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凡：疯狂的时代 (上)

纪念千千万万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人们！

1996年4月30日

注：此文曾刊于《中国之春》152期，1996年5月号。曾贴于《中国之春》网站。为了纪念牢中的难友，现重贴在《中国事务》网站。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才智的时代，也是最黑暗的时代，这是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此为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开头语。这对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描述，也使我联想到比法国大革命更悲惨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样的时代？十年浩劫，荒唐无耻，黑暗疯狂，灭绝人性的时代？我们是有幸或不幸生于这个时代？我是有幸或不幸经历并体会到这些矛盾，怪异，疯狂及血腥的一切？在透视这一切之外，我也在其中体验到高贵的人性，人与人在患难时的相助及温暖，坚强的毅力，崇高的理想。这些善恶美丑长期的交错在我的心中。那些肉体上的折磨及心灵上的摧残终于未能打倒我，我战胜了舍弃了自己心中的软弱，恐惧及仇恨，成为一个精神上永不屈服的强者。以信念及意志力与整个疯狂的时代对立，与自己脚下的长影为伴，在痛苦的深渊上，以耐力架起一道拱桥，以战斗力循此而行，超越时空，踏入永恒，作为一个默默的理想主义者并旁观此一场“史无前例的倒行逆施”。

1966年5月16日是中国近代史上黑暗，疯狂的一天。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华民族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毛泽东一手发动和操纵文化大革命，疯狂地把中华民族的命运玩股在他掌心中，直至他无可奈何的去世，才结束了此场中华民族的恶梦和灾难。

中国共产党是这段不光彩历史的肇事者，至今中共不敢面对历史，不准中国人民公开地讨论，研究和书写这段历史。巴金先倡议建立文化大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对此骇怕万分，不准建立。我们这些经历过这场大灾难的幸存者有责任和义务记录下这段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黑暗事实，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吸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

文化大革命的头二年，我是在安徽师范大学参加了那场运动的开幕式。自1968年6月8日起，我被中共专政机构公检法部门扣留，关押，审查，判刑有期徒刑20年，入狱劳改，使我有机会在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下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其余大部份阶段，让我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社会因素及历史背景。

那段文革日子中，我大部份的岁月是在劳改队中渡过的，如今要我回忆那段劳改队的辛酸和恶梦，我真有锥心的痛苦。只有在劳改队待过的人，才真正明白什么是残酷的人性，绝望的恐怖，野蛮的折磨，疯狂的斗争……。所有不人道及可耻的行径都在这里发生过。许多意志薄弱者，受不了这些可怕末世的景象，寻求自我结束生命在九泉之下，而我这幸存者在大难不死之后，以平实的字句，敍述其中一些残忍可怕的小故事，真是“恶水三千，只需一瓢”……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会得到完全不同的想法。抛开个人感情上的恩怨和痛苦，以非常理性的、心平气和的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可以看到其中积极的一面。毛泽东以他个人的威望下赌注发动了这场亿万人民参加的政治运动，从运动的一始到最后结束，他都无法完全的掌握，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人民群众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争取自由，为反抗中共的剥削和压迫，以种种的口号和面貌出现在文化大革命中。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始终贯穿了二个大战场。第一个战场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敌们的斗争，这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斗争。第二个战场是广大人群众和中共统治者之间的斗争，这个战场遍及全国，深入各个阶层。这二个战场的斗争相互交织而互为利用和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的威信急剧下降就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人民群众开始敢于反抗，勇于斗争，争取自己的利益，追求美好的理想。文化大革命结束20年了，但人民继承了敢于反抗，勇于斗争的精神，近20年来反抗中共统治者的斗争扩大、深入和提升了，并从国内走向国际。从历史的长程的视野来看，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意义就非常明显了。文化大革命充满了痛苦和希望，黑暗和光明的斗争。

“我们飞翔著把人字写在天上；啊！多么美丽！她是天地间最高尚的形象。”白桦(苦恋)。

“救命啊！救命啊！”凄惨而微弱的求救声夹杂在雨滴声中传进了号子房。我突然地被这求救声和雨滴声吵醒了。这是在做梦吗？不像。我用手轻打自己的头，呼救声仍阵阵入耳。

“救命啊！救命啊！”仍不断地传入号房，使更多的犯人听到了这呼救声。我用脚碰碰睡在边上的一个牢友，他是惯偷犯，平时很精灵，他的听觉由于职业的缘故被训练得非常灵敏。

“你听到喊救命了吗？”我问。

“听到了。奇怪啊，我们这个监狱围墙很高，外面老百姓的呼喊声传不进来。这喊救命的人可能在围墙里边。为什么喊救命呢？”

