唐太宗决定班师回京。
房玄龄善谋，而杜如晦处事果断，因此人称“房谋杜断”。（网络图片）
对于征伐高丽的挫折，唐太宗当然不甘心，还想举兵东征。此时房玄龄已年老多病，但他出于忧国之心、宰相之责，毅然上书，劝谏唐太宗。他说： “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机，得有丧之理，老臣所以为陛下惜之者，盖此谓也。”他引用老子的话：“知足不辱，知之不殆”来劝导唐太宗。他还说：“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房玄龄认为，高丽的内乱是他们内部的事，他们并没有得罪唐，而唐王朝的出兵“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唐太宗对房玄龄的恳切之言深为感动。
房玄龄不仅力谏勿征高丽，还力谏勿用平庸之辈，以及进谏减少民族冲突、改善与周边诸国的关系，日后都证明了他有先见之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房玄龄的进谏反映了他善于思谋，考虑后果的特点。
鞠躬尽瘁奉诏著书立说 勤奋督导旷世巨作传世
贞观十六年(642年)，房玄龄与高士廉等人合作编写成《文思博要》一书，唐太宗赏赐非常丰厚。他被提升为司空，仍然统管朝廷政务，主持编撰本朝历史。房玄龄呈表直言请求辞职，太宗派遣使者对他说：“西汉张良辞让官职，东汉窦融谢绝荣誉，自己警惕‘水盈则溢，月满则亏’的规律，能够知难而进、激流勇退，善于见好就收、知足常乐，前人传为美谈。您也仿效前贤先哲，实在应该赞美。不过朝廷多年重用您，一旦突然没有了您这样的贤相，就像失去了两条臂膀。您如果身体还好，就别再这样辞让了。”房玄龄只得作罢。
贞观十七年(643年)，房玄龄与司徒长孙无忌等人绘了肖像陈列在为表彰功臣而建造的凌烟阁，为他写的赞词说：“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才学兼擅文章书法，韬略至于出神入化。担任官职谨守节操，事奉国君忘掉自家)。”高宗李治当时是东宫太子，房玄龄兼任太子太傅，仍然执掌门下省的政务，继续主持编撰本朝历史。不久由于完成了《高祖、太宗实录》的撰写任务，朝廷颁发玉玺封记的文书嘉奖，赏赐丝绸一千五百段。（注7）那年，房玄龄因继母去世离职回家守孝，太宗特地命令用昭陵墓地安葬他的继母。没过多久，又召回他官复原职。
此后，房玄龄与中书侍郎褚遂良接受诏令重新编写《晋书》，于是奏明太宗调来太子左庶子许敬宗、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和刘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盏、太子舍人李义府和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等八人，分担收集记录工作，以臧荣绪主编的《晋书》为蓝本，参考其他各种版本，很是详尽严密。然而修史官员大多是善于作文吟诗的文人，喜爱收集奇异怪诞的琐事，以扩大宣扬新奇的人物事件；写的评论文字，一味追求华丽，不讲忠于事实，因此遭到有学识的人的批评。只有李淳风很懂天文历法，善于写作，他写的《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最值得一读。太宗亲自撰写了《宣帝论》、《武帝论》以及《陆机论》、《王羲之论》，因此全书署为“御撰”。到贞观二十年(646年)，全书编写成功，共一百三十卷，诏令藏到宫廷收藏珍稀书籍的秘府，按照等级给编撰人员赏赐奖品提升官职。
房玄龄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唐太宗任命房玄龄为史书的总监修，开创了了官修史书的先河，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史馆。在总监修房玄龄的指导下，官修史书盛况空前。贞观期间，一共修撰史书八种，即令孤德芬木和岑文本合修的《周书》、李白药修的《北齐书》、姚思廉编撰的《梁书》和《陈书》、魏征编撰的《隋书》。在中国官修的二十四部正史中，占了三分之一，其贡献之大，有目共睹。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病重，唐太宗派名医为其医治，每日供给御膳，还亲临探望，当握手叙别时，不胜悲痛。七月，房玄龄与世长辞，终年70岁。唐太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册赠太尉，并州都督，谥文昭，陪葬昭陵。（注8）
注1．《新唐书・房玄龄传》：玄龄当国，夙夜勤强，任公竭节，不欲一物失所。无媢忌，闻人善，若己有之。明达吏治，而缘饰以文雅，议法处令，务为宽平。不以己长望人，取人不求备，虽卑贱皆得尽所能。或以事被让，必稽颡请罪，畏惕，视若无所容。
注2.《旧唐书・房玄龄传》：玄龄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赡，初无稿草。高祖尝谓侍臣曰：“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
注3.《资治通鉴》：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谓比部郎中长孙无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
注4.《资治通鉴》：玄龄曰：“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今日忧危，乃天赞也，愿大王勿疑！”
注5.《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一》：二十一年，太宗幸翠微宫，授司农卿李纬为民部尚书。玄龄时在京城留守，会有自京师来者，太宗问曰：“玄龄闻李纬拜尚书如何？”对曰：“玄龄但云李纬好髭须，更无他语。”太宗遽改授纬洛州刺史，其为当时准的如此。
注6.《旧唐书・房玄龄传》：太宗亲征辽东，命玄龄京城留守，手诏曰：“公当萧何之任，朕无后顾之忧矣。”军戎器械，战士粮廪，并委令处分发遣。
注7.《旧唐书・房玄龄传》：高宗居春宫，加玄龄太子太傅，仍知门下省事，监修国史如故。寻以撰《高祖、太宗实录》成，降玺书褒美，赐物一千五百段。
注8.《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一》：寻薨，年七十。废朝三日，册赠太尉、并州都督，諡曰文昭，给东园秘器，陪葬昭陵。
主要参考文献：
刘昫等，《旧唐书》，后晋
吴兢，《贞观政要》，唐
房玄龄等，《晋书》，唐
王溥，《唐会要》，宋
欧阳脩等，《新唐书》，宋
司马光等编，《资治通鉴》，宋
惜秋，《隋唐风云人物》，现代
王寿男，《隋唐史》，现代
傅乐成，《隋唐五代史》，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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