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利用政敌子女搞出的“红卫兵” 来“炮打司令部”
“祸从口出”——我在文革中的经历

文化大革命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事,可是虽然事过半个世纪,但当时发生的种种事件都还历历如在目前。

文革开始我才二十几岁,因为公开发表的文件说,文革要“革”的是“党内走资派”,所以我以为那不关我的事,因为我既非党员,更谈不上是走资派。没有料到,文革开始不久事情就弄到我头上来了。

先是我们家被抄,弄得一塌糊涂,满地都是东西,钢琴也被运走。不过我们那条胡同里,家家都被抄,所以也就算了。

在这之后一年左右,我在家生病,朋友来看我,随便聊天,结果真所谓“祸从口出”:我们随便聊天时我说了几句开玩笑的话,结果不知怎么传到了我的同事那里,他们说我是反革命,我就成了罪犯。

罪状

我犯了什么罪呢?

我的“罪状”有两条。第一条是:有一张宣传画儿,上面是毛泽东像,下面是一条语录:“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我就开玩笑说:毛泽东这张像显得很胖,他是吃干的还是吃稀的呢?

第二条是:江青当时算是文化先锋,她曾说什么,《蝴蝶夫人》这出戏下流的很。我就不服气,我说,《蝴蝶夫人》这出戏一点都不下流,完全是站在那被欺压的巧巧桑,美国上校平克顿显然是个反面角色。她(指江青)自己演的电影,像什么《王老五抢亲》才算的上是低级趣味呢。

现在看来这两条罪状都很可笑。我觉得,那头一条,如果我真的当面向毛泽东开玩笑,他也不会生气,更不会说我是反革命,因为我这个“小孩子”根本不可能对他的权力有一丝一毫的影响,甚至他可能会利用我的态度来加强他的“平易近人”的形象呢。

第二条罪状,我现在觉得很幸运,他们没有向江青汇报,如果她要是知道了,那我真可能是死路一条了。

反思

我到了英国之后,北京对外广播部有个代表团来英国广播公司BBC访问。当时是左漠野(中央广播事业局编委兼国际广播部主任)带队,黎晓东做翻译。她见到我还说,“当时你说江青的话看来是对的!”

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我还都记得。我一直都在想,文化大革命要革的是“党内走资派”怎么会搞到我们这些完全无关紧要的小人物头上来呢?事后一想,的确是有个合乎逻辑的答案的。

很多人都说,文革的目的是毛泽东要把失去的权力,从刘少奇他们那里夺回来。如果这个假定肯定的话,那么一切就都容易解答了。毛泽东要把中国弄成他脑子里的“理想国”,但他的权力已被移走,只剩一个空名,所以他要把权力夺回来。他唯一可利用的是他的“名”,也就是对他的“个人崇拜”,也就是群众。

这在中外历史上政治斗争中是常用的办法。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就有生动的描写。毛泽东是熟读古书的人,而且有胆量和魄力,能巧妙的利用这个办法,不惜一切!他要夺刘少奇手里的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刘少奇掌管全国各地各层的党组织,根子很深。要弄倒一棵树,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挖根”。从一九五七年“反右”后,各层权力集中在共产党手中,党支书的权力大得很,又批评不得,因为你批评党支书就是反党,所以尽管有些党支书是比较正直的人,但也免不了有些错误的看法,会亏待或得罪一些人。

这一点毛泽东看得很清楚。他就先发动所谓“大民主”,利用人们的“记恨”把权力同掌权的人分开。广播电台也一样,大字报一贴,支书成了众矢之的,权力自然就脱离掌权人了。

权力斗争的另一方也不会就在那里不动,坐以待毙。

他们想办法使毛不能顺利地利用群众,于是就想办法转移群众的目标。转到哪里去呢?只有去打那些所谓“死老虎”了,地主,资本家,历史反革命等等,一些知识分子也包括在内。

什么抄家啦,抓什么“特务”、“反革命”等等都不是毛泽东要整的对象。一旦开始打“死老虎”,给人造成假象,似乎社会大乱。毛泽东的政敌的子女先搞出一个“红卫兵”来帮助老子转移群众目标,打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

毛泽东则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利用红卫兵来“炮打司令部”。人人当时都觉得,社会大乱,其实社会并没大乱,电灯,自来水,公共交通等等都没有受影响。

毛泽东看穿了对方的对策,完全不予理睬。虽然一些无辜的“死老虎”被整死,很多人遭殃,看不穿的人自杀等等毛泽东都不在乎,照样按他的计划进行,最后他成功地把权利夺回,把政敌打垮。然后他再把各级的权力归还掌权人,大部分干部都恢复原职。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林彪事件使毛泽东的自信心受到打击,这已是后话了。

中国现在和毛的时代不同了,年轻人根本不可能想象文革时的情景。我知道,我们这些无关痛痒的小民遭殃与否无人问津,能活着出来,真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我想,毛泽东在权利斗争中无意中种下的“造反有理”的种子也许会有出乎意料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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