“睡觉吧，不再讲了，否则号子值班犯人听到了我们讲话，会找麻烦的。”我迷迷糊糊地又睡着了。值班犯人摇铃才把我吵醒。赶快穿衣服，爬下高铺。正在洗脸刷牙时听到值班犯人大声叫喊：

“今天旱晨吃过早饭后，不准走出号子外面，都坐在号子内。8点钟学习读报，9点钟集合开会。”犯人们听到这个通知，都在低声议论，肯定又出了什么事了。

“我听到救命啊的哭喊声，好像是从围墙边传来的。喊得很凄惨。大概又有人要倒楣了。”一位年过半百的老犯人半夜失眠时听着求生的哀嚎声。

9时整在无墙的屋簷下坐满了安徽省第二监狱新生棉织厂和皖江机床厂的全体犯人。炎夏的热气还未冲击著这四周无墙的会场，但犯人们好奇又焦急的情绪把会场的空气旋转得上下翻滚。监狱长宣布开会，教导员讲话。

“现在向全体犯人宣布一件事，安徽省第二监狱第五中队前夜睡觉前点名，发现一名犯人失踪，在昨天半夜这个逃跑的犯人被捉回来了。你们要记住，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你们这些社会残渣余孽，要彻底地向无产阶级专政投降，彻底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斗私批修，深入学习批林批孔，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在无产阶级的天罗地网下，你们插翅难飞，入地无门。要老老实实地在这里服刑改造，否则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将把你们打得粉身碎骨。现在散会，回去学习讨论，好好改造自己，服从管教。”

这一宣布大多数犯人心里都明白怎么回事了。原来喊救命的人就是那个逃跑犯。他的姓名是罗基明。

二天之后，他逃跑的过程大体都传开了。这件事发生在大约1975年夏天。

安徽省第二监狱第五中队是又名安徽省皖江机床厂，专门生产C-130，C-150车床和M-7475磨床。老罗在厂内开铣床，平时沉默寡言。厂内有一些救火用的防毒面具挂在墙上以备防火之用。他串通了一位同伙，计画偷防毒面具并带上一些食物，爬入大粪池，计画从大粪池的另一端出口偷跑出监狱。临行时，他的另一同伙临时改变主意不敢去。他仍一个人按原计划单独行动。就在星期六晚上，大约10点左右在犯人收号子之前，趁众人都在打扑克牌，值班犯人不注意时，罗基明潜入了大粪池。星期六早晨，郊区农民已把大粪池抽空，他进入大粪池如入空室，很快地找到了大粪池的出口。他立即被出粪口的又粗又黑的铁条给惊住了。“此路不通”，他几乎要喊出来了。大粪池的入口只有1平方米大小，在高压电网的大围墙下，平时用水泥板把入口盖住，池内几乎没有氧气，他仅带着防毒面具附一瓶氧气罐。可以想像，在充满了氨气的大粪池内，不是久留之地。他沉着镇定地用手电筒照亮池内各个角落，期望能找到一个能挤出身的空隙。周围除了从粗黑的铁条间吹进微微半夜的凉风之外，粪池内非常黑暗阴森的可怕。他停下来，冷静的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

不久天渐渐的亮了，地面上活动的人声传入粪池内，他却不敢出声，无奈的看着尿粪渐渐的流到粪池内。

他口渴肚饑，随意地吃了点带来的干馒头，周围的气味实在难受，馒头难以入口。

他下定决心坚持到天黑后再伺机行动。长长的白天，一秒一秒地在移动。中午时分，地表的热气开始从粪池的进口、出口两处传入粪池。安庆市地处长江中下游的北岸，位于著名的中国炎夏高温地带，西自重庆，经武汉东至南京，是有名的炎夏火炉。连摇扇子带动的微风都令人感到燻火逼人。尿酸氨气的温度升高，强烈的刺激着眼球和呼吸道，使他的眼皮开始发肿和疼痛，渐渐地眼刺流泪，没有清洁的水来洗他的双眼，所带来的一小壶白水早已喝完。这时他真正意识到危险已渐渐的向他逼进。怎么办？进入地牢已超过12个小时，体力和精力大为消耗。紧张而可怕的危险感一直压抑着他的胸口，呼吸急促，心脏加速跳快。他更靠近粪池出口处大口的呼入新鲜空气，以使他的情绪和生理状况稳定下来。

