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小说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16)(图)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四章土改岁月

三、风雨为民夜三更

占地拆房动员搬迁,是一项新的工作。那时共产党做事还没有强迫命令,以民为本,坚持说服,总是不厌其烦地向老百姓讲清道理,哪象现在的干部趾高气场,一骂三瞪眼,又吃回扣又贪污,不搬家用推土机推!,你敢反抗老子有防暴队,用皮带打,电捧揍,再不然抓到监狱关起来再说。所以老百姓说,共产党的官儿,哪在为人民服务?全在为自巳造金窝!变味了,早早地变味了。

我用了整整三天时间,对占地拆迁的五百多户人家逐个征求意见,有什么要求和打算。老百姓真好,人人支持修筑成渝铁路,纷纷表态配合政府工作。我还叫他们唱:

“成呀成渝路,有话说从头,四十年来说修路,派欵又拉夫,人民血汗化流水,不见铁路只听哭。共产党,好领导,立即动工把路铺!军民合力修铁路,火车奔跑笑呼呼……”

仅管折迁任务大,时间紧,我是工作组长又是组员,唯一助手是筑路指挥部一个技术员,新从唐山铁道学院毕业的学生哥,什么都不懂只会丈地。确定赔偿经额是我。发钱记账也是我,,成天忙得不亦乐乎。白天忙完工作,夜里李捷团长还要我学习文化,有时还背着卡宾枪送他下村检查工作,当义务警卫员。他总是一路走,一路向我讲革命理:“黄牛呀!革命没有文化可不行啊!打天下靠枪杆子,坐天下就要靠笔杆子了。你懂不懂,坐天下就是建设社会主义。你对党忠心耿耿,工作能力也不错,立场又坚定,但还不能象潘清雍、袁忠智那样独当一面。尽管他们出身不如你,但他们是大学生,搞建设就需要大学生。”

他说的潘清雍、袁忠智,和我参加工作的时间差不多:一是川大学生,一是华西大学学生,一直在他手下工作,很受他的器重。现在两人一个是红花村土改工作组组长,一个是团部秘书。由于李捷区长对我器重,两人对我挺不错,像大哥哥对待小弟弟。这时我才知道,他为什么把我放在中心工作组所在的双水碾村,原来觉得我文化低挑不起担子,实际让文理阳领导那里工作。于是,我决定学习文化,赶上潘清雍、袁忠智。自此,只要一有空闲时间就拼命看书写字,不浪费丁点时光。一次,我在油灯下看书到深亱,被他发现,忍不住笑着夸我一句:“黄牛呀,不错,现在正是你人生发奋的时候。记住‘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发奋时’一个没有知识文化的人,不能受到党的重用!”

成渝铁路进度很快,不到一个月时间,筑路大军就开到占地的村子,任务迫着人跑得翻脚板。拆房搬家,首先从街村开始,事前得搞清楚,拆多大面积的房、是木结构还是砖砌房?不仅要算出补助金额,还要为他们找到搬迁的房子,不敢半点马虎,干得特欢。李捷区长几次要给我调一个人来,都为我婉言拒绝。

我说:“李团长,你不是说为革命要勇挑重担吗?现在我能挑,何必多占一个人呢?”

他听后点点头,高兴兴地说:“这也好,更能锻炼你。”

那天我坐镇现场指挥老百姓折房搬家,干到晚上十点才回团部,累得浑身没丝力气,仍点亮煤油灯看书,不会儿竟然睡着了。八月的天空老爷的脸,说变就变。不一会儿云黯凤起,大雨倾盆。在迷迷糊糊中,似乎听得有人在叫我:“黄工作队,黄工作队,不得了,房子垮了,周裱禙一家埋在墙下了……”

我一惊,慌忙跳下床,抓起斗笠蓑衣,拉起叫我街村农会周主席,没命地向出亊地点跑去。

此时,天黑不见五指,风刮得尘土狂飞,豆大雨点打得人睁不开眼。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原来是他家那堵封火墙因紧邻的房屋被拆去,它便孤立无援地裸露在风雨中,又因封火墙是泥坯垒砌的,被雨水一泡,大风一刮,就轰然坍塌了,把熟睡中的周裱禙夫妇深深埋在地下。此时我全身没个干的地方,雨水顺着下巴流,屏住呼吸听去,只听得从泥土的隙缝中发出一种求救的微弱呼喊:“救命呀!救命呀!”

