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小说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48)(图)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十四章，《成都日报》反右斗争
一个新创刋不足一年半的市级机关报，竟抓了12名右派，占全报社50名采编人员百分之二十以上。说话是右派，不说话也是右派；拥护运动是右派，不拥护运动当然更是右派，反正你就是右派。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要想不当右派闭嘴也不行，只能去当咬人的狗。可是当了狗，最后还是又当右派的也不乏其人。我前文提到的那位高潮先生，便是一例，而且并非绝无仅有的一例。
一、在劫难逃
“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
中国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唐末，皇帝昏庸无道，贪官污吏横行，诸候拥兵自重，天下大乱。落榜状元黄巢，得仙人指点，说他面相极贵，有九五之尊，将来定是南面称孤之人。赐天剑一把，叫他日夜演习，到功夫成就，须把天下作恶的八百万人杀绝。黄巢来到一座深山寺庙，日夜苦练本领，所有吃住全由寺庙住持老和尚惮空负责。大约苦练三年后，己完成神仙剑术九九八十一功，能百步斩敌首级如探囊取物。按照仙人规定日期，立马准备举事。在举事前一夜他向住持老和尚惮空说：“师父，三年来感谢你对我的关照，明天我就要替天行道，兴兵举事开刀杀人。你和庙里僧众，都得去躲一躲。你是知道的，开刀日，我会见人就杀，不分好坏亲疏。今夜我先告知，也是我对你的报答。”惮空立即将黄巢话告诉僧众，第二天一早，大家便跑到远远的地方躲起来。惮空是住持，安排好大家后，便寻到山门前一棵千年老树，见此树枝茂叶密，有一线空心，便钻将进去，藏躲在里面。到了举事时辰，黄巢提剑四处觅人，不见踪影，便来到庙外古树前向天地禀告：“苍天在上，今日乃我黄巢举事之日，寻遍四周不见人影，只好拿此树祭剑。”话毕，举剑一挥，千年古树立刻劈为两段，惮空血头却滚将在地。他失色大呼曰：“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
1957年毛泽东一手策划发动的“反右”斗争，大概我也属于“在劫难逃”的一个。记得六月五日，省委宣传部组织省市报刋一批年轻的编辑、记者去参覌四川大学学生在鸣放中贴出的大字报和生物系女生冯元春的呜放大会。在那个大操场的四面墙壁上贴满了学生们所写的各式各样内容的大字报，火力都集中在学校党委的各种人和事，用词犀利，观点尖鋭，有的甚至是质问口气，总之火气十足。记得有张大字报上这样写着：“我们不能再容忍专横无知的校党委，继续统治管理学校，还我川大民主圣地！我们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大学生要有讲话的权利，过问国家命运的权利，我们决不是盲从！我们有自已的头脑，自已的思想，自已的爱憎与是非。用不着强行我们这样和那样。”我读了这些大字报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总觉得前面有雷雨风暴。然后我和同行的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吴若萍（后划为右派），去到大礼堂参加学生鸣放的公开辩论会。那天是生物系四年级女生冯元春呜放的辩论会。
冯元春时年22岁，四川青神县人，家里是农民，读书成绩不错，每年都有助学金朴助。她身材中等，穿着朴素，口才不怎样好。那天听她鸣放的人特别多，校内校外至少有两三千人。她鸣放的题目是“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最残酷的剥削集团。”她在主席台上面对广大听众不惊不吓极其平静地说：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后的革命阶层，也就是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组成政府，借用军队、警察、监狱去专老百姓的政，专全中国人民的政！这个特权阶层从不给人民任何的民主的权利也不遵循法律去依法办事，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关押谁就关押谁，这决不是马列主义者。再有现在工人、农民比解放前还苦，工厂的利润共产党全搜刮去，地里产的粮食农民不能自由支配……”她的发言引起一片哗然，既有赞成的掌声，也有反对的怒吼，会场乱成一团。我有点接受不了，认为太反动，向身旁的吴若萍说：“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反革命言论吗？我看公安局肯定会抓她。”吴若萍是南下服务团的大学生，见的世面比我多，现又在省人民出版社当编辑，信息渠道也比我广阔，他想了想说：“鸣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他老人家说过，纵然说过了头也不关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看抓倒不会抓，批判斗争是逃不过的。”
