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那鸡到底叫没叫？“周扒皮”真相(组图)

“半夜鸡叫”动画片中的“周扒皮”（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07月06日讯】众所周知，在过去的60多年中，影视、文学作品与似史非史的各种叙述，将“周扒皮”与“南霸天”、“黄世仁”、“刘文彩”并列为“四大恶霸地主”，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典型代表，在树立“新旧社会”好恶观念中，可谓标志性符号。

“周扒皮”这一人物，最初来自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是一部独特的作品，书名即主人公之名，也是该书作者的名字。此书人物均用现实中的真名真姓。我的曾外祖父周春富也被真名实姓写进书中，被赐绰号“周扒皮”。出于中共政治需要，该书被推向全国，编入教科书，产生了巨大影响。

与其他文艺作品不同，至今仍健在的《高玉宝》作者高玉宝坚称书中所写为真实事件；而且多年来在大陆各种新旧社会对比性质的叙述、教育、展览中，《高玉宝》一书中的许多内容又常被作为真实的历史来看待。尤其是“周扒皮”半夜校鸡叫逼长工下地干活的故事，一直令几代中国人深信不疑。

因《高玉宝》一书，我的曾外祖父周春富后人大受牵连。历次政治运动中，与“四类分子”(地富反坏)的后人一样，均成为被运动对象，备受歧视和冷遇。

“半夜鸡到底叫没叫？”“周扒皮何许人也？”“《高玉宝》一书如何成书？”连续有五年时间，我为此到处奔波，收集资料，逐一进行了考证。

我在自己所写《半夜鸡不叫》一书中最终向世人还原事实真相：周春富，辽南农村的这个勤俭吝啬到极致的小富户，既不是为富不仁作恶多端的恶霸地主，也不是在传统农村占有积极影响的乡绅，他只是在中共发起的土地“革命”运动中不幸死于激进的批斗之中的小人物，后来因为一部自传体小说《高玉宝》而为人所知，成为家喻户晓的“地主”代表。这个在意识形态的层层油彩中成为中共阶级斗争教育的反面典型，是一起“加工定制”而成的产品。所谓“半夜鸡叫”，纯属虚构。

起意追寻真相

我的家乡在辽宁复县(现大连瓦房店)，那里就是“半夜鸡叫”故事的原产地。“周扒皮”和“半夜鸡叫”的故事曾陪伴我度过屈辱、自卑的童年。

因得到早教，我七八岁就认识很多字。我到邻居家玩，邻家的大孩子经常特意给我看课本中的《半夜鸡叫》，我当时觉得这个故事特有意思，不认识的字还向对方请教，在读到小玉宝用计痛打“周扒皮”时，我会与其他孩子一样哈哈大笑起来，尽管我当时不太明白，为何一向吝啬的邻家孩子，每次都会慷慨地借给我课本读这篇课文。

一次，在跟村里孩子吵架时，那些孩子突然指着我喊“周扒皮，周扒皮”，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母亲姓周，进而邻家孩子以往古怪的笑容也浮现在我眼前。我仓皇逃回家，问母亲“咱家是不是‘周扒皮’？”，母亲先是一怔，然后重重地给了我一耳光。我哭得很伤心，母亲搂住我，跟我一起哭了起来。

此后，我变得敏感、自卑甚至低人一等。上小学四年级时，打开新发的语文课本，我发现自己最不愿见的那篇文章《半夜鸡叫》赫然出现在课本中。

上这一课前，我有一种大限将至的感觉，希望自己病倒，希望老师有事。没想到，上这一课的那一天，老师第一个便点了我的名字，让我朗读课文。我摇摇晃晃站了起来，含着泪水读完课文，两腮发烫。那一节课老师在讲什么，我已无心留意，但同学们的窃窃私语我却听得很清楚，同学们都显得兴奋，因为他们亲眼目睹和证实了一个传闻。

时光一转眼到了2003年初，互联网早已兴起并普及，我在大连地方的门户网站“天健网”发了一篇5000余字的帖子，名为《故事和“半夜鸡叫”有关》，讲述自己母亲家族的一些见闻。论坛一下喧嚣起来，参与讨论者甚众，形形色色的观点和传闻纷纷登场。但当时国内将要召开一系列重大政治会议，各级宣传部门严把舆论关，这个帖子最终因为涉及敏感历史问题而被删除。

