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小说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37)(图)
第一部《天翻地覆》
十一章，调入成都日报社
报社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它和政府机关是两种不同的工作格调与不同的生活品味。只要你不仇恨知识，就会被知识感染薰陶，纵是个没有受过传统教育的老粗，也会变成一个有独立见解的知识人。所以毛泽东对知识与知识界，视为“天敌”，故“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一直是肃整、打击、镇压的对像，决不准许他们自由自在地存在。
一，1950年前成都媒体情况
1950年前的成都，人口虽不足60万人，却有十六种形形色色的报纸。如果追溯到三十年代报纸多达三十余家，不过发行量都很少，最少的不足千份，如果发行量超过了一万份就是最有影响的报纸。
国民党管理报纸是采用的登记制度，任何政党和个人都可以向政府申请办理报纸，关键是有无资金和实力，以及有无读者，基本上是自生自灭的市场机制。几乎不考核什么“政治条件”。国民党也对报纸新闻实行检查制度，但如果检查未通过的新闻和文章，报社可以开“天窗”以示抗议。所谓“天窗”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在那篇通不过审查的文章处，留一块空白。读者一看就知道该报有一篇文章被审查官员“毙掉”了。这是一种无声的抗议，给审查者以压力，让人家知道他在干不光彩的事。另一种也留一块空白，但在上面写几个字。最著名的例子，如89年6.4后当时新华社在香港的负责人许家腾先生（实际是当时中共在香港的总代理），在香港《文汇报》头版留一“天窗”上书“痛心疾首”四个大字！一切都在不言中，又一切都让人明白了。所以接下来许先生便自摘乌纱，挂冠而去，表现了许先生的高风亮节。
为了再现历史，我翻查了一下1994年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成都大辞典》，在683页“报刊篇”的一章中，所例举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报刊目录，可以大致了解新旧两个朝代媒体自由的真实情况。现我仅将1949年前夕成都主要报纸情况介绍于后：
一，《工商导报》1946年4月28日创刊，为中共地下党员根据南方局指示创办的报纸。编辑部在新南门建国北街9号，营业部在华兴正街37号。1949年夏，社址迁到北新街16¬号。董事长蓝尧衢，董事钟云鹤、朱君昌等，发行人安新贤，总经理兼主笔王达非，总编辑吴汉家，编辑主任陈泽昆（后任总编辑），采访主任张西洛（后任经理）。19¬47年10月1日，该报由原午报改为日报，篇幅由每日4开4版扩大为对开4版。内容除社论、消息、广告外，辟有"生活"副刊和"工商服务"、"成都今日行情"等¬栏目。1948年2月，在原有中午行情单的基础上，又增出《工商导报晚刊》一小张（先为4开2版，后为4版）。1949年10月15日，日刊再次扩充为对开6版。
二，《民众时报》
1946年5月1日创刊，为刘文辉出资创办的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编辑部在金玉街42号，营业部在督院街95号。发行人张澜，主要创办人杨伯恺任经理，主笔漆¬颂平（鲁鱼），总编辑马哲民，副总编辑赵铭彝，编辑主任刘明章，资料室主任章润瑞，采访主任孙文石，总务负责人袁思治。每日出版对开4版一大张。该报曾宣告，"¬创刊目的：为人民说话，替大众服务，作民主之先锋，导社会于光明。"在短期内发表了大量的社评和其他评论文章，新闻报道富于揭露性，文艺副刊具有战斗性，积极参¬加成都地区的民主运动，时有小《新华日报》之称。同年7月16日被迫停刊，共出版76期。三，《西方日报》
