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下令停止对农民供应食用油一年,这可能是大饥荒中死的都是农民的主要原因。(网络图片)
上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开始之际,中共首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下令停止对农民供应食用油一年。食用油脂是维持生命的6大要素之一,有分析认为,这可能是大饥荒中死的都是农民的主要原因。
美国之音《解密时刻》节目,曾披露中共党魁毛泽东和周恩来主政时期,为什么大饥荒中饿死的全是农民。
报导指出,1958年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到1959年开始全面显现。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粮食紧张,许多省份已经有人饿死。粮油供应问题直达中共中央最高层。
但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做出决策:牺牲农村,保住城市。《墓碑》的作者杨继绳揭示说:“周恩来明确表示农村停止销售食油一年。这一年,农村一滴油都看不见,没有。”
在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措施》的通知,决定停止对农村的食油供应。
杨继绳说:“油产生的热量比一般的碳水化合物要高好多倍”,但当时“油是商品,由国家供应的,由国家榨油,没有私人油坊,都是国家的,全部供应城市”。
周恩来亲口说,压农村保城市,农村一年没有供应油。到了1960年,饥荒继续发展,致使农村地区数以千万计的农民饿死。
调查获悉,到1960年中国大城市的粮食储备也发生了危机,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存粮只能够维持几天。中共中央不断接到各地告急的紧急报告。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高层再次秘密决定:宁肯牺牲农村,也要保住城市。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之后,周恩来、邓小平和李先念接连给四川省委打电话,要求他们为了“全国大局”做出局部牺牲,火速调集粮食,运往三大城市。
当时天府之国四川的许多地方已经断粮,饿死了很多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知道,继续调粮将意味着四川还要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因此而被饿死。但为了所谓“大局”,连偏僻山区的最后“死角粮”都搜刮起来上交了。结果四川在大饥荒期间饿死了1000万人,成为全国各省饿死人之冠;而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没有饿死一个人。
后来对四川饿死人太多现象表态,周恩来承认“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但是只是口头说说而已。而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甚至带着赞扬的口吻评价李井泉是“只有大公,没有小我。”对于四川饿死1000万人,全国饿死近4000万人这样重大的政治灾难,没有任何一个中共中央领导人受到追究。
署名林辉的文章举了许多史料进行说明。比如,周恩来明知粮食不够吃,老百姓肚子饿、饿死了几千万人,但他却在此时遵从毛泽东的指令,为扩大中共势力,多次指示外贸部,称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有些商品如肉类,应该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量先出口,多余的再供国内市场销售。”
再比如,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援助后,中共除了向阿提供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并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当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艘从加拿大开来本来应该开往中国的运粮船,却因为阿尔巴尼亚需要援助而掉头驶向了该国,而此时上千万的中国人正在或已经被饿死。作为主管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或许正是下命令者。
还有,在1960年城市居民成人人均粮食消耗定量降到不足一斤(有的城市只有3两)的情况下,周恩来还特批2000吨粮食生产茅台酒,供高官们享用和出口。
荷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冯客博士在其专著《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大灾难的故事》一书中,认为除了毛泽东的责任外,周恩来也有巨大责任。
海外中共党史专家丁抒的曾揭秘说,周恩来在“大跃进”初期曾主张制止冒进,但受到毛的严厉批评后为了自保,周立即转向支持“大跃进”,并在饿死无数人的情况下,还刻意向毛隐瞒“大饥荒”的真相。
据大陆博主田俊武早前撰写的《周恩来为何下令销毁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死亡人数统计数字?》一文披露,中国有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准确统计数字,却没有3年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准确统计数字,因为1961年底,周恩来亲自下令,让中共粮食部门把3年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调查数字销毁了。
周恩来为何要下令销毁被饿死之人的数字,至今还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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