这件事给我震动很大。老实说，自己家的事知道一些，不过要让我把“半夜鸡叫”有关的整个大背景的来龙去脉说个清楚，道个明白，那时的我却没有这个能力。高玉宝怎么从家乡走出去的？曾外祖父的命运与时代有何关系？《半夜鸡叫》的故事如何走向全国？那时我对这些事也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和似是而非的概念。此事让我决定冷静下来，去思考一些问题，追寻逝去的岁月，考证细节的真伪。

我因此展开了一项行动，追溯并考证家族的历史。自打那时起，我几乎所有的双休日和节假日都用于出入于各大图书馆、档案馆、旧书市场，采访亲属、朋友和当事人，请教史志专家，刻苦阅读历史、政治、军事著作，甚至还学习与“鸡叫”有关的动物学、气象学以及农学知识。

这种考证对我而言是异常吃力的。首先要了解时代大环境大背景，然后是具体事件和具体人物。家乡历史涉及民国、伪满、内战、土改、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改革开放新时期等阶段，需要在此背景依托上，细看辽南乡村的种种生活细节，土改前后的变故、扫盲运动中典型的诞生以及工农兵的时代印记等等。

所幸，渐渐从杂乱到理性，从混沌到清晰。

周春富(“周扒皮”)其人

我对曾外祖父周春富的所有认知，均来自周家后人、旧邻的回忆和几位在世长工和短工的描述。

家里已经找不到一张他的照片。在1947年的土改运动中，他在1911年建的几间石头房和所有东西被分光，房子分给一户贫农居住，至今保留在瓦房店阎店乡，成为那个村子最老的房子。这里现住户叫高殿荣，我2006年第一次见到她时92岁。她回忆，当年这里原先分给一户贫农住，人家嫌房子不好，占了她家的房子，把她撵过来住。她家当年成分也不好。她回忆周春富：人不恶，是好人。

曾外祖父周春富原来也是闯关东落户辽南。通过勤俭持家，不断攒钱买地，开了几个小作坊，成为殷实之户。至上世纪40年代末期，家里已有近200亩地。家里有五男三女，有大有小，地里和作坊忙不过来，就陆续雇起长工和短工。老头雇人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求庄稼活好。

曾外祖父人勤俭仔细是有名的。儿女们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老头不仅对自己特别抠门儿，对家人更是如此。碗中剩下的粉条，得捞出来晒干，留着下一顿吃。老头向儿女们提倡：饭要吃八分饱，吃多了，剩下的都成臭屎。出嫁的女儿回娘家不能过夜，因为这样会多吃一顿饭。相反对长工一直很客气。

王义桢1942年开始，给周春富做过近两年长工。我先后三次见过他，他能对我很清晰地回忆老东家：

我去那年，(周春富)老头60岁。不闲着，铡草他帮着续草，他续草铡出的苞米秸长短匀齐，牲口爱吃。夏天上身不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黑紫的。人会打算，仔细。老头有个特殊要求，伙计也好，儿女媳妇也好，不准穿红挂绿，干活怕沾灰就不能撒手干。我20出头，老妈给做件小白褂。老头说，王伙计给你染染吧，不要你钱。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老头对儿女严，人家院子里是不能有鸡屎的，孩子回家了就拿起小铲子往院坑里拾掇。家里不养牛养骡马，脚力快也干净。我在他家早起是不假。人家养成了习惯，冬天天没亮点了火油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人家都起来了，你伙计还能赖在被窝里吗？起来没有事挎着筐拣狗粪。

曾外祖父家乡复县阎店乡和平村黄店屯，在日本控制的伪满洲国境内。东北光复后，国共两党在复县城乡，展开血腥残酷的拉锯战。

我后来在瓦房店县志中看到，当年复县有耕地200万亩。全县9万户，地主占2000户，富农7000户。头三号地主都有几千亩以上土地和其他财产。周春富还属于富农行列，但拥有土地不到200亩。因此可以算出他在复县财富榜上的位置，应该排在2000名之外。

后来土改纠偏，曾外祖父再次被划为富农。瓦房店档案馆现存原复县阎店乡的1960年的“落改”材料证实周家的富农身份，这也是我在搜索曾外祖父周春富家资料时唯一见到的“文献”。

在这份纸张发黄的手写落改报告中，列举了有220户的和平大队的七户地富反坏分子和新畦三名地富反坏分子作为“敌人”的活动情况。曾外祖父三子、本人外祖父周长义的名字赫然列入其中。开篇的背景文字直接提到，“和平大队解放前深受日寇和国民党残酷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在臭名远扬的“周扒皮”等封建恶势力的压榨下，民不聊生、不得温饱、逃荒甚多……”

