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10月06日讯】慕容雪村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2002年在互联网上发表处女作《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一举成名。此后,他陆续发表《天堂向左,深圳往右》、《原谅我红尘颠倒》、《中国,少了一味药》等多部作品,成为当红一时的网络作家,他的新浪微博有数百万的追随者。2010年的人民文学奖的“特别行动奖”可以说是对他的文学创作的一种官方认可。
不过,近些年来,他越来越多地就公共事件发声,逐渐成为少数仍然敢于发表独立见解的意见领袖。他因此而遭到当局的网络封杀,但他仍不改初衷。2014年5月初,浦志强、徐友渔、郝建等人因为家庭聚会纪念六四25周年而被捕,正在国外的他在网络上发表《投案书》,表示在回国后愿在家静候警方抓捕,因为他以书面发言的形式,参与了这次家庭聚会活动。2015年5月底的纽约书展期间,他与多名作家聚集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前,公开抗议中国的审查制度,声援被因言治罪的作家……
《中国,少了一味药》是慕容雪村2009年卧底江西上饶一个传销团伙后完成的调查作品。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一个正常人如何可以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下,在谎言的反复灌输中,一步步走向深渊。如果说作者以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揭露了传销团伙的内幕的话,这些内幕折射出的更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严酷现实。
法广:您写《中国,少了一味药》这本书的时候大概是2010年。这本书写的是传销团伙的内幕,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折射着中国社会的现实景象。五年之后,您觉得中国的这种社会现实有什么变化么?
慕容雪村:现在的情况比以前更坏,特别是最近这两年。我本人身边就有超过13个朋友被捕;我们的报纸、杂志、电视,所有媒体,报道的尺度统统收紧;言论自由方面大幅倒退;我自己有15个社交媒体账号被注销,法治状况愈发糟糕:就在今年的7月10日,超过200位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被逮捕,虽然其中的许多人已经被释放,但这样的抓捕行动本身已经可以说明问题。
在经济方面,情况也是相当不容乐观,工业、农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股市在6月份也经历了一场大灾难……从种种状况来看,我觉得,中国的形势越发困难,不仅仅是对我们这些异议人士,所有的中国人都将迎来一个更加艰难的未来。
洗脑式教育甚至可以扭曲人的本能
法广:在写《中国,少了一味药》这本书的时候,您说:“这是一片适合传销的土地,所有传销者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缺乏常识。”您说的这个“常识”指什么?因为“饿了要吃饭”,这已经不是常识,而是本能!
慕容雪村:那本书其实写的不仅仅是传销,传销只是我写这本书的由头而已。我试图讨论在中国生活中缺少的那些非常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像“饿了要吃饭”这样的事,还会有人被骗?为什么有人会教人们“饿了不要吃饭”?它大概可以说明,愚民教育和洗脑宣传,甚至会扭曲人的本性,而被扭曲的不仅仅是吃饭这一件事情。这本书的书名叫《中国,少了一味药》。在我谈论的这味药—常识—之中,其实包含了许多特别浅显、而且非常简单的问题。比如,我们在讨论“国家”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应该把领土意义上的国家,民族文化意义上的国家,与政府区分开来。但是,在中国,大量的人没有这样的意识,他们把政府当作国家、把执政党当作国家、甚至把党魁当作国家……这是中国的爱国主义宣传中常见的问题,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
法广:在这本书里,您说在卧底传销团伙的过程中,您意识到被洗脑其实是再容易不过的一件事,但是您自己还是抵制住了那种洗脑式的反复灌输。您自己出生在70年代,八九六四的时候也就是十五、六岁,就是说在您从少年走向成年的这段时间,正是八九六四之后中国思想界的活跃陷入低潮,政治气氛走向紧张,但您一路走来,却可以坚持独立思考。那么,人还是可以抵制这种洗脑模式?
慕容雪村:非常难。不必说远了。前几天和朋友聊天,谈到中国作家群体,我说,论勇气,论对现实的认知程度,论对中共意识形态的认识,作家这个群体不见得比其他群体高明多少。作家以读书、写作和思考为业,他们的表现尚且如此,其他群体,就更不必论了。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共的宣传机器依然非常非常强大。我个人,可能是因为我经常往国外跑,可以及时读到境外的读物,也可以了解到国际媒体对某些事件的看法,正是这些,一点点把我从那个宣传和教育的深渊里拖出来。
在这同时,自己也要努力,要不断思考,特别是对中国媒体的报道及其观点,一定要有足够的警惕。我现在养成一个习惯,看到官方媒体(如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的报道,我就会下意识地问自己:这么说对么?道理何在?然后就会发现其逻辑上的漏洞,以及那些狡许诈的诡辩。假如懒惰一点,可能就不会想那么多。我能走到今天——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清醒,但是,这仅有的一点清醒,也是从阅读和思考中得来。
“在一个没有公共空间的社会,何来公共知识分子?”
法广:在当今环境下,在中国坚持独立观点还是相当艰难的。尤其是最近几年,很多知识精英都选择了沉默,但您还是坚持站出来,而且是在“公知”被污名化的时候,站出来,担当起这个角色。您怎么看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呢?
慕容雪村:通过“公知”这个词,你可以发现我本人的变化。我现在对这个词非常怀疑。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在公共空间中讨论公共事务。在2009到2012年,因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中国)有了一点点公共空间,“公知”一词也是在那几年最为流行。但现在,随着习近平政府变本加厉的审查、限制、恐吓和更为恐怖的镇压,公共空间已经不复存在,我这样的人,更是连说话的地方都没有了。一个没有公共空间、不能自由表达的社会,何来公共知识分子?所以,我更愿意把自己称作是“异议知识分子”、“异见者”。我们没有什么空间,但还是坚持着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能够到达的平台上,仅此而已。
“身处斯世,唯有奋不顾身”
法广:刚才我们提到在这种情况下坚持,风险很大。这些年,在中国政治空间收紧的情况下,被抓捕的可能其实一直没有远离你们日常的谈话:“下一个抓谁?”“下一个可能就是我……”我想,被抓捕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会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您怎么面对这样的恐惧?您天生比别人更勇敢么?
