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小说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50)(图)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十四章,《成都日报》反右斗争

五,我要活到“共产主义”

那两只讨厌的“苍蝇”成天都跟着我飞,挥也挥不去。每天晚上他们都守在我的门前,要不要还在窗户上幌动下脑袋。我发现他们不是防我跑,是担心我受不住压力自杀。我想了很久该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话挑明。三天后的一个早晨,我穿戴好衣服,刮净胡子,容光换发,一身精神,笑嘻嘻地向他们说:“不好意思,你们守了我几个晚上,真辛苦,连茶也没有喝一杯。我知道你们怕我想不通自杀,不会的!我要活到共产主义,要过一过‘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日子。请你们告诉张秘书长,我问候他。”

这一招还真灵,守候我的人第二天就撤走了,批判斗争却升了温,隔三差五一次大小会,逼令交待与流沙河、石天河、丘原、茜子等人的关系,说些什么?密谋些什么?渐次渐次迫我交出来往信件,我怕牵连他人,一个晚上,我将不少读者对我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读后的称赞书简,一火烧掉。妻子看见问:“烧它干什么?”我回道:“别留着害人。”妻无言,脸色越来越忧郁。市委张静山副秘书长和他领导的反右五人小组,发现从我口里抠不出什么东西,又见我态度仍然强硬,便组织人拼命写大字报,竟然将大字报贴到我住家街道门前的宿舍走道两旁,花花绿绿有百多张。只要我上下班一经过,便有小孩子追着喊:“右派、右派,晓枫,黄泽荣……”我心里不是滋味,但又无法表述与回击,这些孩子并不明白事理,受政治空气在操控,就像污浊河沟里没一个干净的蝌蚪。一天,我在家吃饭,一群孩子竟然追进院子来喊,我继母动气了,认为欺人太甚,一边骂这些不懂事的孩子,一边动手撕扯这些大字报,并边撕边骂:“你们做事也太欺人了,贴大字报贴在单位就够了嘛,哪有贴到别人家里来的道理?我儿子是右派我总不是右派嘛!……”妻子有点担心,怕这一撕惹出麻烦。我不言声,心里特高兴:撕,撕,撕,撕个精光,连报社的一下撕才好哩!可能他们也认为此做法理亏,那两个监视我的彭、杨极积分子也不敢上前阻止,无声无息地溜回报社汇报去了,不过此后再没人敢把大字报贴到家里来,看来做人还得勇敢一点。

报社反右斗争搞得轰轰烈烈,批判斗争火力转向新揪出来的右派杨蓓、陈泽昆、邱乾坤、苏定生等人身上,倒把我闲置起来。我便借这闲暇时间,大读特读各种名著,如《契可夫短篇小说全集》和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书陪伴着我苦闷的日子,知识填补着我空虚的心灵,它给我启迪,它给我力量。通过这些名著,使我更认识了眼前这是非颠倒的世界,人性的真善美丑也在这里受到检验。想不到财贸组的王传生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扔来一个小小的纸团,我溜进厕所打开一看,上面写着这么一首诗:“不要气馁,不要失望,是金子永远闪光,是脓疱一蹶不振!”我心里一热,险些流出眼泪来。想不到这位平时从无交往的同志,能冒风险送来关怀支持。又一天中午我去厨房取饭,一位姓刘的炊食员见四下无人,竟然给我一大勺红烧肉,笑着小声说:“吃好吃饱身体好,放宽心想开点,”我默黙点头,以示感谢。

我独坐椅上,抱着高尔基的《人世间》冥冥地沉思苦想:整个中囯无处不充塞着利与害,升和沉的格杀,善与恶,美和丑的争斗。在这无情的格杀争斗中,胜和败往往取决于人的良知和灵魂的洁净。可是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它不但污染了社会环境也扭曲了人性,造就出一个一个的变态的“英雄”,又伤害了一个一个活脱脱的纯洁生命。这些“英雄”,这些生命,全是在这不见硝烟战斗中拼杀的结果。因此,每个人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变成了一颗杀伤力极强的子弹,自已若要晋升提拔,就必须踩着对方的肩头或射穿他的心脏,不然什么也得不到。生与死,荣与衰,常常是一念之间。人,有生命有渴求的人,谁不趋利避害,谁又不为利禄奔忙?正因为如此,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学说,才把人的一切最卑劣、最无耻、最邪恶、最残忍、最下流、最暴虐、最冷酷、最丑陋的灵魂调动起来,并贯以全新的、生动的、美妙的革命词藻,让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大胆作恶。于是,卖友求荣成了“追求进步”,落井下石成了“站稳立场”,捏造陷害成了“靠拢组织”,告密检举成了“追求进步”,一切被亵渎,一切被颠倒,人世间再没有宽容、怜恤、同情、仁慈。于是整个社会、囯家、民族全沉论堕落在你死我活的格斗中。我曾经是这个堕落的追随者,沉沦的营造者,但在这个时候仍有人关怀我,看来人世间仍有未被腐蚀泯灭的良心,怎不使我动容!