当年土改时，从方法到概念，均效法苏联，把相关的意识、话语植入农村；中国农村原来以宗族、学识、财产、声望为根基的乡村秩序，均被阶级斗争意识和话语所颠覆。曾外祖父周春富只是在这场暴风骤雨运动中的一个不幸的小人物，不过老头自己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死后却成为“恶霸地主”的典型之一，闻名全国数十年。

半夜，那鸡到底叫没叫？

《半夜鸡叫》中的地主周春富，是我曾外祖父的真名实姓。在书中，周春富因“残酷剥削”长工而有“周扒皮”绰号，为催大家早点上工，半夜躲进鸡舍学鸡叫，引起公鸡们打鸣，后遭小玉宝设计痛打，这是其中最生动、最著名的情节。

近年来，有不少作者撰文指出，无论从农学、动物学和当时农村普遍租佃关系的史实来看，这些细节都与事实相悖。大连地区养鸡30年的高级畜牧师房司铎做过研究，他曾给我做过科普，他认为公鸡啼鸣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必须是成年公鸡，二是必须自然光感刺激。辽宁南部农村锄地一般在小满、芒种至夏至季节进行，日出时间是早上4时28分。黎明出现在日出前一个小时，亦即早上3时30多分钟，太阳微弱的辐射光即可对鸡的视觉发生刺激，产生啼鸣条件反射。但这时的光线很弱，人的视觉还不能对物体的细小特征进行识别。所以在半夜三更(即午夜12时)，在一片漆黑条件下，更不能从事田间操作了。就算是把长工赶到黑灯瞎火的庄稼地里，也只能是要长工换个地方继续睡觉。

从上世纪40年代初到1947年辽南土改期间，曾外祖父周春富家里，老大、老三负责种地，老二跑外做生意，其他孩子读书。因为人手不够，陆续雇过长工和短工，从两三人到六七人都有。都有名有姓。高玉宝虽然自称在老周家放过猪，但周家人从来没见过高玉宝。

这是周春富（“周扒皮”）之子周长义，长相和他最接近（网络图片）

一直和雇工一起干活的外祖父周长义排行老三，我每次回乡都要见一见他。他2008年春节过后离开人世。90岁了的老人知道我在做什么事。他见到我就重复一句话，咱家没剥削过人，也从没见过高玉宝这个人……他口角流涎，老爱重复一件事，这件事的时间、地点、人物，一直在他日益老化的头脑里很清晰：

1963年春夏之交，他(高玉宝)来了一趟。我和人正在地里干活。高玉宝40岁模样，招呼大家一起要开个小会。黄店有两个生产队，山后队的人没理睬他。吕某某(姥爷说话含混不清，我听了几回都没听清这个人的名字)跑过来了，吕参军回来当队长和把头组长(五副犁铧一个互助组)，领着高玉宝，现找了几个人，高玉宝隔老远在地里给几个人握手。我这也是第一次见到高玉宝。高玉宝对我说：谁说我没在你家干过活？我学木匠时还给你家做过马槽子。这事很多人都清楚。人家来调查，你们照我那样说没有错。高玉宝又说他现在很烦恼，小人多。他又对我说，写“周扒皮”不是写你家的事，不是写咱这地方的事，但天底下能没有这样的事吗？小说是拿(到)全国来“教育群众”的，有没有重名重姓的，肯定有。回去告诉你们家里大人和小学生，不要乱讲话……

据外祖父周长义回忆，高玉宝这番话那个上午讲了“六千遍”，中心意思就一句：外面来人问要回答，我在老周家干过活。

1963年的年度关键词是忆苦思甜。这似乎可以为高玉宝急着到家乡“开小会”做注脚。

给曾外祖父家做过10年长工的刘德义，解放后做过大队的贫协主席。在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教育，各地陆续有人来阎店乡参观取经的大背景下，也被上面如此“开小会”耳提面命。他1978年去世。他的儿子告诉我，那时候高玉宝回乡做示范报告，说“毛主席”是他后台。他爹被安排同台做报告，因直说自己是如何干活、很少说周家如何不好而被批。他也从来没听他爹说过周春富家半夜校鸡叫。

上世纪90年代后，有一个说法，高玉宝后来很少回乡。因为乡里乡亲后辈晚生总有人问他，是否真有“半夜鸡叫”这回事？我也在一篇报道里看到这样的文字，高玉宝作报告忙，姐姐去世了也没回乡。