他迷迷糊糊的在粪池口撑著，不知不觉地傍晚来临了，气温下降了，眼睛也舒服些了。口渴肚空折磨人，支撑著一整天的身体都已瘫痪了，迷迷糊糊地坐在粪池出口的台阶上睡觉了。

突然他被哗哗的流水声惊醒了，照亮手电筒睁眼一看，大股的污水从粪池的进口和出口处流入粪池内。原来就在他深夜熟睡之际，雷电划空，暴雨骤降，大粪池已成了蓄水池。真正的危险包围了他，无情的池水将会把他淹死的。这时，他立即振作精神，放声大喊“救命啊！救命啊！”

他喊了好久，没有人来救他。他坐在粪池出口处大声地哭了起来了。想起了亲人，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伤心地掩面痛哭。

“救命啊！救命啊！”，两滴小了些，他乞求的呼声终于传入了号子房，值班犯人报告了值班管教干部，派人沿着“救命啊！”的声音来到了粪池入口地点。几个人听到了从粪池内传来了微弱的求救声。几支手电筒照入池内，看到一个人形在恍动。

“你是谁？”

“我是五中队的罗基明，求求你们把我救出去。”

“你怎么到粪池里的？为什么进粪池？”

“我自己爬进来的，把我救出去再慢慢地告诉你们。”

一条长达4米的竹梯子从粪池口放下，罗基明自己慢慢地顺梯爬上，一出了粪池口，全身瘫痪倒地，不醒人事。二个犯人把他架进洗澡堂，剥光衣服，全身清洗，又送去医务室紧急抢救。他这条命总算暂时保留下来了。

一位很喜欢开玩笑的犯医(在犯人中挑选出来任医生的犯人)对我讲：“罗基明真是命大，如果再晚半天不离开那个粪池，他会得尿酸中毒，并且氨气也会把他的眼睛刺瞎的。要死也不能这样死法，实在是想老婆想疯了，人死了，老婆也伤心啊，真是作孽啊，罪过罪过！”。

经过犯医的紧急抢救后，罗基明渐渐地苏醒了。双眼被红肿的眼皮包著，几乎睁不开眼。用蒸馏水清洗眼皮和眼球，敷药之后用棉纱布及绷带围住。他的全身的皮肤发红肿，一接触皮肤会痛得难以忍受。

二名管教干部带了二名犯人拎着一副15公斤重的大脚镣来到医务室，把罗基明从病床架起来。一名管教干部大声对罗基明说道：“你不老实要逃跑，今天就让你尝尝无产阶级专政大脚镣的味道。站好，把他的裤脚提起来，你们二人(犯人)给他钉上脚镣。”

15公斤的大镣有两个铁圆环圈在脚踝之上，用大铁铆钉把铁圆环钉死。二个铁圆环之间有一条粗铁链联住，大约有一步宽之长，只能慢慢走，不能开步跑。铁圆环一定要用布条包起来，否则铁圆环会把踝骨弄伤。

带着沉重的脚镣和疲软的身体，由二个犯人架著，缓步的走进小小的紧闭室。这比起大粪池来已经是人间天堂了。

不久，安徽省公安厅劳改局来了3名干部，接连一个星期的审间罗基明。他当时已经是死缓2年的徒刑，离死刑立即执行只差二步之远，会不会因这次逃跑而立即升级送入死牢房呢？许多好心的犯人在替他担忧。

为什么他胆敢要从高电压大围墙包围住的安徽省第二监狱逃跑呢？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这个问题我思索了好久。

