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章，调入成都日报社
五，难忘的一餐佳宴
报社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人和人谈论的事多与知识有关，几乎没有什么庸俗低级的东西，就是说吃讲穿也不同于一般。一天，陈泽昆牵头，约上王畋、杨蓓和财贸组的范今一等六人，去到春熙路耀华餐厅品尝荣乐园开山徒弟兰光鉴做的佳肴。荣乐园是个百多年的老店，号称川菜开山祖师。能去这个地方吃钣的人，不是达官显宦也是富足一方的豪绅，一般百姓从不敢问津。据说店里的噐皿多为银制，杯盘碗碟皆是江西上等好瓷，所用食筷全是鸟木。兰光鉴是传宗弟子，年己八十有余，早已不理厨。因为我们副刋《锦水》上有个栏目“珍品菜系”，毎期都请他介绍两三道川菜的烹调技术，故十分高兴。陈泽昆是这个栏目的主管人，自然与兰的关系亲密友好。由于交往太深，决定亲自临厨给我们做餐佳肴。除我是个地道的草根外，他们都是美食家，对任何上桌的菜都能说出过一二三来。那天我跟着他们去到耀华餐厅里屋的小间，距厨房三步之地。兰光鉴安排我们好后，即坐在厨房临窗的一张高脚木椅上，指挥起他的徒弟来，如何选料、动刀、抛锅、煎炒。不一会儿几碗很精致的菜肴摆上了桌面，一股特有的美味激惹着人的鼻孔，肠胃蠕动的反射使得人满口津液，强烈的食欲感传遍全身。其实摆在桌上菜肴的名称极其普通，诸如白油肝片、爆炒腰花、公保鸡丁、红闷海参、脆皮猪头、冬笋烧肉、魔芋煨鸭、子姜煎肉、玉液菜汤，等等。可是吃在嘴里，那鲜嫩清脆的羙味无与伦比，色香味适度，回嚼无穷，不由人拍案称绝，恍如御宴琼浆，不由人感慨万千，大有“此食只应天上有，人间几人能品尝？”
饭后，兰光鉴师傅叫人送来一壶茉莉花茶，一边品茗一边闲聊。他问：“今天菜味怎样，欢迎大家提提意见。”范今一是出了名的美食家，早在《工啇导报》时就吃遍成都餐馆，谁优谁劣常在报社发表评论。凡他认定的好酒好菜总是走红蓉城，凡他认为差的不出三月便关门大吉。但他的评论从不含个人意气，公公正正清如泉水。此时，酒酣钣足，一边用牙签剔着牙，一边呷口茶，笑笑说：“兰师傅，今天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香最好的一餐饭，是种莫大的口福与享受。过去常听人说，你是川菜鼻祖，我还有点不相信。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今天算是领教了。单说那爆炒腰花，又脆又嫩又爽口，放在嘴里不动牙就化到肠子里去了，没有炉火纯青功夫断难有此绝技。那公保鸡丁更是一绝，脆嫩得象油酥饼，舌头一卷就化成香汁，奇特！奇特！”王畋是老区来的，对烹调技术比我还门外汉，待范今一表白完感想后，他对玉液白菜汤推祟备至，说：“你那汤是怎么熬出的那么好吃，看着是盆清水，喝到口里浑身都酥了，那味道真有说不出的美，不知是怎么做出来的？”杨蓓静静地摇着手中小小的檀香扇，脸颊上永远泛着浅浅的微笑，天生的一付大家闺秀样子。待王畋话音落定后，她才张开薄薄的嘴唇，柔声缓语说：“川菜是我们国家四大菜系之一，都认为是麻辣，其实只见了表。兰老师今天作出的这一桌川菜堪称正宗。它微辣而香润，似麻而爽口，既有越菜之清爽，又有鲁菜之厚重，还有粤菜之鲜嫩，不错不错，不愧出于大家之手。”陈泽昆听后转头问我：“小黄，你觉得怎样？”我张口结舌有点对荅不上，便机灵地转过话题道：“兰老师手下做出的川菜简直是艺术，是艺术就要发扬光大，赶快出成书传承后代。”王畋十分赞同我的观点，接过话茬道：“艺术不仅是诗歌美术，人世间绝技也是艺术。不过靠文字难以传承，得手把手的教，口对口的说，我建议兰老师赶快办个学习斑，招大批徒弟来教。”
兰光鉴叭着叶子菸，认真地听着大家对他的称赞，显得兴奋，一脸红光，笑笑说道：“诸位老师太过誉了，兰某仅是个厨师而已，既然请大家来品尝手艺，我就得认真做。做我们这行有句行话：三分刀工，三分选料，三分火候，一分手艺。再好的手艺如料不好，刀工跟不上，火候拿不起来，再好的手艺也白搭。”他呷口茶后继续说：“你们只知公保鸡丁又脆又嫩，爆炒腰花进口即化，却不知你们吃多少子鸡，多少猪腰？”大家面面相观，不知该怎么回荅。他笑笑，用指头比划着，十只子鸡，二十个猪腰子……”大家听后，不约而同地叫出：“吃了那么多呀？！”他认真地点点头说：“十只子鸡脖子上汤圆那么大一团肉，二十个猪腰子的两端尖尖，不然怎么那样鲜嫩？这就叫选料。除此，还得爆火。”大家听得信服地点头颔首，表示认同。