1947年10月10日创刊，为刘文辉支持创办的报纸。社址在上东大街50号。董事长刘元瑄，社长兼总主笔杨露（叔咸），副社长兼总经理许成章，总编辑陈落，副¬总编辑张先畴，主笔杨可诗（正南），编辑主任翟静之，采访主任朱枢，副刊《西苑》编辑杲向真。为对开4版大报，除专论、各类消息等外，还辟有副刊《西窗》、《西¬方妇女》、《周末文艺》等。1949年1月20日，又增出《西方夜报》，并办有综合性副刊《西点》和文艺性副刊《方生》。同年3月底，共军大举横渡长江之¬际，该报曾将此消息头条登出。4月22日出版最后一期后被迫停刊。四，《成都中央日报》（中兴日报）
1939年10月10日创刊，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党报。社址在五世同堂街61号，城中心办事处设署袜街中街。社长张明炜，经理季迺时，副经理璋卿，主笔瞿¬冰森，总编辑张琴南，编辑主任江耕生。为对开4版大报，内容除消息、社论、广告外，还办有《中央副刊》。发行约17500份。抗战胜利后，由瞿冰森接任社长。1¬946年7月1日改为《中兴日报》继续出版，社址在狮马路，营业处在春熙路北段。该报实行"企业化"，改组为公司，发行人兼总编辑瞿冰森，经理先后为高璋卿、王¬拂苏，主笔周君亮、刘自新、蔡绍元，编辑主任赖叔量，采访主任程雪峰。1949年7月26日又恢复《中央日报》报名，社长魏绍澂，经理程雪峰，副经理李子贤，总¬主笔王指苏，总编辑蔡绍元。1949年12月共产党攻占成都前夕停刊五，《成都快报》
1925年7月10日创刊，始由黎纯一，慕钧石等主办，继由王觉吾、杨治襄先后承办。1927年以后由邓锡侯出钱正式接办，为二十八军的正统机关报。社址先在新¬集商场，继迁春熙路东段24号，后设锦华馆内7号。初每日出版一小张，又扩为一大张。1931年8月，《日邮新闻》并入后篇幅扩为三中张，社长方正华，总编辑裴¬子琚。1934年3月成立董事会，经理曾紫霄，主笔陶亮丝，总编辑欧阳缉光。不久又将《西方夜报》并入。1935年8月改由刘仲容任社长。抗战爆发后由杨筱珊出¬资接办并自任总经理，社长史良（伯英），总主笔罗舜琴，主笔蒋益明，总编辑周道庸，主任编辑罗芸荪。1937年10月5日，改出《快报晨刊》、《快报晚刊》各一¬中张。1946年元旦，该报改组复刊，由四川省府社会处长黄仲翔任董事长，社长姜尹孚，副社长史冰生。1949年2月11日因"经济困难达于极点"而停刊。六，《华西日报》
1934年3月15日创刊，抗战前为刘湘四川省政府的机关报。社址初在新街后巷子9号，相继由球新印刷厂、日新工业社等代印。后营业部设华兴正街，印刷部设五世¬同堂街。社长兼总主笔舒君实，主笔敖子鱼，总编辑王白与。半年后社长先后由张必果、邓汉祥接任。1938年初刘湘死后，由潘文华接办，社长先后为王白与、罗忠¬信等，总经理先后为魏幼安、田一平，总编辑先后为贺次君、李次平，编辑记者有李次平、唐征久等。1942年10月，该报人事大变动，社长甘鉴斌，副社长刘克俊，¬总主笔王达非，主笔杨伯恺，总编辑吴汉家。抗战胜利后刘自新、赵星洲曾先后任社长。初为对开一大张，后增至对开两大张。印数初为1000份，后上升至3000余¬份，最多时为7000多份，是一份影响较大的报纸，1949年底停刊。七，《华西晚报》
1941年4月20日创刊，为中共地下党控制的报纸。社址在梓潼桥正街22号。发行人罗忠信，总经理田一平，主笔黎澍等，总编辑唐征久，编辑记者有李次平（主编¬国际、省市版）巫怀毅（主编副刊《华灯》）、陶雄（主编《华晚副刊》）、陈白尘（主编副刊《艺坛》）、陈子涛、黄是云等。初为8开4版小报，1942年12月扩¬大为4开4版一中张。副刊为"艺坛"和"华灯"。名义上以"同仁报"和"民盟"机关报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是在党的领导下办起来的，在1944年以后日益高涨的国¬统区民主运动中起过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1947年6月1日因国民党实行大逮捕而被迫停刊。八，《兴中日报》