罗基明是共产党干部子弟，他的全家亲人及他本人都是共产党员。他的一位哥哥是湖北省公安厅的一位负责人。他考入武汉测绘学院，这是一所半军半民的大学，毕业生相当一部份进入军队的地图地形测绘部门。在大学时结识一位从香港到内地读书的小姐。60年代初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军事单位工作，申请和这位香港小姐结婚，没有得到共产党组织批准。为此他申请退役退职脱离公家机关，和香港小姐结婚。从此他成了无职业单位的单干户。60年代初期，大陆的经济状况很糟，他太太带了孩子申请回香港，他随后申请去香港探亲一再遭到公安部门的拒绝批准。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第一次从广东边界偷渡去香港失败被捉，送回安徽被判刑七年送劳改农场服刑。在服刑的几年中，他接连的从劳改单位逃跑，可是很不幸，每次都没有成功，并且每次失败的逃跑，都给他的刑期升级。他一连逃跑了7次，从最初的7年有期徒刑，加到10年，15年，20有期徒刑，一直到死刑缓期2年被送入安徽省第二监狱。

在省公安厅管教干部面前，他一再申辩逃跑的理由是为了看望妻子和孩子。并要求司法专政机构给他一个继续服刑的机会，以让他的妻子和孩子能来看望他。大概他的家世和出身背景对他起了保护作用，加之他多次逃跑的理由是为了家庭团聚，还不足以把他立即处死。几个月之后，对他宣布加刑到死刑缓期1年。这意味着在1年之内他不能再有严重的类似逃跑的行为发生，否则将立即处死。这一宣布，同号子的犯人都为之宽心，这条可怜的生命总算保留下来了。等待时机平反吧，这是唯一的希望。

他放出禁闭室之后，寡言沉默的坐在一台小机床边操纵机器。管教干部们不准犯人们去和他谈话及打听他的情况。大约事隔1年之后，对他监视放松了，我才得到机会和他讲了几句话。

“你好吗？身体现在怎样？”我问道。

“还好，已经康复了”。他摇著头环顾四周，观察是否有管教干部和那些打小报告的狗腿子们。

“你的身体不错，篮球打得很好”。他说道。

“我喜欢体育活动，通过打篮球来保持身体健康，希望在出狱时身体不要垮掉。你要多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谢谢。我们都要好好保重身体。”

1979年底，我的案子被彻底平反回到安徽师范大学物理系重新工作。不久老罗也被平反释放，后申请去香港找到了他的妻子和儿子。

这件事我终身难忘。1992年我路过香港时，向朋友打听他的消息，据知他在香港和大陆之间来往做生意。我默默的祝他生活幸福快乐，这个饱受折磨的灵魂。

罗基明是共产党培养教育出来的技术人才，以共产党的标准来言，他是根红苗正，是接班人的人才，可是共产党却把他当作敌人而无情的摧残和打击，使本来属于共产党阵营内的人变成了反共产党的力量。他仅是为了家庭团聚遭受几乎丧生的折磨。为什么会这样呢？

“苛政猛于虎。”

中国共产党内一小批丧失理智，没有人性的官僚在治理国家，不断地在制造阶级敌人，制造冤假错案，使中共政权不时的动荡不稳。社会的尖锐矛盾自然的反映到中共党内形成不同的派别权力斗争。这是文化大革命之所以长达10年之久的社会因素。

毛泽东讲“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人类杜会发展三条基本方法”。他把阶级斗争无限的扩大到一切领域，制造无数计的阶级敌人。共产党在大陆丧失威信，根本原因在于治理国家的哲学思想的失败。中共把人当作工具和奴隶，不把人当作有思想有情感有正常欲望的人。

监狱当局利用罗基明逃跑事件，在犯人中灌输极端平均主义。从情理上讲，犯人们同情罗基明要去香港团聚家庭。管教干部就以罗基明想过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做资产阶级孝子贤孙为名批判他。极端平均主义在贫穷的社会极易煽动人的不满，这也是文化大革命被掀起的社会因素之一。

二

耶稣曰：“谁若愿意跟随我，就该弃绝他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因为谁愿意救自己的灵魂，必丧掉自己生命。"(太，16.24-25；可，8.3寻-35；路，9.23-24)

“把他吊起来，看他还信不信上帝！”一个三角眼的中年犯人大声的叫喊著，并回头看着管教干部有什么反应。批斗会场上没有回应。管教干部的默许无言，三角眼再次叫喊：

“把绳子拿来，把这个杂种吊起来！”

二个犯人果真的把绳子拿出(其实是早已准备好的)，把董松林双肩一捆，把他吊在屋梁下了。

“你这个唯心主义者，还信不信上帝？”