“那玉液菜汤又是怎么烧出来的呢？”王畋未忘清水汤的鲜味，似乎至今还在口里回荡，忍不住提出问个究竟。兰光鉴叭叭地吸完最后一口叶子菸，将菸杆在鞋帮上敲了敲，待菸蒂落在地上后才神秘一笑道：“这是我一家三代的单传，是从不告人的。今天大家都是报社的编辑、记者老师们，我就公开吧。这汤先选只又肥又大的子母鸡，杀后去头去尾去足，放在沙罐里用文火久炖，直至炖三四个小时，然后用沙布过滤三遍放在一边。白菜是那种卷心白，剥去外皮只留个小芯芯，放在碗里用竹片划成四片，再把过滤后的鳮汤烧滚，然后淋下去，放少许盐巴。看起来像清水汤，喝进嘴像玉液琼浆，功夫一点不能马虎啊！”大家听得入神入迷，此时方理解到此餐的豪华珍贵。世间好吃的东西都来自于千选万拣啊！
六，不愉快的事情接踵而来
不知是市食品公司在调拨上出了差错，还是供应本身就不足？从1956年10月起，成都市买肉出现了居民排长队的现象。有人说这是“人民群众生活提高的表现”，有了钱吃肉的人多了。”我不同意认为是政府工作上出了问题。出于关心、出于冲动、出于不了解实际情况，我呼吁党报应该进行干预。
在“每日评报”栏上，我贴出一纸意见：“老百姓站在寒风中买肉排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作为党的喉舌报纸，不去过问一下？为人民服务不能是一句口号，应该是行动！报纸要有战斗力啊！”
当日下午，总编辑张烈夫同志把我叫去谈话。我推开门，他从办公桌上的文件堆里抬起头，久久地盯了我一眼，似笑非笑，有点冷峻地说：“小黄，不要骄傲啊，尾巴是翘不得的，你说说，你写这个意见的动机？”
我道：“很简单，过去买肉从不见老百姓排队，现在排起了长龙，你不觉得人民辛苦吗？”
他哈哈地笑出了声，说：“你真幼稚，排队买肉是好事嘛！正说明人民收入增多了，购买力提高了，生活改善了，吃肉的人多起来。过去为什么不排队？因为没有钱，买不起肉。”
我想也不想地回顶道：“人民生活提高了，物资供应也该跟上去……”
他吐口烟圈，皱皱眉头，打断我的话道：“物资供应为什么跟不上？原因是现在农村生产方式太落后，要是我们农村像苏联的集体农庄，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提出农业合作化运动。只有改变了生产关系，才能提高生产力。生产力不提高，物资的紧缺问题就解决不了。”
他是个小知识分子，又是“三八式”干部，讲起大道理来一套一套，你只有听讲的份，没有回嘴的地方。说到这里，他略微沉思片刻，把话锋一转道：“你也承认党报是党的喉舌，那我们一言一行就要代表党的利益说话。纵然我们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工作上出了偏差，报纸也不能去瞎批评。你要记住，党和毛主席说的一句话：‘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任何时候都是十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要看到光明，不要只看到阴暗。你是工人出身，调你到知识分子成堆的报社来，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意识，怎么你却有点变调了？”
面对他的这些说教，我能说什么呢？真的很难挑出他话中的漏洞与瑕疵，也许这就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概念化与公式化的定论模式。可它一直起到主导作用啊！尽管我难以反驳也无法反驳，思想上却难以认同。
我一头迷雾回到办公室，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肖青正在读我发表在《草地》创刊号上的小说《风水树》，读得津津有味。她抬起头向着我说：“小黄，你这小说写得不错，很有生活，很有时代气息，主人公杜三爹这样保守落后的农民何处不是？你把他写活了，写得有血有肉。我特别欣赏你那段对川西平原土地的描写，‘这黑黑的油沙土喷香喷香，用手一捏那油就会从十个指头渗出来’，太形象形象了……”