慕容雪村:我写了一篇未公开的公开信,如果有一天我被捕了,你就能看到它。在这封信里,我是这么说的:“我并非勇者,但身处斯世,唯有奋不顾身。”这是真心话。我并不勇敢,一个人在北京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家里会不会有摄像头?当警察来敲我的门,当他们找我去喝茶,我就会想:如果有一天我被抓了,我会怎么样?我的亲戚、朋友、家人会怎么样?然后就会情不自禁地颤抖。
没有多少人像我一样了解中国的看守所和监狱。那里的生活,其残酷、屈辱和单调,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或许有人会对坐牢抱有浪漫幻想,但我肯定没抱什么幻想。但在这个时代,还是有许多人不怕坐牢,不管当局多么横蛮,还是有许多人敢于反抗,敢于高声讲出自己的观点,为什么会这样?其中一个原因是,坐牢,特别是因为言论和政治见解而坐牢,差不多成了一件光荣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备受尊敬。这是近些年的一个重大变化。
第二个原因是,像我们这样的人长期在恐惧之下生活,多多少少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处理恐惧的能力可能(比外界想象得)更强些,更知道怎么样应对这种恐怖之下的生活。
还有,我今年41岁,算是中年人了。在我这个年纪,应当为我们自己的社会做些事情,算是一点责任感吧。还有一个原因是,那么多朋友都被抓了,我多多少少对他们有一种道义上的愧疚:既然你们都被抓了,那好吧,我来陪你们。
“整个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大型的传销社会”
法广:我们再回到您的这本书《中国,少了一味药》。您在书里提出一个问题,但没有给出答案:当有一天这些传销者耗尽了积蓄,拖垮了身体,走投无路的时候,发觉这一切都是一场骗局,他们会怎样回报这个纵容传销的人间?如今您对这个问题有答案么?
慕容雪村:已经发生过几起这样的案件:几年前,有个人在江苏泰州一个小学门口,拿着刀砍孩子。那个人据说就是一个传销者。我想,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这样的人。一直到今天,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并没有真正重视传销,至少有一千万人被蒙蔽在这样的骗局之中,这些骗局不仅骗他们的钱,还要摧残他们的肉体和精神,这是更重要的。
法广:您说中国社会对传销现象始终没有足够的清醒认识。但是,洗脑式灌输、对人的蒙蔽等,这些都不只是传销团伙中才有的问题。这是否也注定短期内中国走不出这样的社会逻辑呢?
慕容雪村:其实,传销在其他国家也有,但上当的人非常之少。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一个群体(上当)?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和中国社会自身的问题是一致的。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容易被洗脑?因为他们的脑子本身已经被洗了一半了,或者已经完全被洗脑了。换句话说,整个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大型的传销社会,我们就是一个大型传销团伙,都是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在传销团伙中,这个目标是两年赚五百万;在更大的中国社会中,这个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最近共产主义这个词又成了热词,可以说是甚嚣尘上。其它诸如强迫人们吃苦、屏蔽信息、大量散布谎言,……这些都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可以认同这种宣传、这种说辞,那么当他接触到传销,就会毫不费力地接受他们所有的荒谬理论。这说明,这两个社会——传销社会与中国社会——具有相同的结构,而这就是我这本书所要讲的。
2072年的中国会是怎样?
法广:您好像在写一本新书,写未来中国,2072时的中国可能是非常贫穷、鲁莽的社会现实。您对中国前景的预测如此悲观么?
慕容雪村:小说不完全代表我对未来中国的看法。这本小说取名《我们的新时代》。故事一开场就发生在2072年,那是一个更加封闭、更加保守的社会。很多人会问: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号称崛起的大国,它会变成那种状态么?从最近两年发生的情况来看,我觉得,中国重新走向封闭和落后非常可能。我说的封闭和落后更多是在思想层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舆论思潮在整体地后退,政府的宣传机器全力开动,开始批判普世价值,反对民主宪政,新闻自由状况越来越差,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状况越来越差……但大多数人都对此置若罔闻,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发生,一言不发,假装与自己全无干系。这些事情慢慢发展下去,到底会走到什么程度,实在很难想象。
同时,大量的国际企业撤出中国,在许多城市,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非常明显地衰落下来,中国经济的下行已经是个事实,但到目前为止,共产党并没有多少提振经济的好办法。而且,这前三十年的发展基本是一种违反经济规律的发展。中国会不会重蹈北韩的覆辙?我们知道,北韩在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早期的时候,其生活水准不比中国差,但后来却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大饥荒。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状况会越来越糟糕?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在中国重新发生?我觉得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在今年5月份,(美国学者)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中共统治进入崩溃期。这个话题并非始于今天,大概自2009年之后,这样的话题在中国的知识人圈子里、媒体人圈子里,讨论得非常热烈,几乎每次聚会都会谈到这个话题,有人甚至为此下了极高的赌注。高智晟最近也预测中共会在2017年倒台。这事或许也能说明一点问题。
在互联网时代,大量的中国人开始觉醒,认识到这个政权自身的不足,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改变。而民间的反抗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间,中国有可能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发生大的变革。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可能都需要有一点想象力:在未来的某一天,如果中国共产党突然不存在了,或者中国共产党不能持续它的统治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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