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资中筠——究竟谁是真正的大师？(图)
编者注：此文在国内网路中已被删
因车祸意外身亡的前中共外交官吴建民（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07月06日讯】前几天，悼念前大使吴建民先生的文章和帖子遍布网络。不少人盛赞他是“理性、务实的外交家”、“儒雅、魅力外交家”……而吴昔日外交战线的战友龙永图的赞誉最隆重：“大师”——“一位向国人解读中国外交战略和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大师！”。称“某某家”也好，叫“大师”也罢，都没意见——悼念逝去者之时，说些好听的话，多一些溢美之词，也情有可原。不过，听龙永图说“大师难得，中国现在需要这样的大师”，便想与之认真理论一番了。
下来要探讨两个问题：
（1）吴建民先生究竟是什么样的“大师”？
（2）当今中国，又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大师”？
首先谈第一个问题：吴建民究竟是什么样的“大师”？
大师有两种：一种是具有不惟书、不惟上、不惟势，只惟理、只惟实精神；高瞻远瞩、视野宽阔，有强烈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敢于讲真话、心里话的人。
依我看来，这些年每撰文、发言皆切中时弊，直击要害的资中筠先生便是这样的大师。她关于“我希望中国在外交上能够恢复到理性，让职业外交官有发言权。现在的职业外交官没有发言权，什么话也不敢讲，看上层的脸色行事，连汇报真实情况都不敢”、“军人对外交发言权太大，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中国动不动就煽起整个民族的情绪，把武力解决看得很轻易”、“中国的边界领土争端也是很复杂的事，民众受媒体煽动，并不知道全部实情。有人说MZ东在的话不会让人欺负我们。但其实，MZ东送掉了很多领土他们不知道！”等言论，皆言人之所不敢言，振聋发聩。
另一种呢？就是只惟书、只惟上、只惟势，对国际国内风云变幻虽洞若观火，却揣着明白装糊涂主动充当权力吹鼓手角色，直到黄土俺颈仍不敢讲真话的投机取巧之辈。
那么，吴建民先生属哪一种“大师”呢？因他老人家近年屡屡与罗少将、胡总编等人激辩，尤其是被一些誓言“宁愿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的爱国者们痛骂为“软骨头”“西奴”、“汉奸”，太多人便纷纷将他与罗少将、胡总编看作是对立的“两个阵营”的人。一些热衷于“走邪路”者，甚至像不少人把写了几篇如实地讲了美帝之所以强大之原因的刘亚洲上将认作是“革命同志”一样，把吴前大使也认作“自己人”了……唉，这些跟幼儿园小朋友一般天真浪漫的“同志们”，叫人拿什么拯救你呢？——党精心教育培养出来的“外交战士”，怎会与罗少将、胡总编成两个阵营的人？又怎会成为“自己人”呢？不信且看吴先生逝世前发表的《如何当好大国，如何当好大国国民》一文中的一番话：
“淡定是自信的表现。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独立和解放。今天我们在D的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在富起来。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定能够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于各种责难、攻击和诽谤，我们要沉得住气，不要一碰就急，就跳，就大发雷霆，那是无济于事的。有些人骨子里是不喜欢中国的，仇恨共产党，仇恨我们的社会制度，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反感。我们沉得住气，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人是极少数的。他们种种敌视中国的表现正是因为我们取得了成功。”
事先如果不告诉这是谁的文章，相信不少人会以为这是哪位“书记同志”在作国际形势报告吧？
看到“有些人骨子里是不喜欢中国的，仇恨共产党，仇恨我们的社会制度，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反感”一语，读过周小平“同志”大作的人，或者会以为这是小周主席某篇雄文中的选段呢！——因为小周主席也是最喜欢这样说的。
看到“仇恨共产党，仇恨我们的社会制度”、“种种敌视中国的表现正是因为我们取得了成功”一类糊话，有人便觉得奇怪：“理性、务实外交家”吴建民先生是1959年正儿八经上的大学，不是文革“交白卷”时代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的初中毕业生，说话怎也“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那些吃饱了撑着没事干的外国人……”的口吻？怎也喜欢像魔术师变戏法一样，将三个不同的球——“中国”、“党”、“制度”混在一起在观众眼前抛来抛去，让人以为这是同一样东西？
这，就是吴“大师”的高明之处：他深知，在走“邪路”的国家中，将“国家”和“党”、“制度”混在一起说事会被骂得狗血喷头，然而在“党国不分”的特色国度中，这一招却像“毛太阳同志”抓阶级斗争一样“一抓就灵”，极是管用。
透过吴大师前面一番话不难发现：他与罗少将、胡总编是政治上高度一致的同一条战壕战友，只是在对敌斗争的手段上有分歧而已——吴大师主张发扬老祖宗的“三十六计”和“以柔克刚”那一套；罗少将、胡总编则认为要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优良传统，“该出手时就出手！”
再看看吴前大使究竟是什么样的“大师”：
1950年-1978年的“前三十年”期间，在举国百姓皆清一色的“彻底的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伟大领袖”兼“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却大力发扬“国际共产主义精神”，每年花费巨额金钱、物资支援“世界革命人民的正义斗争”，大搞“只谈友谊，不谈利益回报”的“大国援助外交”。“无私援助”遍及1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几个朝夕围着中国钱袋子转的“同志加兄弟”——朝鲜、越南、阿尼巴尔亚，从中国拿走钱粮物资究竟是多少，恐怕连主管外交的“同志”自己也弄不太清吧？——二十多年间，仅白送给越南的援助物资折合美元就200多亿（当时的折算，相当于现在的几万亿人民币吧？）。