呸！一小撮口痰吐向三角眼的脸上，董松林愤怒的蔑视三角眼犯人。

“他妈的，这个狗杂种还吐痰，给我打。打死这个帝国主义的后代。”

二、三个犯人用棍子打被吊的董松林，他紧闭双眼，口里默默的在祈祷。头上直冒冷汗，脸色发青，嘴唇发黑。不久，管教干部怕出人命案，出来制止棍打董松林。半日之后才将他松绑放下。

这件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董松林是安徽省第二监狱有名的安份守巳的老实犯人，只因他是笃诚的天主教徒，坚持不放弃宗教信仰而带来的横祸。

1972年夏我从安徽白湖劳改农场转到安徽省安庆市第二监狱，被分配到新生棉织厂保养车间开车床，和董松林一个小组。他睡下铺，我睡上铺。

在一次政治学习会上，犯人们重提这件事，我问董松林，“这件事是真的吗？”他笑着答道：“是真的。我相信上帝和他们有什么相干。我是唯心主义者，他们是唯物主义者。我走我的阳关道，他走他的独木桥，毫不相干。”

我和董松林朝夕相处，在保养车间他操纵大车床，我开小车床，一起商讨解决技术问题；分菜吃饭，洗澡理发，读书看报，24小时都在一个小组活动。所以对他有比较细致的观察。

大概是1972年年底的冬季整训期间，监狱当局对全体犯人正式传达了林彪集团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主要内容。照本宣读不作任何解释和说明，只让犯人们知道林彪和他的妻子儿子及随从人员的座机摔死在蒙古的温多尔汗。

在会上宣布，凡是过去因攻击林彪而判刑入狱劳改的人休想翻案，过去凡是攻击林彪副统帅是反革命，你被判刑入狱是对的。现在党中央宣布林彪反党也是正确的，这二件事是不能混为一谈。听到此我心里想，你讲的话又不能算数，因为被判刑人的案子都不是由监狱决定的，监狱只不过是保管所谓的“犯人”而已。

董松林此人是老实天真得可爱，他讲：“林彪是副统帅，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他摔死了，和我们这些小小的犯人有何相干呢？我心里一直在纳闷儿，这位老董究竟是为什么被判无期徒刑呢？监狱规定，犯人之间不允许相互打听和交谈各自案情。

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年的冬季整训和往常不一样。特别规定要详细的在学习小组内谈自己的案情，交代对自己案情现在的看法。由于这一公开的交谈案情，才使得为知道这位天主教徒的来龙去脉。

董松林自述：“我的父亲是意大利传教士，母亲是江苏人，我在天津读小学，考进南开大学电机系以后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电机系。我是个笃诚的天主教徒，是个不折不扣的崇拜上帝者。1951年5月我被捕，被捕的罪名是参加圣母军，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和走狗。被捉进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进入牢房时几十个人都站着，没有地方坐，不断的有人被捉进来。很快我被判了7年徒刑，送到安徽省淮北治淮工地，修筑土坝防水堤。”

“我没有参加过美国特务组织，也不是美帝国主义走狗。我根本没有做什么所谓的坏事，只不过是个天主教徒，是个唯心主义者，是个普通大学生，没有涉入到社会活动。为什么要判我7年徒刑？对此不服写上诉。不久我接到一张判决书。因我不服写上诉而加刑到10年。这真是个怪事，心里不服就要加刑。但我还是不服从判决继绩写申诉，又被加刑到15年。我从来不和政府闹事，不服从判决就要申诉，这是我的权利，他们不能剥夺我讲话的权利。我还是不断的写，不断的上诉，很快的被加判刑到20年。这只是短短的几年工夫，从7年变成20年徒刑。我的工作每天还是挑土修水坝。”

“我还是不停的写上诉不服从判决，把我的刑期加到无期徒刑，再加到死刑缓期1年，最后加到死刑立即执行，被关进单人死牢。关押1年多，天天等待被拉出去枪毙。没有人同我讲话，没有书报读，没有任何消息。我天天是祷告和回忆，心情很平静，没有做错任何事，心里没有负担和压力。突然有一天，牢门上的小窗打开，塞进一张纸，打开一看是判决书，把我的死刑立即执行改成死缓1年。我在死牢里已关了1年多，似乎是有点多余的了。我意识到我不会被处死的。”

