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的世界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新的世界里，一部分人欢欣鼓舞，一部份人愁眉苦脸；一部份人趾高气扬；一部份人胆战心惊；一部份人饮泣吞声，一部份人高歌猛进！这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
一，成都大逮捕之夜
“朝鲜战争”爆发后，祥和安定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変化，一时谣言骤起，人心惶惶，说“美国要从朝鲜打到中国来”、“国民党借朝鲜战争反攻大陆”、“在东北牡丹江己挂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等等，何况在四川的川西北边远地区，仍有小股土匪武装在负隅顽抗。因此要“抗美”就必须镇压囯内残余的“反动势力”。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全囯开展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3月的一天，区里接到紧急通知，要抽调十多名党团员去市公安局开会。开什么会未作说明，只说有重要任务。开会地点是一座地主的大公馆里，我们去时已有下少人，大家分散在几间办公室里待命，思想显得极度紧张。午饭后两点，公馆关上大门，不准任何人进出，到了下午四点，公安局的人和其它单位一些不认识的人陆续来到，门前和窗台边堆放许多麻绳，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窒息的压力。
大家表情各异，脸上互呈猜测，可又不敢打听，只能屏心静气耐着性子打扑克等候。到了晚上10点后，所有人员集中到大会议室开会，人齐后便将门窗关闭，各处还有人把岗。不一会儿戴局长披着棉军大衣，嘴上叼着香烟，一脸严肃拉长声音向大家宣布开会，他首先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说：“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打垮了国民党蒋介石八百万匪军，解放了全中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可是失败了的敌人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借着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的机会，一些潜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伺机作乱。为了保卫我们的红色政权，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今晚全市要进行大逮捕，你们就是参加执行大逮捕任务的同志。对反革命分子我们决不能手软心慈，对他们手软心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所以要坚决打击，全面镇压。”接着，公安局另一个头儿讲话，他除了讲今晚开展大逮捕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外，还讲了逮捕人的一些具体技术问题，以及如何处理紧急情况。然后宣布纪律和编组，还说，“如有反革命分子敢于公开反抗，立即开枪击毙。但一般情况，不准开枪。”
我听后心里好激动，为党和毛主席立功的时候到了！但又有几分恐惧，万一敌人开枪打死我怎么办？管他的，为革命牺牲很光荣，不然怎么叫革命？下夜两点，我们按临时编定的小组出发。每个行动组为三人，配备一名公安户籍（现叫片警），被逮捕的人都有资料，如姓名、性别、年龄、特征，所住街道的门牌号。我们每人袖口上扎上白布条为行动记号，口令是“胜利”。
初春的成都还有点寒意浸骨，冷风嗖嗖，街灯昏暗，熟睡中的城市没一点声音，各个街口都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执勤，杀气腾腾，一片肃然。街头巷尾的流浪狗，一见有人就唁唁的叫个不停，好象要把这秘密告第三者。我忍不住骂：“叫什么，再叫老子给你一枪。”
