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真的一团漆黑吗？(图)
一团漆黑的不是五千年，而是四九年后的六十来年（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05月13日讯】现代有一种误会很流行，认为中国历史一团漆黑。其实不然，几千年来中国史，有落后有进步，有野蛮有文明，有黑暗有光明，有邪恶有善良，后者往往占上风。
同时有一个规律：儒化程度越高的政权及势力，文明程度就越高。（秦汉以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儒家政权，尧舜禹夏商周可以称为儒家政权，为孔子“追封”。）我说过，中国有史以来几次政治大倒退，特别是秦始皇时代和文革时代政治恶化和反动，都是在儒家受到严重摧残乃至毁灭的情况下发生的。
翻遍二十四史，从来没有哪一段历史象中共治下的六十年这么黑暗的，桀纣时代没有，秦始皇时代没有，隋炀帝时代没有，五胡乱华时代没有，元朝清朝没有，日寇入侵时期也没有。它们或为异族政权，或为异端政权，或为中华政权的礼崩乐坏莽夷化，但都比中共这个政权好。
例如，法家是恶性异端，玩玩弄权术权势，但尊重法律，不像马家，连自己制订的恶法也不尊重；元朝清朝及匈奴鲜卑羯羌氐五胡是异族，但是，或对中华文化相当了解和尊重，有不同程度的汉化、儒化；或虽然非常蛮夷，但毕竟没有异端邪说的配合，造成的恶果都各有其限度和止境。
唯独马（克思）家和后马政权，祸害无限度，流弊无止境。虽然汉族，由于异端，比任何异族都坏。有网友如是介绍《建党伟业》：“一群穷得只剩下钱的中式外国人，演绎一个穷得只剩下权力的政党发家史；一群外国人来到中国拍的一股外国势力在中国成功史。”妙语解颐而一针见血。
撇开古代政权的历史局限性不论，中共政权也是最为落后野蛮黑暗邪恶的，落在历史上所有黑恶政权和势力之后。大多数人认识不到这一点，是由于历史无知加现实麻木，身在黑中不知黑，总以为现代无论怎么坏，总比古代好。
正常人都知道，党主专制反动于现代民主制度，但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党主专制对于古代君主专制也是一种反动。我在《调整两千年，一飞九万里》一文中深刻指出：
“拉长眼光看，自尧舜以来，我们的政治整体上是在不断倒退、越来越严重地背离儒家道统，尽管汉唐宋等有所回归，终究有限。几千年来，一切都在发展，都在与时俱进，唯独政治领域例外。在这个领域，历史绕了一个几千年的大弯子啊。从原始时代的天下为公到禹以后的天下为家，从贵族共治的家天下到秦始皇开始的一人独大的家天下，从以儒家学说为主要指导思想的家天下到以马列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党天下，逆时而退的辙迹颇为明显。”
我在《螺旋式的文明历史性的弯》又一次指出：“人类文明在各个领域都是与时俱进的，但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人类道德有可能反向‘发展’----人类知识积累越丰富，思维心智越提高，道德尤其是政治道德反而有可能越落后和倒退，政治文明的脚步有可能停滞不前或逆时而退。”
别的不说，仅仅贪污腐败这一项，现在就前无古人。历史上各个王朝的末期，官场都比较腐败，但从来没有哪一个王朝会抵达现在这样“无官不腐、有吏皆败”之程度，从来没有哪一个王朝会象现在这样政治道德、社会道德全方位败坏。
在当今中国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要当官的不贪污不腐败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圣贤君子，一般正人都不可能坚持，何况官员队伍多由小人恶人组成？贪一点是正常的，只要不过分。但是，根据已经落网和曝光的情况看，他们一定过分，一定是贪污无限度、腐败无止境。中央一品二品大员姑不论，中央三品以下官员、一般地方官员贪起来也纷纷以“亿”计，动辄几个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个亿。
据《明报》消息，刘志军的铁杆兄弟、号称“中国高铁第一人”的铁道部运输局局长、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已被中纪委双规审查。据透露，张曙光发妻在美国洛杉矶有三处豪宅，在美国和瑞士有存款28亿美元。
最大的蛋糕也经不起这么分啊。比较而言，贪个几十、几百、几千万，都不过毛毛雨而已，简直可以称得上清官廉吏了。这样的官场就太可恶、太可耻、太可怕了。名为官场实为贼窝、名为“公仆”实为公害啊，利令智昏欲壑难填啊。
