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从女童割喉案看死刑存废
【看中国2016年04月02日讯】近日台湾发生的女童被割喉案，使死刑存废问题再度成为焦点。最新民调显示，84%的台湾民众不赞成废除死刑，赞成的仅有8%。去年六月的民调，82%不赞成废除死刑。这次增加了两个百分点。
台湾（还有日本、南韩等）跟欧洲不同，多数民众赞成死刑，认为这能体现司法正义。但仍有少数人主张废死，跟欧洲的舆论类似，认为废死才更人道。
那么哪一种说法更有道理，哪一个更体现人道原则？
无论是台湾、欧洲、还是美国，全球反对死刑者的理由大同小异，主要有五个方面。但如果从基本逻辑、常理、常识来评判，他们的理由多是经不住推敲、站不住脚的。
反对死刑者的第一个理由是：法律规定“不可杀人”，如以“杀人”处罚违法者，是自相矛盾。意思是，罪犯杀人不对，但我们也没有权利剥夺别人（杀人犯）的生命。生命是神圣的，每一个生命都值得珍惜，谁也无权剥夺。由此为反对死刑奠定理论基础。
但这个理由实在不堪一驳。常理和法律所指的“不可杀人”，当然是指：1，不可“首先”杀人；2，不可杀“无辜”的人。在法治社会，法庭判决的杀人，不是发生在“个人之间”的相互报复谋杀，而是代表公权力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惩罚杀人犯。这两个表面看都是“生命被结束”，性质却完全不同：一个是杀害无辜，一个是公义处决罪犯。首先（主动）屠杀无辜的罪犯，其生命的价值和无辜受害者绝不是等量齐观的。
反对死刑的人，往往强调那个杀人犯的生命多么宝贵，而不最看重那个被害者的生命。他们用两个生命同等重要，来抹杀两个生命的不同价值和意义。事实和常理是，当那个凶手这样把女童割喉之后，他的生命和价值就绝不能再跟那个女童等量齐观，绝不具有相同价值！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再把凶手的生命跟女童的生命，以及跟其它人的生命等量齐观、视为同等，并因此对凶手不做严厉的惩罚，那就没有司法公正，是对生命价值的践踏。而没有司法公义和公正，就不会有真正的人道！
另外，如果“不可用结束生命的方式对待杀人犯”的逻辑成立，那么监狱也不能关押罪犯了。因为同样可用“不可剥夺他人自由”的逻辑来狡辩：“虽然犯罪分子剥夺无辜者的自由或财产（强奸，抢劫等）是错的，但其它人却没有权力剥夺抢劫/强奸者的自由。”如此逻辑成立的话，这世界就没有司法、没有原则，更无正义可言了，整个世界就彻底乱套了。
那种“谁都不可杀人”论调错误的根本点，是模糊公权力判决和个人犯罪之间的界限与性质。西方和东方的左派们（很多是伪善者），总是为了站道德高地、唱政治正确的高调，尤其是为了显摆他们多么人道，而抛弃最基本的逻辑常识。他们对罪犯的同情，往往超过对遵纪守法的无辜者的同情。这是最颠倒价值、搅乱世界的恶行！
事实上，只有保留死刑，使罪大恶极者（如台湾割喉凶手等）受到公义处罚，才是保护无辜生命的重要法治手段和公义原则，才是真正人道的体现。
反对死刑者的第二个理由是：现代刑罚应重在教化，而不是报复；不能“以暴制暴，以死止死，冤冤相报”。
与前述类同，“罪犯杀害无辜者”和“法律判决罪犯死刑”是两个概念。在私人之间才存在“报复”“以暴制暴”“冤冤相报”；而在法治社会的法庭审判，既不是个人对个人，也不是陪审团对个人，而是英国思想家洛克（JohnLocke）早就阐述过的，人民为自保而授权（通过契约转让）成立政府；所以法治政府的法庭，是人民授权，是民意体现。它不再是个人（私人）对他人的“报复”，而是民意对罪犯的公义审判。一个是犯罪，一个是遏制犯罪，两个价值相反的内涵。伪善者、反对死刑者的最大错误就是搅糊概念、颠倒价值。
台湾前警政署长侯友宜反对废除死刑，他有一个充分的法律专业理由。他说，社会大众看杀人案件，多是照片和资料，然后多是凶手告饶，甚至悔恨等场面。但他看过很多杀人现场，感受就很不同。他说，例如台湾著名的陈进兴杀人案，侯友宜作为警政人员看过那三个无辜者被杀的现场，痛感惨不忍睹。后来他跟陈进兴交谈过，陈犯对自己残忍杀人，谈起来津津有味，连说带笑，毫无悔意。侯友宜当时的感觉，“凶手不是禽兽而已，简直是妖魔了”。而主张废除死刑的人，看不到这些，只是看到杀人犯后来长年累月（死刑执行很慢很难）的求助形象，而没有看到他们杀人时那种凶残，因而就感情用事地同情那个把别人的生命残忍剥夺的罪犯，强调其生命的宝贵。侯友宜把它称作“感受的不平衡”。他引述民调说，在台湾，司法人员赞成死刑的比例最高。因为他们办案、接触得最多，感同身受最多。所以，必须保留死刑，执行死刑。这是司法正义，不是“报复”“以暴制暴”。