我们行动小组的任务要逮捕11名反革命分子，八个国民党军官，三个特务，据说特务藏有枪枝，大家紧张极了，怀着一拼的牺牲精神。我们人人提着枪，拿着绳索，按户籍资料逐门搜捕。先由派出所户籍以查户口名义赚开门，我们再持枪冲进屋，拉亮灯大声喊：“不准动、举起手。”真顺利，竟无一人反抗，就像笼子里抓小鸡那么轻而易举。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一个个反缚双手，五花大绑地押到所在地派出所集中，凌晨5点由指挥部派汽车来收取猎物。这些人规矩极了，灰脸低头一付狼狈相，连眼晴也不敢乱看。但在逮捕一个国民党军官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他们夫妇两人，一直跟随国民党从南京逃到广洲，又从广州逃到重庆，再逃到成都，本来要逃到台湾，但他太太挺着大肚子无办法再跑，只好留了下来待产。我们去抓他时，他跪在地上不停磕头求铙，大喊长官手下留情，宽限几天，等太太临盆了再抓，或到时候他到指定地点投案。我犹豫了，一个老区来的姓王的老革命、也是我们行动组的组长，横看一付吊角眼，大骂道：“妈的，就是马上生也要抓你，看着干什么，给我捆起来！”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可这是革命啊！我们走了好远，还听到那女人的哭叫声：“共产党！毛主席！宽大宽大我们吧？我们不敢反对你们哟！”
完成任务后我们来到集中地，将这些五花大绑的反革命分子像装卸货物样塞上汽车，送到宁夏街四大监关了起来。直到凌晨7点全市才解除戒严。第二天《川西日报》上登出消息：“成都一夜抓捕反革命分子1687人，彻底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我们严正告诉一切潜藏下来的反革命份子，只有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则将遭到严历的打击。”
三天后，姐夫张贵武悄悄来到住地找我，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他小声问我：“小弟，你二师傅柀抓了，你知道不？”我有点诧异：“他不是起义军官吗，为什么抓他？”姐夫看着我眼睛说：“无论怎样说，他总是师傅，磕过头的师傅啊！俗话说：一日之师，终生不忘。你没有检举他嘛，要没有更好，今天你师傅张叔奇托我找找你，看他关在什么地方？好送送东西，这点小事，你是公家人能帮忙吧？”我一时语塞，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但我能说，我没检举过师傅，但想到一年前王同志问过他的情况，难道就是那几句不满的话么？这一想心里有点不安，骤感两腮发热，不知是出于内疚还是敷衍，即忙说：“二哥，我一定去打听打听，但不晓得打听得到不”？
那晚区工委开会研究下一步如何深入发动群众，继续揭发检举反革命分子，保护革命胜利果实。会议结束时，区工委书记王成同志特别提醒大家，说：“现在情况复杂，敌人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搞破坏活动，大家注意：一是安全，一是保密，不该接近的人不要接近。”我觉得这话好象针对我说的，背上直冒冷汗，第二天不敢去打听二师傅的下落，纵然打听又能打听出什么呢？
二、大镇压大屠杀的日子
毛泽东说：不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社会基础，革命不会巩固。不杀反革命分子不足以平民愤。大逮捕的十天后，开始大镇压。第一批杀了148人；第二批杀了56人。此后，隔三五天杀一批，均在10至20人以上。那一批批杀人的布告贴满大街小巷，整个城市处在从未有过的恐怖气氛中。亱里小孩若不听话老是哭，父母只要说一声“拿枪的解放军来了”，孩子立刻收泪止声，连啍也不敢啍一下。在这大镇压大屠杀的日子里，人人循规蹈矩，成都市面上连个吵架、打架的人都没有，谁不怕掉脑袋？
被杀的人多是国民党时期的军政人员（军、警、宪、特）和地方上的恶势力（乡、保、甲长以及哥老会的头目），故根本无审讯起诉一说，全是根据事先搞好的材料，用手写出的布告，把他们从监狱里拉出来对上名字、照片，也不脱衣服，也不赏酒饭，立刻五花大绑，插上死标，甩上刑车（不是押上，因为一部刑车要装20余人，四周还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只能人重人的堆放着），即向成都市北门外20里之遥的磨盘山驶去。磨盘山是个乱葬坟，树林茅草一眼看不透，选这地方作刑场纵然杀个几千、几万也好处理。両天前这里就挖了许多土坑，一个土坑可以埋上十多具尸体。刑车到了磨盘山一字儿排开停下，众多的解放军在四周围已早早地布下警界线，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寒森森的刺刀，冷毖毖的枪筒，架在高处的机枪，在警界线外是农村武装。囚犯从刑车上一个个被甩下来，然后由两个解放军提着胳膊飞快地跑向指定地点。20人为一批，齐崭崭地跪在地上，站在他们身后不足五尺远的解放军，端着步枪瞄准着射击脑袋。监刑官一声哨音：预备；二声哨音：瞄准；三声哨音：扣动扳机，嘣的一声，被杀者脑袋开花。杀人的子弹均是开花弹，一枪一个真利索，死者虽属痛快，但半裁脑壳不见了。有的还没有脑袋了，人变成了一个木桩桩。解放前有人说，“共产党来了要开红山（指大肆杀人）”，谁也不相信，现在我算亲眼看见了！杀第一批148人时，我执内勤距刑场最近，那没头没脑的尸体一大片一大片，白白的脑花，红红的血水，流成一条条的小河，半匹山的山坡看不到绿草，泥土变了一个颜色，难闻的血腥味直冲鼻孔，令人头昏目眩，真叫惨不忍睹！惨不忍睹！！