八月初的一个星期日,我和妻往带着孩子去人民公园游园,突然发现几个面熟的人在我身后指指点点。我搜索枯肠想了会儿,原来是1952年“三反运动”我在市税务局打过的“老虎”。那场近似玩笑式的运动早已结朿,他们也再不是“老虎”了,我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一下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回避还是面对?我思虑片刻,大大方方走过去向他们深深一鞠躬,说:“同志,对不起,我当年把你们搞错了,特向你们致歉。”这几只当年的“老虎”有些蒙了,静了会儿,内中一人开怀大笑地说“晓枫同志,稳住,也许他们把你也搞错了。”不待我回答,他们一闪身加快脚步离开了。我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喃喃自语:“也许他们把你也搞错了……”

全国反右斗争在“毛伟人”的亲自领导布署下,取得了可喜的局面,除一些民主人士、名专家、名学者纷纷落马外,运动忽然转向党内。一天,张烈夫总编辑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态度极好地教育我一番说:“小黄,对错误认识得怎样?不要悲覌嘛,只要能下定决心改就是好同志,照样会有前途。”

张总编辑是我1951年在市郊和平乡土改工作团的团长,后又是我在三区工作的区委书记,他曾在煤油灯下手把手地教过我的识字,我也曾扛着枪保护他下村的安全,一年前他出任日报总编辑又调我来文艺组作编辑。用他的话说,我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干部”,可他没有保护我,照样把我定为“右派”。后听人说,他想保,保不了,上面早早发下话:“晓枫支持流沙河《草木篇》,又参予茜子‘斐多菲俱乐部’,是个‘极右分子’!”有什么办法,到哪座山唱哪支歌,别人也有儿有女啊!

“我天天在思考,为什么自已会成为右派?”我低低回答,望着他那张似笑非笑深不可测,刮得光光的脸。“这就对了!”他拍了拍我的肩头,突然话锋一转说:“你和叶石部长关系不错,他召开的几次鸣放座谈会,你是参加者。他在会上是怎样动员大家发言的,说了些什么?怎么说的?”

我骤然感到:上面要揪叶石了。叶石是是中共成都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宣传部部长,主管全市教育、卫生、文化艺术口,不但有文化水平,还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对人不拿架子,是我最尊敬的一个领导干部。我不能落井下石,便支吾其词说:“叶部长没说什么呀!叫大家鸣放不能远离‘双百’方针。”他见我口风紧,只淡淡一笑说:“也没什么,上面叫问一问。”

当夜回家,我把这一情况告诉妻子。妻不相信说:“不可能啊!昨天叶部长还在市府大礼堂,向全市小学教师作报告,动员反右斗争。”果不出所料,一周后,叶石部长在全省党代表会上,被省委书记李井泉亲点为党内“大右派分子”。40年后才知道有两个原因把他打成右派。一是,他自来和省委一把手李井泉书记关系不好,1957年3月上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后去看望中央一位老领导,出门恰遇李井泉也上门来拜望。李心虚,怀疑叶石向中央领导反映了他的问题;二是,他说李井泉未原原本本传达毛主席反右斗争的指示,只有六条划右派的标准,而没有不划右派的六条标准。提供这个材料的人是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守愚,也就是《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亊》作者张戎的父亲。当然,这些都是共产党内部狗咬狗的争斗,但也可以说明一点,反右是在整人,整那些不听领导话的人。

全国不断抓右派,右派也在不断升级,从人民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从思想意识形态变成了反动分子。我们逐步感觉到它不同于过去的政治运动,看来结果会不妙。因此单位对我们一步一步的加温,开始还一边工作一边反省,后来只反省不再工作,再后赶到报社印刷厂去撤铅版打杂,再再后是集中学习不准回家。有什么办法,应了古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既然是圈进鉄笼子里的牲口,就等着屠夫的宰杀吧!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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