“救人,救命”无声的命令!争分夺秒刻不容缓。

此时若再去组织人或有半点怯懦犹疑,都是对人命的不负责任,不关心,也是良心上的犯罪。我立即扑上前,蹲下身,不顾个人安危,不停地用双手扒抓泥土。

街村农会周主席在旁提醒我:“黄工作队,太危险了,封火墻还在坍塌啊!”未待我回荅,又一堵封火墙坍了下来,所幸距我稍远,未伤着。

我临危不惧的勇敢精神,深深打动了围观群众,他们迅速挤身上前,也用双手扒抓泥土。人多力量大,大约花了三个多小时,才把埋在泥土下的周裱褙铺夫妇,扒了出来。但他们一身是伤,多处骨折,人已经昏迷过去。我当机立断:“赶快送医院抡救。”我和七八个群众,临时找来两付滑竿,轻轻地把夫妇両人放上去,抬起就往成都市青龙街省医院旋风似地跑。

街上没个人影,静得来只有我们的呼吸声和脚板声。即到了省医院送到急诊室,经医生检查,须立即开刀抢救。但开刀需要有亲人签字。哪有亲人?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在签字人的关系上填上“儿子”二字。医生看着抢救单上的签字,又注目地望我一眼,喃喃地说:“儿子,你是他们儿子?”

我点着头,道:“对,我是他们儿子!”

周裱禙夫妇两人保住了性命,我十个指头有八个没指甲盖了,充血红肿像萝卜头,整整疼我了半个多月。李捷区长知道后心疼地批评我说:“黄牛,怎么不叫团里同志?下次可不行啊。”我笑笑,不好意思道:“这是我的工作没做好,造成的事故。”

他拍拍我的肩头,深深地动了情感,说:“不错,小小年纪敢一肩挑责任。”

四、也算欠下的血债

我在土改团部是个招人喜欢的小孩,见事做事,喜欢做事,知道我绰号的叫我“黄牛”,不知道我绰号的叫我“小鬼”,有些女同志还叫我“小弟弟”。我不知道什么叫愁?什么叫忧?快活得象只小麻雀,纯洁得象块白玉。我一个心思在革命上,在工作上,对共产党、毛主席感恩戴德。记得当朝鲜战场传来黄继光以胸口堵住美国大兵的机枪,光荣牺牲的消息时,我几个亱晚不成眠,多次向李捷团长提出“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为黄继光报仇”的请求,请组织批准。李捷团长批评道:“黄牛,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需要。现土改工作需要你,你就一心一意搞好土改工作。上朝鲜打美国鬼子想法好,但当前革命不需要你这样做,你报仇的决心就是搞好现在的工作!”我只能服从。

征地拆迁工作告一段落,土地改革也进入尾声分田分地分财产的阶段。为了让农民放心分到的土地,不被地主再夺走,在这个时候要召开公审大会,杀一批有血债的恶霸地主和反革命,以资“庆祝土地还家”的胜利。

那时杀人很简单,不需任何法律程序,只要土改团团长点个头就行了。布告也是手写的,只需识字人当众念一遍,便把杀的人挿上死标,拉出去毙了就是。在召开公审大会前一周,李捷团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关上门极秘密地说:“黄牛,给你一个特别任务,从现在搬去和看守犯人的武装住在一起,一天要去‘仓里’(即关押死囚之屋)查看几遍,决不准许跑掉一人,如出了问题我会处罚你。”

不用问,他的谈话意味着什么?