“批量性”的大屠杀之后，变为“小批量”的屠杀。这种小批量的屠杀在于“打击敌人，教育群众”起到杀一儆百的警示作用。其不同之处是每杀次人就要召开上千上万人的公审大会，地点多在少城公园。被公审的人均是五花大绑的捆着，那捆在身上的绳索快勒进肉里，每人胸前挂着块写有本人名字、画上红×××的大纸牌，低头弯腰一排排地站在公审台前，受害的苦主站在台上一声声一字字，揭发控诉他们有过的罪行。被激怒的参会群众不断地呼喊口号，内容多是“坚决镇压反革命份子！”、“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捍卫革命胜利果实，支援抗美援朝！”、“坚持要求政府镇压反革命xxx！”，然后是“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记得最清楚的是公审前国民党某地区专员冷开泰，因发动暴乱，不归顺共产党，俘后不认罪。公审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组织发动暴乱？”他说：“共产党是乱党，用暴力颠复了合法的国民政府，所以我要反对他。”又问：“你当伪专员期间贪了多少污？”他说：“我不是伪专员，是中央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我贪不贪污你们管不着，今后你们共产党比国民党会更贪污。”他侃侃而谈，显得很从容。还有西门同兴社总舵把子（即掌门人）徐子昌，东门青龙公会总舵把子黄亚光，两人是上通官府下拥几千条枪的黑势力把头，解放后拒不与共产党合作，支持兄弟伙打解放军。公审他们时昂头挺胸不倒威，一副好汉样子。再就是何本初与夏斗枢。何是茂县专员，解放初宣布起义1950年4月为首成立“反共救国军指挥部”，率众举事叛乱被捕，公审杀他时也是威风不倒，还说“为党国就义死得光荣。”夏斗枢当过杨森部队的副军长，是解放初川西地区组织指挥暴乱的主要头头，和共产党周旋了几个月，先后打死上千个解放军，公审枪毙他时表情从容，没叫喊一声，显得极为镇静，说：“两军交战各为其主，人生天地死而无怨”。
对大杀特杀反革命分子，我没有同情或怜恤，认为该杀、非杀不可，似乎还觉得杀得不够，应该再多杀一些，才能保卫我们的红色政权。不过有件事却使我感到置疑。1949年解放前夕，我姐夫与四人合股在安乐寺对面（今成都人民商场）开了一家很大的茶馆叫“大北茶厅”，其中一位合股人姓胡，我叫他胡先生，住在少城一带。胡先生一生好色，为保护生意不受人骚扰，临解放花钱买了个国民党调查员的头衔（简称“调统”，共产党将它列为特务组织）。解放后共产党为瓦解国民党残余势力，采取了一手软一手硬的政策：硬，公开抓捕；软，号召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主动向人民政府登记自首，坦白交待罪行。胡先生率先响应号召，第一个跑到派出所登记，时称“自新人员”，属于管制对象。可是胡先生并不知道此种身份的严重危险性。仍我行我素过他逍遥自在生活，拈花惹草的坏德性仍不改，没事上街去“吊膀子”（即在街上调戏勾引不认识的女人）。在镇反阶段，一个晚上他在祠堂街闲逛，突然看见一位漂亮女人，即上前搭讪调情。那女人不反抗以笑相迎，叫跟她走。胡先生以为找到了便宜货，喜出望外地尾追于后，结果进了公安局。原来这位漂亮女人是军管会的特勤人员，认为他不是“吊膀子”，是在搞暗杀，加上身份特殊，便成了“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三天后即五花大绑地拉出去，毙在昭觉寺后面的树林里。他家人不敢去收尸，托我去看一看。在一丛楠木树下，我看见他老兄长伸伸地躺在树下，身上还穿着毛料长衫，腕上还戴着手表，只半边脑袋不见了，那铁丝勒过手腕的痕印深深可见。
这是明显的错杀，可谁敢去伸冤？在那特定环境，杀个人象杀只鸡。在农村，工作组长就有批准的权力，到土改时杀人权力控制在县上，但工作组仍可抓捕人，只需动过嘴，武装（即民兵）就能执行。
我听到一个近似笑话的故事。那时宁夏街关的人太多太多，来来去去像赶集。去的，上了杀场；来的，新抓的反革命。监狱里不准看报纸（当时每杀次人或开公审会，报纸上皆刊登），封锁了大镇压的消息。监舍里每走一个人，大家都拱手恭贺，以为得到宽大。那天也是这样，一个姓李的被叫出去，同舍人免不了恭贺一番，托这托那忙得不可开交。两小时后他又押了回来，一脸煞白，浑身软得像块糍粑，四肢不停罗嗦颤抖，裤裆尿湿了。他无声无语地躺了三天，后才告诉同监舍囚犯，他一出去即被两个解放军五花大绑捆上，背上插了死标。他当场吓昏，屎尿流了出来。约莫过了一个小时，走来当官的（可能是监刑官）拿着照片叫名字，原不是一个人，才把他放回来。自此大家才知道，关在这里是一群送宰的羊，凡叫出去的，就是去了昭觉寺（当时成都杀人的地方）。自此，大家吓得茶饭不思，不知死神何时便会“光临”。