反对死刑者的第三个理由是，死刑起不到杀一儆百的作用，犯罪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而且他们尤其愿意强调罪犯以前的挫折经历等，来替罪犯辩解、释罪。
死刑有没有“杀一儆百”的作用？从常理来看，当然会有。中文自古就有“杀人偿命”的说法，这个“偿命”当然会对谋杀者起到心理遏阻作用；也就是说，你杀人，等于杀你自己！这给欲杀人者只有一个极小的缝隙：侥幸不被抓住，否则你就偿命。这种概念深入人心，当然遏阻杀人行为。
美国很多学者研究指出，死刑对遏阻谋杀犯罪具有“很强的吓阻力”。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DavidMuhlhausen曾就此在参议院司法小组听证会做了“死刑吓阻犯罪、拯救生命”的证词：九十年代美国Emory大学的PaulRubin等三名学者，对美国三千个城镇20年间的犯罪数据研究展示，平均执行一次死刑，可挽救18条被谋害的人命。
在美国，即使反对死刑的学者也承认，死刑有遏阻谋杀的作用。上述三名学者之一的JoannaShepherd教授就是反对死刑的，但他2005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也指出，1977至1996年，在美国每年处决9人以上的州，死刑才有吓阻作用。意思是说，死刑执行的太少，阻遏作用就降低。因为杀人者在侥幸不被抓住的同时，又增加了一个即使被抓住也很可能不被处死的第二个侥幸心理，因此杀人案增多。
这次台湾发生女童割喉案后的民调显示，有79%民众认为执行死刑对防止重大犯罪有帮助，15%民众则认为无帮助。前警政署长侯友宜不仅赞成死刑，而且特别强调，死刑对遏阻犯罪绝对有作用。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写这个主题。
另一显而易见的常识是，死刑不仅可以杀一儆百，遏阻谋杀，而且确保杀人犯再无机会杀人；否则一旦越狱（美国和墨西哥近期有三个杀人犯越狱）或被特赦而重返社会，就可能再杀人（罪犯中惯犯的机率很高，而且多是犯同样的罪）。
反对死刑者的第四个理由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旦误判，就无法补偿。可以说，在所有反对死刑的理由中，只有这一条有可站住脚的道理，也是废除死刑呼声中最能说服人的理由。但现在的情况是，由于DNA等多项新科技检验技术的产生，发生误判的可能性在司法健全的国家已降到微乎其微。像在美国，自1976年最高法院裁决恢复死刑（1972年高院曾判死刑违宪）以来，至今近40年，只有75人被联邦法庭判处死刑，其中只有3人被处决。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凶手被判死刑如执行，是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联邦法院）的第一例。上一个被处决的是1995年炸毁俄克拉荷马州联邦大楼、造成169人丧生、680人受伤的恐怖分子麦克维。
在美国，死刑犯的平均上诉期（重新审理等）高达20年！说明美国对死刑谨慎到几乎不用的地步。生命当然是宝贵的，但如果走极端因噎废食，彻底废除死刑，就必然导致罪犯因不担心偿命而去杀人。美国的做法目前仍可谓样板：既不废除死刑，但又非常严格谨慎实行。
像这次台湾发生的骇人的女童割喉案，根本不需DNA检验，因为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女童的母亲就在现场，还有路人亲眼所见，可谓证据确凿，不存在任何冤案、错判的可能。设想如果台湾废除了死刑，像这样公开行凶的恶性杀人犯，就会逃过一死，那么司法公正在哪里？人道又在哪里？