我闷闷地坐在办公桌前不吭声，心里还折腾着张总编的话。她正在兴头上，没有注意我的情趣，忽然问一句：“小黄，我怎么写不出东西来呢？”
我没好气地笑了笑，不假思索地回荅：“你的眼镜还得增加四百度。”
她没有回敬我，脸色阴沉了下来。从内心说，我不是有意刺伤她，是自已情绪不好原因。没想到她忌恨了，深深地忌恨了，使昔日水乳交融的同志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到一年后的“反右斗争”，竟成了她揭发批斗我的材料。在千人斗争大会上，她咬牙切齿地说：
“晓枫，你这个右派分子可恶至极，说我眼镜再加四百度也写不出东西？你能写，全写的反党大毒草。”
毛泽东的《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开始层层往下传达，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同志多次在省府礼堂举行报告会，宣讲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在报告多次批评指责文艺界在创作中所存在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以及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不正之风。省文联也多次召开座谈会，就如何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作为青年作家和成都日报文艺组编辑、记者的双重身份，多次参加了这些会议。到会者无不对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表示反感和厌恶，主张要无限地扩大写作题材，文学艺术不能只是政治口号的图解，人物要有多面性，切忌歌功颂德与高、大、全的东西。此时，苏联作家奥维奇金的报告文学“在区委平常的日子里”和小说《拖垃机站长与总农艺师》等作品，不断涌向中国，使年轻的读者眼界为之一新。接着从北京掀起一场“文艺作品要干预生活”，“揭示生活阴暗面”的主张，常见于报章杂志，成为一个时髦的词语。中国作协机关刋物《人民文学》主编秦兆阳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创作的广阔道路》一文，在文学创作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覌点与主张。1956年夏，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刘白羽同志也来到四川，号召作家要走出“公式化、概念化的框框条条，笔下要有强烈的时代感”。4月，《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刘宾雁有震撼力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7月又发表了他的《本报内部消息》，10月发表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举国上下一片叫好声！
政治气氛越来越宽松，阶级斗争越来越被淡化，科学界、文化界、艺术界出现了空前的活跃。通过有影响的《译文》杂志，苏联大作家爱伦堡的《解冻》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传播。这一切态势表明：沉闷多年的中国的文艺界，正在复苏，正在解冻，预示着一个百花盛开的春天即将莅临。
此时我已和省文联一批青年作家和诗人混得烂热，有的还成了相交至深的文友。《草地》文艺月刋的编辑茜子、遥攀，《星星》诗刊编辑流沙河，创作辅导部电影组的丘原，都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同时，也结织了储一天、石天河、李伍丁、方赫和业余作者沈正、华剑、万家骏等人。我们经常聚集在一起聊天或探讨文学的未来。在这股强大的思想解放潮流的冲击下，茜子、瑶攀几次向我提议能否写一篇“干预生活的作品”？主编文辛也亲自出面找我写。