土地改革在发动群众的阶段,各村都要召开几次斗争大会,每次斗争大会都要抓几个人,不是恶霸地主便是反革命,以及会道门头目、保长、甲长等。驷马乡一共抓了三十几人,加上“四大运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遗留下来未处决的人共有五十多人,全关押在距团部不远的几个谷仓里,一日三餐均由家里人送。看守他们的是各村派来的武装(民兵)。那时人特老实,不知道逃跑,如想逃跑易如反掌,那关人的谷仓用拳头就能打开一个洞,可他们不跑,一天老老实实地等死。

我去了后,立即召集武装开会,把李捷团长压在我头上的任务转压到他们身上,说:“为了庆祝土地改革工作的胜利,防止敌人的破坏活动,从现在起,对关押的犯人要加强看管,这是革命任务!要做到仓里飞不出一只蚊子,爬不进一只蚂蚁。”

武装全是贫下中农子弟,拥护党拥护革命的坚定分子。我是工作队,虽然年龄比他们小,却是党派来的,敢不服从?大家异口同声应着:“请黄土作队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话虽如此,我不敢掉以轻心,白天晚上提着枪不停地查看巡示,以防万一。听说在“四大运动”中,就因为不注意防范,枪毙人的头天晚上,有个反革命分子听到风声,竟开了小差跑掉了,至今还没有抓回来。如果这些人放在今天,判两三年徒刑可能都不够条件,那时为了“革命需要”,他们只能作“替死鬼”。应了老百姓一句话,“阎王呌尔三更死,怎能留你到五更”?

在公审大会三天前,我才知道他们中有四个人要枪毙:一个姓刘的棒老二(即土匪),解放前多次拉过“肥猪”(即绑架),1950年又参加叛乱;一个姓李的袍哥大爷(哥老会头目),是驷马桥乡的舵把子,很吃得开,并无什么血债,但民愤大;一个姓何的恶霸地主,天生怪脾气,解放前逼死过佃户;还有一个姓王的年轻人,在1950年3月参加过土匪暴乱,打死两个解放军,后混入新津机场当防空兵,新近才被抓回来。

公审大会会场设在场背后,一块收罢庄稼的田坝里,主席台是用十五张方桌搭成的,左、右、后面三方,用晒垫遮盖住,前方上首挂有一条红布长幅,上面写着“驷马乡群众公审大会”七个大字。

公审会由土改团秘书袁忠智主持,李捷团长讲话之后,叫带犯人。区公安局小队,押着一溜被关押的人犯,五花大绑走进会场。每个犯人胸前挂有一块纸牌,写着各自名字,名字上用红笔划了XX。当人犯鱼贯而入地来到公审会,全场群众立即高呼口号:

“坚决镇压反革分子!保卫革命胜利果实!”

“坚决镇压恶霸地主,为死去的农民弟兄报仇!”

跪在主席台面前的一干人犯,个个吓得屁滚尿流,低着头,不敢正眼看会场,只那个何姓恶霸地主,几次爬在地上向群众磕头,不停地说:“农民弟兄,宽大宽大,我有罪,我有罪……”公审会先由受害苦主上台面对面的揭发控诉,控到激动处,苦主挥手便打,举脚就踢,打得人犯鼻青脸肿,以示自已立场坚定。还有些不是控诉苦主,也跳上台来打“欺头”(四川方言,讨便宜之意),要不是有武装拦着,当场定会打死几个。这就是“阶级斗争”。其实都是工改团我掌控,为怕冷场,三天前便分头向群众作了布置。另外,在这种场合,一些人也喜欢表现自已,争当极积分子,想争取当干部,特别是些年轻人,谁愿失去机会?

控诉结束后,由红花村工作组长潘清雍,代表土改工作团,向临时组成的人民法庭提起公诉,并要求给下列罪大恶极,怙恶不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刘、李、何、王等四犯,予以严惩。接下来,是文理阳代表临时人民审判法庭宣判,实际上是自编自演的独脚戏。

宣判判处死刑的犯人,背上立即插上死标,由区公安武装押下去等候,待公安局长李云成讲话结束后执行。

李局长是个大胖子,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农民弟兄不要怕地主反攻倒算,不要怕反革命分子威胁,有共产党撑腰,有毛主席壮胆,江山永远是贫下中农的!蒋介石八百多万匪军都被解放军消灭了,几个小毛贼地主还怕他们吗?