上世纪50年代初期，高玉宝就开始作报告。1990年代退休后职业性作报告。据统计，他被全国20多个省、市，数百个单位聘为名誉主任、顾问、德育教授、校外辅导员，讲述革命故事。其中，“周扒皮”与“半夜鸡叫”自然常是报告中最生动的故事，也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至2009年建国60周年，他陆续在全国作报告累计4000场，听众5000万人次。

虽然后来他说《高玉宝》一书的主人公故事“似我非我，他中有我，所见所闻，集中概括”。但他公开场合一直在坚持“半夜鸡叫”是真的。他村里四个地主都半夜校鸡叫，写书时给集中到“周扒皮”身上了。这一点，搜索他作报告的当地媒体新闻报道可以知晓。为了逼真地形容“周扒皮”如何学鸡叫，高玉宝练就一门公鸡啼鸣口技。我本人在2005年的大连电视台的鸡年新春联欢晚会上，就看到年近八旬的高玉宝被奉为上宾，现场表演了一段生动的鸡鸣。

作家神话背后

高玉宝一书是如何写作的，“半夜鸡叫”是怎样来的？

我为此翻阅过1950年代到1970年代《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文艺》的所有合订本，并三次探访高玉宝，但得出结论都类似于模板式的答案。

高玉宝写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1955年出版发行后，一版再版，共印行500多万册，国内用7种少数民族文字印行，并翻译成近20种外文印行，仅汉文版就累计发行450多万册，成为解放后文学作品发行量之最。

按照高玉宝的自述，1948年参军时的高玉宝是个典型的文盲，但“革命战士”是不怕任何困难的。一年之后的1949年8月20日，高玉宝开始动笔撰写自传，此时的高玉宝仍旧是字画结合、以画代字，如日本鬼子的“鬼”字不会写，就画个可怕的鬼脸来代替；“杀”字不会写，先画一个人头，然后再在这头上画把刀；“哭”字不会写，先画一个人脸，然后在这脸上点几个小点儿。还有很多字无法用图形画或符号来表示字意，高玉宝只好画一些小圈圈空起来，等学会了字，再添到圈圈里。如此说来，此时的高玉宝恐怕还在文盲之列。

但奇迹在两年后发生了，1951年1月，高玉宝完成了长达20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草稿。经人指导，小说《高玉宝》的部分章节经修改后陆续连载。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单行本，更是推出了集作者名、书名、主人公名于一身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国文在总结中国文学50年(1949～1999)时，直接将高玉宝一类的文盲作家归为“描红作家”。我曾在一段时间里连续寻找当年的若干文盲作家的踪迹，得出结论：此言不虚。

高玉宝等人的出现，几乎空前绝后创造了文盲成为作家的先例，不仅对全军全国扫盲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成为工农兵进入文学领域的一个最鲜明的标志。文学正史无前例地成为意识形态的代言人。随着高玉宝的走红，“周扒皮”也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高玉宝本人曾20余次受到毛、刘、周、朱、邓的接见。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半夜鸡叫》更成为“忆苦思甜”，进行“革命教育”的经典教材。

1950年代，与高玉宝同期的文盲作家崔八娃的成名作《狗又咬起来了》前后修改近40遍。后来陨落乡野的他去世前曾向他人交代，四年时间写过的20多篇小说只有一篇为个人创作。而高玉宝写出《高玉宝》后被送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班学习，却一连40年没有出作品。期间，1970年代反映“周扒皮”家乡变化的报告文学《换了人间》，为另外三人执笔。

高玉宝多年来一直对外宣称其《半夜鸡叫》等自传手稿被军博收藏。但我几经实地调查，军博文物处并没有他的自传原稿。

到底是谁成就了《高玉宝》？难道也是集体创作所成？最后一个叫“荒草”的人进入视野。

我在搜寻史料时，从古旧市场淘到最初的《高玉宝》版本，由解放军文艺从书编辑部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现后记中有荒草的《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的线索。我开始苦苦追寻，荒草到底是谁？他与《高玉宝》到底有何渊源？

在上世纪50年代的《人民日报》等媒体中，荒草曾接二连三撰文宣传高玉宝。荒草，原名郭永江，曾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辑、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其他的则几乎一无所知。

这是一段时间以来唯一得到的信息。这期间我又奇迹般地与荒草同岁的大连的亲友阎富学偶遇，和当年与荒草、高玉宝一起共事过的《解放军文艺》助理编辑、78岁网友“一博为快”老太太结缘，但都收获甚微。所得到的信息，只是简简单单一句话：曾指导高玉宝写作。