那个时代有句名言叫“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其实，那时中国先是“打倒美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后来“反修”——跟“苏联老大哥”为首的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也闹翻了。围在中国身边转的“朋友”，无一不是张开钱袋讨银子、讨物资粮食的穷国、小国。
“毛太阳同志”和“人民的好总理”去世后，包括李先念、耿飚在内的许多当年在经济、外交“战线”工作的高官、专家、学者，每谈起那段让知情者心头滴血的历史时，无不痛心疾首……然而21世纪的今天，吴前大使谈到那段历史时，却赞口不绝。例如，2011年上半年，中国赠送23辆豪华校车给马其顿共和国的消息传开后，瞬间在网上引发一片骂声。为何一片骂声？皆因当今中国太多数中小学生还没见过豪华校车长啥样，西部省份不少学校的学生每天要徒步几十里路去学校上学，而身为欧洲国家的马其顿共和国国民生活水平比中国要高得多……
看到网民开骂，吴大师一边批评这些同胞“视野不开阔”，是“弱国心态”作怪，一边对人们开展“革命传统教育”道：
“过去在中国还相当困难的时候，我们还帮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了一条铁路。花了多少钱？花了1.5亿英镑！我跟你讲一个道理，1.5亿英镑相当于中国当时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我们援助的结果是什么？是跟西方对非洲的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铁路建成之后，（坦桑尼亚）尼雷尔总统说，过去外国在非洲建过铁路建过公路，那是为了掠夺。中国帮我们修铁路是为了非洲的发展，了不起啊。中国人是在真诚地援助非洲。”
吴大师盛赞的、自认为最能体现中国“大国心态”的“坦赞铁路”援助项目，是1970年10月动工兴建，1976年7月全线通车的。当时的中国，刚经历了三年多严重的全国性“武斗”，国民经济处于瘫痪状态，太多城市没通铁路，大多数乡镇没通公路，举国老百姓温饱尚未解决，亿万家庭仍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彻底无产阶级”，然而，为向全世界人民展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竟拿出国库外汇储备三分之一的钱去修筑一条横亘非洲大陆的大铁路，如此“大国心态”，说“与西方对非洲的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太轻描淡写了，应当是天壤之别，或者是水火两重天了。
看到吴大师为尼雷尼夸赞中国的话“了不起啊。中国人是在真诚地援助非洲”引以自豪，不禁倒吸口凉气——一个外交官“理性、务实”到如此，夫复何言！
吴大师虽经常“向国人解读中国外交战略和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然而，从他诸多讲话和几本著作中可看出，他畅谈过去六十多年中国外交战略和外交史时，历来只讲“重大成就”，闭口不谈重大的决策失误。尤其是从不提及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对本国外交带来的根本性麻烦和障碍。纵然是谈苏联解体教训的文章中，也不敢触及核心问题——制度因素。其外交思维像李前外长、王外长一样，认定“有些人骨子里是不喜欢中国的，仇恨共产党，仇恨我们的社会制度”、“他们种种敌视中国的表现正是因为我们取得了成功”。他或许意识不到，或许不愿知道：所谓“仇恨”和“敌视”，其实是害怕、忧虑、警惕——二战前的德国、日本和前苏联的历史告诉世界：一个强大的，但权力不受制约的国家越强大，给周边和世界和平的威胁就越大，原因是：一个非民主的国家，长期的、强压之下的国内政治矛盾必将转化为巨大的社会危机。危机一旦到了临界点，统治者必将靠制造国际争端，或挑起战争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化解执政危机。
所以，想起吴建民“大师”，“伤心总是难免”的：吴大师虽曾在联合国、法兰西等国任驻外使节，曾荣任外交学院院长，却与晚清太多朝廷高官一样“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其政治视野和思想境界，与早在洋务运动开始前三十年前便极为敏锐地觉察到西方列强的强大并不是因为船坚炮利，而是赖先进制度，所以不断上书盛赞“上有议会，下有自治”的西洋制度；出任大清国首任驻英公使后，屡与叫喊“绝不搞西夷那一套”的顽固派论战，痛批洋务运动派的“中体西用”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的近代外交家郭嵩焘相比，何止差了十万八千里！
想起放言“中国的人权比美国好五倍”的李前外长，想起上月在白求恩的故乡训斥女记者的当今王外长，想起资中筠先生关于“现在的职业外交官没有发言权，什么话也不敢讲，看上层的脸色行事，连汇报真实情况都不敢”的感叹，“伤心总是难免”的：六十多年间，只有意识形态和红色江山稳固高于一切的“外交战线”，没有国家利益至上、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的正常国家外交；只有“以服从为天职”的“外交战士”，不存在具备起码职业素养、受制于体制化民意的外交官、外交家。
最后谈另一问题：当今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师？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外交是政治的延续（外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是国家外交的最高原则。在世界日益成为地球村，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如果继续高唱“绝不”主旋律，必将越来越孤立于世界主流政治文明之外。长此以往，既将给本国政治、经济、外交带来种种区大的不利因素，也必将最终葬送前程。这个时候，急需一群高瞻远瞩、目光深邃、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敢于讲真话、心里话，并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大师级学者向国人，尤其是向当政者解读国际政治大环境、大趋势和未来走向，以促使国家早日融入世界主流政治文明之中。而这些年每讲话必讲真话、实话的资中筠先生便是这样的大师。
可惜，这样的大师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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