他反反复复讲了两个小时,我提着手枪和区公安武装,也就守候了这四个被枪决的人,两个多小时。

这四个人犯表现各不一样,那个姓何的恶霸地主,早瘫痪在地上,像散了架的一堆肉;姓刘的那个棒老二,一幅无所谓的样子说,“二十年后又是一个小伙子”;那个袍哥大爷说,人总得死,唯一是死前没有看见儿女;姓王的那个年轻人直直站着,象在想什么心事。他突然冲我一笑,说:“小同志,请你把我头上帽子摘去。”

我准备上前去摘,一位区公安武装,叫他先蹲下,以防他用足踢我。我想,临死的人还会这样凶恶吗?多此一举吧。看来我自幼属于那种阶级斗争觉悟不高的人,怎不犯“错误”当右派分子嘛!

区公安局李局长讲完话,便是最后一出戏:枪毙人。参加公审会的群众,人挤人的往杀场挤,都想站在最前面看枪毙人的情况。有的人还用麻线吊块铜钱,用来沾人血,说挂在家门上驱邪;有的还准备馒头来醮血,说吃了可以治痨病。

杀人的地方在河边不远的乱坟坝里,早由区公安武装扎成人墙,划了警界线,警界线外是农会武装。这四名被执行死刑的人犯,由八名区公安武警押提着,依次进入刑场。我威风凛凛地提着那支“可尔特”,紧跟在区公安武警后面,俨然是个监斩官。

到了刑场,区武装叫犯人跪下,那刘、李、张,都乖乖跪下,姓王的却不跪。一个武警上前飞起一腿,踢在他的足弯上,王一个跄踉倒了下去。一声口哨,枪栓哗拉一声,再一声口哨瞄准,第三口哨,四只黑森的枪,同时“呯、呯、呯、呯”地射出一团绿茵茵的火,呼啸的子弹一触到人体,人犯即应声倒地。区公安武装不打回头枪,见人犯倒下转头就走,由我和团部另一位同志逐个检查被枪毙的人,是否已经毙命?刘、李、张全没有了恼袋,躺在血泊里一动不动,只有那个姓王的足手还在动。我立即扣动手中“可尔特”,对着他胸口“叭,叭,趴”三响,他再也不动了。

警戒解除后,围观群众一涌而上,用铜钱醮血的醮血,用馒头沾血的沾血,有的人还用石头砸尸体,以示仇恨。乱哄哄的,煞是热闹。

待围覌群众散尽后,家属便备上香烛、纸钱、棺木前来收尸,有的哭,有的嚎,有的一边哭一边嚎,一边数落死者生前的功与过。有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背上背个小娃娃,手里牵个半大子,头缠孝布,跪在地上给那个何姓的恶霸地主烧纸帛,一边长声鸣鸣哭说:“死人呀,谁叫你活着不听话,上前年张家交不出租子,我说算了,你却偏要去追,追得别人上了吊,欠下命债,这下成了恶霸地主,把老命都丢了。你倒走了,丢下我们娘娘母母,怎么活啊!鸣,鸣,呜……”

在土改团离开驷马乡前,不少翻身农民前来送行,依依不舍,难分难解。在人群中我看见了马师,他穿着一身不合体的阴丹士林长杉,头戴一顶青绒瓜皮帽,不伦不类,满脸红光,腰间还别着支二十响手枪。他笑嘻嘻走上前,得意地向我说:“黄工作队,真感谢你们,这下我们穷光蛋翻身了,我分到了钟家大瓦房,还有三亩地。你看,还穿上了钟老大的衣服,合身不?”说到这里,猛然放开嗓门:“我现在是村农会武装队队长!狗日的哪个敢作乱,老子就毙了他!”

他说得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我无言,心里在想:这就是农民翻了身,他们还会穷吗?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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