毛泽东为什么要大张旗鼓搞这个大镇压，是否仅是为了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巩固红色政权？六十年后，一个月明风清之夜，我翻读了他的有关历史文稿，才知道事情并非如此。毛说，“当杀者，应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监禁，加以改造。对于这些案件的执行，必须公布判决，在报纸上发布消息（登在显著地位），并采取其他方法，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所谓的“镇反”，根本不是被动的防御，更不是为了政权的巩固，是中共在取得政权打垮了国民党后，进一步打击民主力量。用他们的话说，“矛盾是不断变化发展”，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敌人。建国后中共的主要敌人已经不是国民党，而是第三条道路者--独立知识分子和所有普通的人民了。所以他硬性规定，全国的“杀人指标”是：“农村千分之一，城市千分之零点五。”
事实上各地杀人，大大地超过了这个指标。2月25日毛指示北京市“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在《转发黄敬关于天津镇反补充计划的批语》中说：“各大中城市的镇反工作，过去几个月一般劲头很小。这主要是由于领导机关对反革命的严重性及镇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而来。从二月起，先有北京市，现在又有天津、重庆两市动起来了，这是好现象。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及其领导机关潜藏的最主要的巢穴，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去对付，必须认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杀几批，才能初步地解决问题。下面是天津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正确的。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已杀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它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见文稿第168、169页）。
为什么全国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不放在解放之初却要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呢？有的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做任何事都讲权谋，早在1950年6月他还极力劝告党内同志不要急躁，切忌四面出击。然而几个月后，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人民军很快失利，中国方面不得不准备出兵，他马上就改变了此前对镇压反革命问题不甚积极的态度。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的千载难逢之机。因此，中共中央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他两天后就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利用朝鲜战争“对外树敌，对内镇压”。他曾向公安部长罗瑞卿有过清楚的解释说：“在此之前为什么不能大量地镇压反革命？是因为时机不成熟，我们的财经问题还没有解决，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比较紧张。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提出大量镇压反革命，是不合适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因此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这里他表白得十分清楚，“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是“发动群众”。这里的“发动”，应该解释为压服群众，更精确的说是“杀服”群众。