1938年1月20日创刊。为四川省县政人员训练班成都市员创办。社址在春熙路南段，由新新印刷社代印。发行人朱彦林，编辑人朱彦林、陈道彦、邓成均、赵其文、¬谢怀清、冯勃。后改由唐毅、叶英俊任正、副社长，刘自忠任总经理，舒瞩遐任总编辑，邓功南、邓平澜、汪一庵、周定仁为编辑，李凤明、李竹铭等为记者。篇幅初为对¬开4版，后扩充为对开8版，1939年4月1日又改为对开6版。内容除社论、消息、广告外，还有《战地通讯》等副刊。1941年夏因经费不能支持而停刊。九，《时事新刊》
1938年6月25日创刊，为中共党组织直接控制的报纸，也是抗战初期成都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编辑部在会府街任家巷21号，营业部在白丝街9号。社长张雪岩，¬总经理唐征久，总编辑刘刁慈，采访主任孙文石，营业主任王震东，实际负责人为王达非，其他人员也多来自《国难三日刊》社。每日出版4开2版。版面虽小，内容却很¬允实。自编电讯，不登广告。"正面为言论与新闻，背面为特稿与副刊，且插多数漫画，甚得青年学生之欢迎。"发行量很快就达到3万份，远销大后方各省。1940年¬3月14日，因成都发生“抢米事件“，记者朱亚凡遭枪杀，报纸遂遭查封。十，《建设日报》
1946年10月10日创刊，前期为四川省参议会言论机关，后期则以四川省特委会为背景。社址在纯化街南昌里，营业部在中兴街50号。由建设日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董事长兼社长蓝文彬，副董事长罗文谟，副社长兼总主笔李白英，经理李仲良（后任副社长）、谢锡九，主笔李有钊、邹以南，总编辑先后为张益弘、章伯怀。194¬7年8月一度停刊。同年12月复刊，总经理牟欧平，经理李文孚，总编辑彭兴道。采访主任佘联柱，副刊编辑孙伏园。为对开4版大报，内容除消息外，还辟有《经济》¬、《文化教育》、《宇宙线》等副刊专栏。1949年12月停刊。十一，《南京早报晚刊》（成都晚报）
1940年3月1日创刊。前身为1933年9月创刊于南京的《南京早报》，迁蓉后，社址初在春熙路南段17号，后迁至督院街西安里。"成都版第一号"载有发行人¬王若曦撰《复刊词》，经理姚守先撰《在南京五年本报之印刷与发行》等文。每日一中张，内容辟有副刊《南副》。1943年10月20日更名为《成都晚报》继续出版¬，社址在新半边街2号，办事处在春熙路南段。发行人改为姚守先，主管姚自若，总编辑张汉杰，编辑记者有汪逸安、郑思敏、何震川、佘联柱、吴旭初、黄靖南等。篇幅¬仍为每日4开4版，内容除中外、省市消息及广告外，还办有《文林》、《百花潭》、《艺文志》、《成晚副刊》等副刊及"气象台"、"滤尘器"、"瞭望台"、"望远¬镜"等专栏。1950年1月停刊。十二，《党军日报》（黄埔日报）
1939年1月1日迁成都出版，为国民党中央军校机关报。1931年6月在南京创刊，为校内4开报纸。抗战爆发后，随校西迁，曾在铜梁等地发行。迁蓉后开始向社¬会发行。社址先在西东大街6号，后移祠堂街133号。由该校政治部主办。正、副董事长黄耀煌、王锡均，正、副社长王裕先、王灿瑸，总经理黄曼达，总主笔王赓和，¬总编辑先后有邬绳武、余络秋等。开始为大、小张各2版，一年后改为对开4版一大张。内容除社论、消息外，还办有综合性文艺副刊《血花》和多种专刊。1945年7¬月10日改名为《黄埔日报》，社址在江汉路143号，并在祠堂街、春熙路、东大街分设第一、二、三营业处，由该校政治部主任邓文仪任社长。成都被中共占领前夕停刊。十三，《益报》
1946年6月创刊，为受中共影响的报纸。编辑部在玉泉街蔡公馆内，营业部在兴隆街2号。发行人陈益谦，社长蔡景文，经理陈肇源，总编辑先后为李次平、黄是云，¬编辑记者有张漾兮、巴波、车辐、萧静彦等人。最初为8开版的五日刊，继为4开版的三日刊，后为4开4版报头套红的日刊。积极鼓吹民主，鼓吹革命，反对独裁，反对¬内战，被称为"红益报"。1947年2月复刊，社址在上西顺城街37号。发行人兼社长胡霖生，总经理先后为陈肇源、陈德健（女）、徐徕德，编辑主任方周（少林）¬。1949年下半年改为8开小张的《新闻日摘》出版，同年10月停刊。十四，《新中国日报》