“60年初，三年灾害的时期，把我从死牢中放出，送去农场。我身体非常虚弱，只剩下皮包骨了，没有力气做农活，我就坐在泥地上晒太阳。每天吃半斤米，后来减少至3两米，吃很多蔬菜。我看到很多体强力壮的犯人一个个饿倒病死，拖出去随便挖个洞就地埋了。我还算幸运，因为体弱不能干农活，没有什么消耗，3两米也能应付过去了，那些做大体力活的人3两米怎么够呢？我是有等死的决心，算命大没有死。”

“后来也不知什么缘故把我改为无期徒刑。三年灾害过后生活渐渐的改善，各个劳改农场又增加了不少年轻犯人进来，过去因饿死人造成劳改农场劳动力不足的状况改变了。”

“据说为了加强劳改犯的管理，把重刑犯从劳改农场调进监狱，我就进了安徽省第二监狱，学习开车床直到现在。”

“你现在心里还服不服对你的判刑？还写上诉吗？”我好奇的问他。

“我心里当然不服，我只不过是个天主教徒，就这样折磨我，我才不怕呢。到哪里我都敢讲，再写上诉也没有用，所以也不写了。”

当时听了他的这些语气非常平静的回忆和案情介绍之后，我心情非常激动，但又不敢表露出来，只能幽默的在小组会上讲：

“老董，如果你所讲的都是真的话，那我听了好像是在听天方夜谭的故事。我相信你所讲的这些，因为你要编故事马上就会有人去中队部报告，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和案情，管教干部都知道，骗不了人的。你已经坐了3个半的7年有期徒刑了，已经是坐牢23年了，还真的要坐穿这个监牢吗？”

“这个我不知道，按字面解释，无期徒刑就是要坐牢到死为止，让政府去解决吧。”

那时正值批林批孔，共产党为了自己内部的斗争忙得不可开交，哪还有心有能力来管董松林的案子呢？

董松林最后是在1980年春天被释放，还给我来了一封信，怀念在安庆监狱的一段难忘的友谊及共处的时光。从1951年夏到1980年春，几乎被关押折磨了30年，唯一的理由他是天主教徒。像董松林这样诚实善良的百姓遭中共非人性折磨是无以计数的。这批人和他们的亲属朋友能对共产党会有好感吗？仇恨太深了。

宗教问题在中国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之所以是大问题，原因是中共要干涉，控制宗教和企图改变宗教徒们的信仰。对待西藏宗教是那样的粗暴残忍以至引起整个西藏人民对抗中共统治。中共统治者根本不懂宗教信仰是教徒的生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份，已经深深的印入教徒们的脑海和熔化在血液中，怎么可以用暴力来改变人们的信仰呢？董松林正直、诚实、坚持信仰不懈的精神和形象给我极好的启示，宗教并不像共产党宣传那样无知邪恶。我对诚实善良的教徒抱着极大的敬意。

共产党以辩证唯物主义者自居，执政以来时时刻刻的打击和压制唯心主义者。特别打击和外国宗教组织有联系的宗教团体，以消除对政权的威胁。1950年底，在整个中国大陆范围内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刻意宣传和制造仇美事件。1951年夏在上海制造了圣母军是美帝国主义特务组织这一政治事件，大肆逮捕宗教人士。这一阴谋是一举三得，既在老百姓心中制造了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又把不和中共政权一条心的唯心主义宗教信徒关、杀、押一大批，减少了对政权的威胁；再则充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替中共政权创造物质财富。

中国共产党执政近50年来不断的施用这类政治技俩，自以为高明得逞，能保稳红色江山千万年。中共这样不断的在制造矛盾和仇恨，如胡风反革命事件；反右派运动；1959年中共党内的反右倾运动；三面红旗运动彻底失败，数千万人饿死后，毛泽东被迫退居第二线，放弃国家主席职位。毛泽东不甘失去权力，又再制造四清运动，紧接着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极端仇视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充分的利用。董松林被当作帝国主义走狗仅是一个小例子，冲击英国大使馆，香港反英抗暴，抗美援越等等，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断刺激群众的民族主义心理，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动力。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被毛泽东及四人帮掀起，其基本原因是社会和党内已存在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冲突和矛盾。这些矛盾大都是中共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个巨大的矛盾必然会以激烈斗争的形式出现，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一个外表形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