冯元春很镇静，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内容继续往下说，她接着提出几个不可辩驳的事实，使全场听众安静了下来。第一个是“高饶事件”她说：“根据已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我们请问，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对吗？这不是出于个人崇拜是什么？高饶没有反人民，他也没有和暴力集团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这是违反宪法的。报上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诉呢？因此，毛主席是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对于胡风事件，也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她认为，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风的根据是：1、反党。2、上书三十万言。3、组织反革命集团。他说：“毛主席经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胡风先生公开向共产党中央上书三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呢？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我听得提心吊胆，心里为冯元春捏了一把汗，又暗自佩服她的勇敢，担心会场上会突然跳出个公安把她抓走。据我知，自1955年毛泽东把胡风等人定成“反革命”后，广大知识分子心中是不服气的，但却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来，只是背后私下嘀咕暗潮汹涌而已。而她却敢挺身而出，面对数千听众讲出自已观点，不能不使人赞叹！
她继续说：“毛泽东主席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一模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因此共产党这个剥削集团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它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上是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或是说我是一个党员，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横蛮、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
会场有赞成的鼓掌，有反对的吼叫，但掌声很快席卷整个会场，掩去了那些反对的吼叫，显然冯元春的鸣放征服了大多数人，那有过的汹涌暗潮，一下从地壳下迸放出来，有点摧枯拉朽、势不可挡之势。在掌声平静后，她接着说：我们学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教授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他曾经对我说，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以说明美国生产力高。而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却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又多么严重。而汤教授忠于事实，却受到迫害。我们党和毛主席没有一点民族气节，却瞎说苏联如何如何好，其实只希望从那里多拿到几个卢布而已。”此时，有人跳上台抢走了她手中的麦克风，使冯元春再难以讲下去。后来，听说反右结束前，冯元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72年被杀于四川大竹监狱。其言行精神与林昭相似，只不过是最早反对毛泽东恶政的女英雄。
二、序幕是这样拉开的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派斗争正式在全国登场。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以及费孝通、钱伟长等，一个一个被揪出来定为右派分子；接着文艺界的冯雪峰、丁玲、陈企霞、秦兆阳等。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自已会成为右派，更未意识到全国50多万知识精英会成为右派，私下和妻子说：“这些对革命有功的人，怎么会去反对共产党呢？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长篇小说，还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呀！”妻子紧紧地搂着孩子说：“我也搞不清楚，毛主席是怎么想的，不知右派今后的命运怎样？”我平静一笑，无所谓地说：“有什么怎样？运动不就一阵风，完了就完了。”妻子想了多一阵道：“但愿如此。你不要忘了，孩子满半岁时照像的事啊！”我抱过孩子亲了亲：“乖乖，爸爸忘不了。”
反右烽火如火如荼，报社渐渐开始紧张起来。突破口是文教组的记者梁正兴。他是四川日报社调来的，瘦高个儿，戴副眼镜，平时少有接触。他的女朋友工作在雅安地委宣传部，两地相思，书信频频。谈爱情就谈爱情，此兄却将政治掺合进去。他不同意中央把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丁玲、冯雪峰等人划为右派，认为这是以言治罪，剿杀对民主革命有贡献的人，是专制独裁行为。他的女朋友从“革命大局”出发，把这些信件寄给了报社党组织。党组织加上按语，又将它贴墙公布。于是群情激愤，梁正兴被揪了出来。不几天又有一位中学女生来信检举他，说他借采访和她讲恋爱，现在突然变心不理睬她，请报社领导给予帮助。报社为了弄清问题，立即派出一个姓杨、一个姓彭的记者去调查了解此事。很快查清问题，他己和那个女学生睡了觉。梁正兴的问题立刻上升为奸污少女的刑事犯罪，很快整成材料上报。五天后，报社在川报大礼堂召开公捕大会。为了起到教育打击的作用，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那天川报员工也全体参加。