我自已也愿意写，认为文学作品就应该“干预生活”，“揭露生活中阴暗面的东西”。我多次阅读刘宾雁的两篇报告文学，越读愈激动，再联系到我有过的生活经历，决定步其后尘写一篇这样的东西。创作的冲动来于激情，文章的真实来源于生活。没有想到我竟然在一个晚上，一气呵成了这篇8800字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小说的故事情节取材于我在三区工作的真实情况，与区长李云成的争斗事实。没想到这篇近似写实的小说毁了我的一生，几乎赔进性命。平时写的小说都由妻子誊写一遍，只有这篇是我的手迹，一送到编辑部就决定刊用。
小说发表在《草地》文艺月刋1956年的10月号上，很快得到了一片喝采声，被不少读者誉为“省内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8800字的小说，严格地说只是一篇生活的素材，没有艺术性可言，但由于它来自生活，五十年后的今天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有人把这篇文章送给了张烈夫，他看后找我作了一个很认真交谈。他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不停地抽着烟，呼呼地抽着鼻孔，想了想说：“小黄，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我也知道你所写的也是事实，但那是极个别的亊实，怎能普遍化？我们党的干部政策是‘用人唯贤’，决不是‘用人唯亲’，比如你有能力不是调来报社工作了吗？不能颠倒是非啊！”
我平静地回答道：“张总编，干预生活可是党中央提倡的嘛！我作为报社的编辑、记者应该响应呀！”
他楞楞地望着我问：“党中央提倡的，红头文件在哪里，我怎么没有看见？”
我笑了，举出报刊上一些文章，他听后也不坚持，仍好意提醒我说：“我不干预你创作自由，我还是建议你写过去那些文章为好，像《风水树》啦，《生活在前进》啦……”
我不同意道：“那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政治图解”
张总编显得有些不耐烦说：“好啦好啦，我不和你争论这些问题，谈点其它的吧。”
恰好，此时报社因一封群众来信的处理不当，引出了轩然大波。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成都市某个小学一位女教师，因与校长在工作上发生顶撞，这位校长自恃有亲戚在市上当官，便私自在学校组织了对这位女教师的批判斗争会。女教师想不通，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吊死在寝室里。有人将此事写成稿件，分别投给川报和我们报纸。可是我们报纸负责处理此事的记者，因调查失误未予登载，川报却抡先登了。于是，引起全报社哗然，我一时冲动，在“每日评报”栏上写出直问总编辑张烈夫火辣辣的信：“一个小学教师被迫自杀，为什么我们不敢披露？而四川日报却刋登了。请问：成都日报社的党性在哪里？再问张总编你怕什么？有什么怕的？这是不关心群众疾苦，典型的官僚主义！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
在我开炮后不少人跟进，各种意见贴满了几大版。我感到十分扬眉吐气，喜形于色。一些支持我的人私下竖起指拇：小黄，真勇敢，是个闯将！不愧是工人阶级。但我发现张烈夫总编对我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突然严峻森冷，满脸秋霜，见着我再没有一点笑容，像个路人。应该说这是个危险警訉，可我不在意，认为自已做得对，是按毛主席的话在办事，是忠于党、忠于革命的表现，有什么怕的？却不知道中国是个传统的封建社会国家，所谓的新中国仍然是个旧瓶装新酒的独裁体制。官吏自上而下一级一级的任命，下级对上面一级一级的负责。单位领导就是你的衣食父母，一个敢于反抗“父母”的“儿女”，当然会触霉头。
后来的事证明了这一切！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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