中国腐败规模有多大？人民网有一篇《中国的贪腐有多严重》指出：中国的腐败现象主要集中在多公消费和党政官员贪赃枉法。多公消费几乎消耗了行政管理开支的三分之一，占去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七分之一，如果加上许许多多小金库的钱，那就天晓得是多少了。中国堪称名副其实的贪污大国、腐败大国。
古人云：“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这话用在任何时代，都难免夸张。任何时代的官场都不会象今天这样大规模、全方位变成贼窝，任何时代的腐败都不会是这样结构性、制度性、整体性、根本性的，准官场的红十字会的表现更是把这一现象推向了高潮，古之慈善也将以救灾救贫，今之慈善也将以吸贫民血、发灾难财和死人财。
政治问题，是制度问题，也是文化、道德、信仰问题。有西哲说：道德是文明的核心；东海曰：道德是制度的核心和文化的根基。因为，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文化和制度，就有什么样的道德。
官场腐败源于制度腐朽，又源于广大官员的道德沦丧和心灵腐烂，源于他们普遍的非人化畜生化---这有其“逻辑的必然”：外无良法束缚、内无良知制约，贪婪的胃口一旦撑开，就很难管住；罪恶的泥沼一旦陷入，就很难拔出。
农村里骂那些不孝不义、为非作歹之徒为：没人教的东西。官员群体不仅没人教，而且从小被马列斯毛主义特别是唯物主义往坏里教，被教成了小人和恶人。在政治挂帅时期，他们疯狂地求权弄权以权害人，在经济挂帅时期，他们疯狂地求财逐利以权谋利。不论是政治人还是经济人，他们都是利益主义、利己主义者，而且是恶性的：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损人害人、不懈作恶造孽。
由于邪知邪见的蒙蔽，他们的心智都不健全，不明良知本心，不识生命本质，不信因果报应，却盲目地迷信特权和金钱的力量、迷信厚黑的作用，一方面对未来忧虑重重，一方面又总抱着一种侥幸心理。所以，往往不见棺材不掉泪，见了棺材埋怨自己命不好、运气不好，正可谓生的渺小死的耻辱，生的混沌死的糊涂。
我有过一个建议：今后，正义健康人士在提到各级“公仆”的时候，请用“它”或“它们”，而不要再用“他”和“他们”，因为“他”和“他们”是用来称呼人的，用在绝大多数“公仆”身上不合适。
顺便纠正一个普遍的误会。很多唯权唯“物”者对贪官生活无限羡慕无限向往，想当然地认定贪官们都生活在蜜罐里。其实不然，贪官恶吏们大多没有什么幸福快乐可言。他们精神卑贱、思想龌龊、心灵黑暗、心理负担重，患上抑郁症及各种身心疾病是很正常的。对于层出不穷官员自杀的消息，人们往往不相信，其实值得相信。
古人云：“有功夫读书谓之福，有力量济人谓之福，有学问著述谓之福，无是非到耳谓之福，有多闻直谅之友谓之福。”根据这一中华标准，腐败分子、黑恶人士都属于无德无福之徒，不仅无福，而且有祸，一时得意，后患无穷，没有人祸也有天灾、没有法律也有天谴，要想平安和善终不容易，而且会越来越不容易。
在猫眼看人看到一篇《打贪官，分浮财----关于设立“全民反腐大乐透”奖项的建议》。路得金网友在跟帖中指出：
“人民群众分的浮财能有多少？2011年腐败吃掉中国经济的数量就会超过2.15万亿。按目前的反腐败态势我们只能捉住贪官中的很少一部分，而且买官分子一般都不做处理，还可以继续腐败；捉住贪官后所收缴的浮财包括其腐败过程中攫取的大部分财物，也就是包括了其多年的贪腐成果；如果是级别比较高的，浮财中还包括其他腐败分子贪腐的、并向其行贿的部分钱财；还要对腐败分子处以财产刑罚。所以，每年反腐败所能收缴的浮财数量是非常客观的。”
不由得浮想联翩。历史上的专制政权包括有所善化和儒化的政权，都逃不脱历史性的因果报应。悖入必悖出，财货是这样，政治也是这样。中共政权从“打土豪分田地”中崛起，也可能在“打贪官分浮财”运动中终结，就像满清是孤儿寡母入关、孤儿寡母出关一样----这话是南怀瑾谈到因果时说的。他说：
“满清入主中原，是由孤儿寡母带兵入关的，最后被辛亥革命赶下台，也是孤儿寡母挟着包袱出关的，好像一个朝代怎么开始就怎么结束。”
不过有必要指出，满清这个异族、部族政权能够维持三百年，很了不起，比现政权强多了。这与它相当程度的儒化有关。在中国，儒化就是文明化、道德化。而法家、马家这些异端政治，比异族统治坏多了。
尽管在政治上清王朝本来就偏离儒家正道，越到晚期越腐化僵化，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爱新觉罗统治集团已完全背离儒家，但仍然有康有为和光绪皇帝那样的相对健康进步的人物出现，这就是儒家的作用。可以说，康有为和光绪皇帝代表着当时正确的政治道路和方向，也代表着爱新觉罗家族的根本利益。光绪变法的失败，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大憾，也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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