1938年6月15日在武汉创刊，同年7月31日停刊。1938年9月18日迁成都出版，为中国青年党机关报。社址先在北新街51号，1939年迁至春熙路东段¬31号。发行人李璜（幼椿），董事长刘泗英，监事长寇孟坡，社长先后有宋益清（涟波）、李璜（1946年开始）、姜蕴刚、黄石子、张伯伦、喻孝权，经理先后有张¬继禹、陈晓初、夏骑风、李舒（文叔）、喻志熙，总编辑先后有赵毓松、张希为、田景风、铁华峰、林德劳，总主笔常乃德（燕生）郑兴亚、陶元甘、汪克永（有行）。为¬对开4版大报，内容除消息、要闻、社论、专论、广告外，还有《动力》、《新光》（颂生主编）等副刊和《周末文艺》等20余种各类专、特刊。1949年12月7日¬终刊。十五，《新民报》
抗战前后至1949年底，成都有过两家三张《新民报》。①抗战爆发前后的。1937年2月16日创刊，社址在春熙东路32号。由球新印刷厂代印。该报成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甘典#，社长吴景伯，总经理曹仲英，主笔熊子骏，总编辑崔心一，新闻编辑王达非等，副刊编辑程大千等，美术编辑张漾兮。同年8月，主要人员相继辞去，余中¬英、钟汝为继任正、副社长，总经理罗孝全，总编辑向雷锋，耿坚白、陆诒分任北平、上海特派员。每日出版4开8版，内容除国内、外和省、市消息外，辟有《百花潭》¬、《龙门陈》等副刊和张志和主编的《政经周刊》、周文主编的《国防文艺》周刊、肖军主编的"新民谈座"等各种专刊、专栏和专版。约1940年4月底停刊。②陈铭¬德、邓季惺创办的。一是1943年6月18日创刊的成都《新民报》晚刊，社址在华阳县沙河堡，营业处在市内盐市口42号。发行人陈铭德，经理骤季惺，总编辑赵纯¬继，总主笔罗承烈，主笔张慧剑、张友鸾。每天出版4开4版。内容除社评、消息外，还办有副刊《出师表》和《艺文坛》、《学府风光》等专栏。连载有张恨水的长篇小¬说。二是1945年2月1日增出的成都《新民报》日刊，开始为4开张，副刊由张慧剑兼任主编，曾连载高语罕的《九死一生》。1947年5月9日起改出对开大张后¬，副刊由孙伏园主编，曾连载李劼人的长篇小说《天魔舞》。1949年7月23日，成都《新民报》日、晚刊被王陵基查封。8月5日复刊出版，直至12月底。195¬0年1月复刊出晚报，4月结束。十六，《新新新闻》
1929年9月1日创刊，社址在春熙路中段35号。先后由美利利、球新、福民等印刷公司代印。由二十八军将领马毓智等出资创办。社长马秀峰，总经理陈斯孝，总编¬辑刘启明，主笔余戾林，采访、艺术、广告、营业主任分别为张善、张采芹、罗治卿、杜世泽，编辑记者多达数十人。开始为3000份最后增至10000份，最多销到15000份。该报以地方新闻多见长，后增至四中张。发行数量初500份¬，后逐步增加到5000份，读者欢迎。还办有《老实话》、《新新小报》、《教¬育体育》、《新村》等副刊和"小铁锥"、"七嘴八舌"等小评论专栏。1938年7月曾发《新新新闻旬刊》达5年。1947年5月1月又增出《新新新闻晚刊》。1951年1月13日被成都军管会新闻处接收，后更名为《川西日报》，1953年四川合省，再更名为《四川日报》。
这十六家报纸属于国民党掌控的只有《新新新闻》、《黄埔日报》、《中兴日报》、而共产党直接掌控的有《工商导报》、《华西晚报》、《时事新刊》，而《新民报》、《华西日报》、《新中国日报》、《益报》、《建设日报》、《成都晚报》、《西方日报》《民众时报》虽为个人开办的报纸，但基本上是偏共的。
可见当时国民党对新闻媒体基本是放任不管，才给中共留下了这么大的“空子”可“钻”。若是今天我们的中宣部，一个《冰点》也容你不下。南方报业集团多次被整肃。读史至此不竟掩卷叹息！
1950年的成都，除《新新新闻》更为《川西日报》外，另外只保留了《工商导报》，其它十四家报纸全部关闭。其它城市情况大体如此，真正做到了“新闻一律，消灭杂音，非我族类，不得问津”。所以正如当年蒋氏对储安平先生说的那样：国民党治下，民主是“多”与“少”的问题；如果换了中共，民主就是“有”与“无”的问题了。-----真是真知灼见，一语破的！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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