在杀人的技术上毛泽东又作了研究。他说“杀得太多，会不会引起资产阶级的不满呢？只要我们不杀错，资产阶级虽有叫唤，也就不怕他们叫唤。因为现在是反美、土改两个高潮的时机，只要善于处理就不会有问题。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各地务必要抓紧照此办理。”所以，毛泽东一直格外关注上海的镇反问题，再三督促。上海终于放开手脚。他说“如果你们能逮捕万余，杀掉三千，将对各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你们注意在逮捕之后迅速审讯，大约在半个月内就应杀掉第一批，然后每隔若干天判处一批。群众才会相信我们肯杀反革命，积极起来帮助我们。对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各界民主人士参加镇反工作，真正与闻其事，各地做得太少。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北京天津两市最近两星期来大有进步，对镇反大张旗鼓，广泛宣传，普遍揭露，利用几十人，百余人，几百人，几千人乃至万余人的会议，利用报纸和广播电台，利用展览会，大肆宣传，使家喻户晓，使全体人民及各界民主人士均参加镇反工作，粉碎了神秘主义，小手小脚，畏首畏尾的作风，收获非常之大，处决人犯的规模也一波胜过一波。”
4月20日，他又专门致电各中央局书记：“虽然2月中央会议决定先规定杀人数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为准”，但“现在西南已达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区亦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方且已超过。一般地看来，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区似乎均须超过千分之一的比例才能解决问题。但是，超过太多似乎不妥。柳州专区要求杀千分之五，显然是错误的。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
毛还说，“我有这样一种想法，即可以超过千分之一，但不要超过得太多，不要规定一般以千分之二为标准。而（应）将许多犯人列入为无期徒刑，离开本县，由国家分批集中，从事筑路、修河、垦荒、造屋等生产事业。例如西南区准备再杀的六万人，杀掉三万左右以平民愤，而将其余的三万人左右各省区负责分批集中生产 ……如果以人口千分之点五计算，西南、中南、华东三区就有十五万人以上，是一批很大的生产力。贵州省认为不杀千分之三就不符合准和狠的原则，我倒觉得按贵州人口一千万已杀一万三，省委要求再杀二万二千至二万五千，我们可以允许他们再杀一万多一点，留下一万多不杀，已经超过千分之二的比例，已是按照贵州这样的特殊情况办事，已经算得准和狠了。上述意见的缺点就是执行起来很麻烦，不如杀掉好，爽快。其好处就在经济方面有利益，政治方面也有某一方面的利益，使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好说话。苏联过去对许多重罪犯就是这样处理的。此事是否可行，请你们和一些同志商量一下。”
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也就是尔后“劳改政策”的正式出笼。从这些历史文件资料看出，不是基层发现了多少反革命。而是上级要求下面发现，或制造多少反革命。不是有多少罪行需要惩罚，需要处死。而是有多少人必须被杀死的任务，下级必须完成。如同生产指标一样，上面给数字，下面按计划办。，只许超额完成，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同的是：这个任务指标，不要产品，只要人头。如果说49年是两军对峙，成王败寇。还可以不深究。但49年后的血腥镇压就没有任何理由辩解。不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而是为了建立独裁统治的需要，镇反杀的70万人。不是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残余力量。而是为了杀服中国的人民。总之，可以说1951年是杀人年，而且是有计划地有比例的大规模地杀人年！“大杀几批”成了毛泽东用来指示“镇反”的主题语、关键词。毛泽东以杀人为“痛快”，觉得“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活脱脱地暴露出一个杀人狂的变态心理！但直到现在，中共还极力回避镇反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反人权的杀人运动。至于镇反运动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错杀了多少无辜，就成了永久的机密。1951年夏，我在成都洞子口乡十三村登记“杀、关、管、斗”的户数时，才知道这个总人口不足三百人的村子，只是枪毙的就有19人之多。其中有户叫边洪恩的一家父子三人全被杀掉。边是哥老会的三哥，解放前当过棒客（土匪），开过赌场。另外这个村叛乱过，除被杀的人外，还关押劳改了不少人。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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