一直到2008年，通过四川资阳文艺网一篇文章，才有了重大突破。文章介绍说，《高玉宝》长篇自传体小说，13章12万字，为资阳的作家郭永江所著。在半信半疑之下，经当地作协主席唐俊高介绍，最终找到了当地从事史志研究的作家王洪林，王与郭永江生前有密切的书信来往，有丰富的资料。我这才详尽了解到关于“荒草”其人与《高玉宝》成书过程。

郭永江1916年出生，1940年到延安，创作歌剧《张治国》，反映八路军大生产，受到毛泽东称赞，1951年赴朝鲜采访，后与魏巍同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可到40岁就病退，70年代回故乡资阳居住，不久迁到资中，1984年居重庆，1993年病逝。

郭永江临终前，在信中对王洪林说，当年《高玉宝》一书13章均为他所写。

当时全军为配合扫盲，树立典型，让他帮助高玉宝修改自传，他向“组织”表态要随时付出生命代价来修改好这部书稿，做好“幕后英雄”……但高玉宝的原稿实在太差，他无法修改，最后在组织授意下干脆代笔。他写完一章，高玉宝照着抄写一章，然后组织上拿到《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总政文化部文艺处与出版社约定，以后每版书必附荒草《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稿酬平分。不过在反右之后，郭永江的后记和名字逐渐退出再版的《高玉宝》，郭永江从“帮助修改”到“提供辅导”，最后到彻底退出的过程，均是出于组织上的要求和当时的政治需要。但在他临终前，写信给资阳文献学会，郑重声明《高玉宝》是他的著作。

从事家乡史志研究的王洪林受我诚恳相求，于2008年10月专门去重庆代我探访过郭永江后人。

“周扒皮”和“半夜鸡叫”，都是根据需要制造出来的。具体过程，简单地说，“周扒皮”的制造经过是这样的：1950年代初期全军全国范围大扫盲。文盲战士高玉宝表现积极，用画字的方式写自传。(高玉宝早年画的字，后人在他90年代开始展示的入党申请书可以看到)被部队推为典型上报。穷苦出身的战士不仅学文化还能写书，批判“旧世界”歌颂“新世界”。为了把这个典型放大，部队派专业人士帮助高玉宝。要体现旧世界之黑暗，地主阶级之罪恶，为了使书更能教育人，就要移花接木、改头换面进行深加工。为了表现真实，书中一切都采用真名真姓真地点，自然发生的“故事”就是真实的。至于坏地主半夜校鸡叫，纯属灵感来袭。郭永江其子女介绍，其父荒草晚年讲过，“半夜鸡叫”是根据民间传说加在周春富身上的。

而为什么只写了周春富“周扒皮”，而没写王春富“王扒皮”，这是因为周春富在高玉宝的家乡土改过程中，被作为恶霸地主批斗死去。高玉宝当时结束在大连流浪生活回乡当上民兵，这是他在日后参军在部队搞的诉苦教育中可以就近找到的“控诉”对象……

我的外曾祖父因此成为“周扒皮”。这是他的第一出“幸运”。而第二出“幸运”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的阶级斗争中，“周扒皮”成为阶级教育中的反面典型。全国周姓同学都得到一个天然的绰号：“周扒皮”。第三次“幸运”是在改革开放后成了一切苛刻自私霸道的无良雇主的代名词。这是我的曾外祖父周春富绝对没有想到的，也可能是当年的“周扒皮”制造者没有想到的。

“我从心眼里要入党”，图为高玉宝给学生们展示这份特殊的入党申请书（“万象”微信）

大家看吧，这是高玉宝的当年入党申请书，一个地道的文盲怎能写出长篇自传体小说，找人代笔还是组织安排？谎言背后是挑起阶级斗争的需要，还是造反夺权需要，可见修改历史颠覆事实也是革命必修课。《高玉宝》中的周扒皮根本就是杜撰的，“半夜鸡叫”根本就是连影都没有的事。这就是政治的夸张，半夜鸡叫穿透时空的不是他所谓的文学艺术，而是他的卑劣无耻。

高玉宝当年的入党申请书。-史上最"雷人"的入党申请书（“万象”微信）

因为不识字，是画出的、只有8个“字”的入党申请书——“我从心眼里要入党”。除了一个“我”字外，其他都是用图形画出“毛毛虫”代表“从”，“心形图”代表“心”，“眼睛”代表“眼”，“梨”代表“里”，“咬”是要的谐音，“鱼”是入的谐音，“钟”代表有“钟声”，钟声“当”代表“党”！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