三四百人坐在一起，神态严肃，同仇敌忾，当党办主任阎凯宣布完梁正兴罪恶事实，两位头戴钢盔的警察，甩着手走着正步来到主席台，然后取出副锃亮的手铐，咔嚓一声，把梁正兴两手铐在一起，押了下去。接着是参会人员表态，当然均是事先布置好的极积分子，内容不外乎是“感谢党、感谢政府，为民除害”之类的套词。后来，听说梁以思想反动和奸污少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一直未予“平反”。另一件事更使我震惊，成都建国中学党总支书部记兼校长潘清雍，土改时我们在一个工作组，被该校右派体育教师×××行凶砍伤，不久这个教师即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毙掉。我听到这消息后打电话去慰问潘清雍，但电话里传来老朋友的声音不太友善，他这样提醒我：“小黄，要认请形势，主动向组织交待自己的问题。”听后，我有点莫名奇妙：“我有什么问题？”23年后我“改正”归来去看望他，才告诉我：“市委宣传部在我去电话前的三天，就己经找他了解我的言行。”他只说我“骄傲狂妄，目中无人”，未想到会把我打成“大右派分子”，因为他毕竟了解我：“一个学徒娃娃反什么党呵？”
这个时候我没有任何预感自已会被划为右派，而且会是个大右派！一是认为自已出身好，热爱党和毛主席；二是认为自已没有右派言论，对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等人的言论并不苟同；三是自已还参予了对冯元春的批判斗争大会。
中国的事情说变就变。1957年7月6日，中共成都市委派出以副书长张静之先生为首的反右工作组，带领五个干员进驻报社。张是个大麻子，山西人，官运不佳，传说他曾是国民党还乡团的成员，肃反中被审查过几天。1951年当过我们土改团的副团长，他知道我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工农干部，有过短暂的接触，对我印象不错。但“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竟是他手下第一个猎物。很快报社走道、窗口、楼梯，架起了扩音器，成天不停地叫喊：“揪出大右派黄泽荣（晓枫）！”“剥下他工人伪装的画皮！”“黄泽荣（晓枫）向党和社会主义射出了三支毒箭！”（所谓毒箭就是我所写的三篇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向党反映》、《上北京》）。
不到半天时间，全报社的过道、走廊、楼梯口，只要是空余的地方全是丑化我的大字报、漫画。这些大字报、漫画，用词之恶毒，选句之下流，歪曲事实之荒诞，纵是戈培尔先生也望尘莫及。不过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执政者尽皆视为“精品”，就象中国人先前曾把西方避孕套当成气球吹玩一样。
我是个天生的不怕权、不怕势的人，一辈子认定事实与死理，不是就是不是。在一次报社召开全体编采人员的定性大会上，不少事先布置的极积份子们，大声叫我站出来，交待检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不仅不检查交待，还质问那些极积分子：“我反了什么党？你们这些地主、资本家出身的少爷、小姐，才是真正反党的右派分子！”气得这些人拍桌大喊大叫大骂：“你为什么要写反党小说？你早就背叛工人阶级了。”我说：“是党提倡干预生活！既然是反党，《草地》为什么要发表它？”打手们底气不足，占不了辩论上风，气得干吼，会场一片混乱。在这个时候编委王畋（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知识分子，四川日报调来的老报人），突然把桌一拍，挺身而立道：“吵什么？你们说小黄是右派，我是五人领导小组的，还没举手同意。”会议嘎然而止。
想不到两个小时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出来：“王畋老右派！”“决不准许王畋包庇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王畋必须向党低头认罪，交待自已反党罪行！”“……”此后，他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从行政十五级降为十九级。最后，送到草堂寺去终身相伴“老杜”，一生未娶，直到寿终正寝。
五人领导小组铁定我为右派分子后，不再处理稿件，每天上班一人坐在办公桌前面壁反省，没人与我说话，没人与我亲善，昨日朋友皆成路人，都是一双双仇恨的眼晴瞪着我，好似借了他们谷子还了糠似的。组长肖青再没笑脸，恨恨的好象我挖了她的祖坟。胡克由这个《工商导报》的留用人员，过去对我毕恭毕敬，总是小黄前小黄后笑咪咪地叫个不停，现在却要我打扫清洁卫生了。陈泽昆、杨蓓、邱乾坤三人虽不和我交谈，却以眼神问候。不几天美术组的谭大同悄悄告诉我说：“小黄，市上要开你的斗争大会，势头有点凶，我建议你跑出去躲几天。”平时我和他来往不多，想不到此时却冒着风险透露消息，暗中为我出谋划策。
那天下班回到家里，妻子见我脸色不好，便哄着襁褓中孩子说：“乖，快向爸爸笑一个”。半岁该子己咿呀能语，见着我小脸蛋绽成一朵花，张着手要我抱。我黙黙地把孩子抱在手中，说不出是高兴还是凄凉，为了掩饰内心的忐忑不安，久久地吻着孩子，待情绪稍稍安定后，才将此亊告诉妻子。妻听后，为我壮胆说：“跑什么？又没有杀人放火，未必说你反党就反党，斗争会也得讲理呀！”我笑笑硬挺道：“不跑！不跑！”心里却在说：我是吃运动饭长大的，要斗争你有什么理不理？不过当时任何一个人，都对反右斗争严重性认识不足，以为和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一样，过上三、五个月，就万事大吉。谁知毛泽东早己成竹在胸，决心要把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赶尽杀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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