反对死刑者的第五个理由是：废除死刑是世界潮流，联合国193个成员，已有97国完全废除死刑（58国仍保留死刑）。且不说潮流未必正确，事实上这个“世界潮流”说法也并不准确。从英、法、德、加拿大等废除死刑的主要西方国家来看，这只是一些左倾分子（包括法官、媒体、政客们）在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驱使下硬性修改法律的结果，而并不是主流民意。
例如加拿大1976年就废除死刑，但2012年（多伦多星报等所做的）民调显示，在废除死刑近40年后，61%的加拿大民众认为，被判谋杀罪者应被处死刑。
在英国，2011年（AngusReid所做的）民调显示，65%的英国人支持对谋杀罪恢复死刑（28%反对）。男性和年纪超过35岁的受访者更倾向恢复死刑。
欧洲最左国家之一的法国，1981年就废除死刑，是当时的左翼总统密特朗和更左的司法部长巴丹戴尔根据所谓“哲学信念”而强行废除的（后被写入法国宪法），根本不是主流民意。当时多数法国人认为死刑是合法、必要和有效的。直到现在法国还有42%的人支持恢复死刑（反对者52%），巴黎《查理周刊》被恐怖分子袭击、巴黎大屠杀后，法国人支持死刑的呼声更高涨，右翼领导人也公开呼吁恢复死刑。
作为西方保守主义主要阵地的美国，主流民意一直支持死刑。1994年达到高峰，80%的人支持死刑。之后虽然反死刑运动不断掀高潮，但2011年盖洛普的民调是：反对死刑的美国民众只有35%。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精准地指出，“人类的所有灾难都来自欧洲大陆。”共产主义从俄国输出，两次世界大战由德国发动，断头台是从法国开始。这些乌托邦和暴力哲学害苦了世界。今天，废除死刑的左派幽灵，又是先在欧洲徘徊。但在亚洲国家，理性和常识占了上风，多数人民对欧洲左派的废除死刑缺乏兴趣。
例如在南韩，2009年的民调显示，66.7%的民众支持死刑。近年更高，多达83.1%的南韩民众赞同死刑（反对的只有11.1%）。
在日本，支持死刑的比例更高，2010年的民调，85.6%的日本民众支持死刑，比之前的任何调查结果都要高。
在台湾，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所有民调都是多数民众支持死刑：1990年是75%，2001年79%，2006年76%，2008年79.7%，2010年74%，2013年初公布的最新民调，支持死刑的比例达历史新高：91%！
台湾跟欧洲国家更不同的是，知识菁英（包括法官等）80%以上支持死刑，只有15.9%赞成废除死刑。
虽然联合国超过一半国家废除了死刑，但需指出的是，目前全球维持死刑的国家占全世界人口的65%，近三分之二！盖洛普2014年做的全球性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赞成对杀人犯执行死刑。
美国研究死刑问题的知名学者、纽约法学院教授RobertBlecker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指出，对那些有意大规模杀害平民的罪大恶极者（比如炸毁俄克拉荷马大楼的麦克维，波士顿炸弹案的查纳耶夫等）必须判死刑。对他们处罚的痛苦度必须跟罪行成比例，他更正确的话是：让犯下如此恐怖罪行的罪犯活着是不义的！
Blecker教授之言，源于先人的智慧。最强调个人权利、奠定当代宪政民主地基的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早就提出，“杀人犯损害的生命无法弥补，所以处以死刑是符合自然法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持类似看法。而人类的一切法律都是从自然法演绎、延伸而来的。所谓自然法，其实就是常识法、常理法。美国刑事案件都是由12个毫无法律专业训练的普通人作为陪审员裁决，就是信赖多数普通人的常识（常理）判断，而不是一个专业法官。所以废除死刑，是违背人之常理和常识的，是违背人性和人道的，其本质是伪善。而世界上的一切灾难，都是从“伪”开始的。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