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齐白石与王缵绪友情破裂的真象(图)
1936年齐白石王缵绪等在四川艺术专科合影（网络图片）
1936年，齐白石入蜀。1941年，蜀游后的第五年，81岁的齐白石在《蜀游杂记》末页题道：“辛巳冬十月十又八日因忆在成都时有一门客，日久忘其姓名，翻阅此日记，始愧，虚走四川一回，无诗无画，恐后人见之笑倒也，故记数字。后人知翁者，翁必有不乐之事，兴趣毫无以至此。”
1946年9月9日，中秋前一日，白石老人又翻阅了一次《蜀游杂记》，面对十年前的往事，齐白石挥笔写道：“丙戌秋，明日中秋，偶捡旧书，见此本子，也伴我历游四川，仍作记事用。老年人善忘，有一小事，必须记之。八十六岁。”
到底是何“小事”让白石老人十年后依然无法忘怀？
疑问：齐白石不肯替王缵绪造假？
成都民间流行的说法，是齐白石与军阀王缵绪因为金钱发生了冲突。白石老人认为：“半年光阴，曾许赠之3000元，不与，可谓不成君子矣。”1936年9月21日齐白石致弟子姚石倩书信也证实了这一说法：“予已与中英弟有约每月来函一次。无论老年人答与不答，只要知弟子平安。成都治乱，已免悬悬。此次予之出成都，大有容人之失信食言，倘执吾弟代王缵绪许赠三千之函说话，缵绪骗人三千元，吾弟从中难矣，吾爱吾弟，故一掷千金，足见君子与小人也。方鹤老、曾默躬如相见，代称名问安。”
姚石倩只是王缵绪的幕僚，不具有经济上的决定权，不可能代王缵绪许赠三千元。而王缵绪拥有军政大权，在成都、重庆拥有多处商铺、钱庄、公馆，也不缺这三千元。为什么王缵绪决定赠送齐白石三千元?赠送金额确定的标准是什么?由谁确定?以何种方式支付?王缵绪为什么改变了约定?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所谓的成都老报人车辐曾经提供了一种说法：在鉴赏王缵绪收藏古画时，齐白石指出赝品居多，未在假画上题字，所以没有得到重金。
据车辐所说：“王缵绪自许儒将，喜玩古瓷器及书画，但买的古书字画又多半为赝品，蒙着几个食客为他鉴定书画古玩，半吊子(指似懂非懂、半罐水的意思)食客与古董商勾结，使王买了不少赝品，王闷在葫芦中，一呼百应，俨然像是一个识者行家了。齐白石到来，王以其藏画求其鉴定。齐即指出其真伪，赝品居多。王愕然、不悦，于是半吊子儒将形象一变而现出军人脾气来，他们之间产生了距离。以后，由王的狗头军师献策，搞一个金蝉脱壳之计，由王出面，挑出赝品，请齐白石在假画上题词。齐受此横逆，几至晕厥，以后即称病推辞。殊不知王竟使出军人本色，向白石老人提出，愿出重金，仍坚持请(齐白石)在假画上写几笔，并求盖章，言下大有非办到不可的意思。白石老人受此凌辱，坐卧不安，不久即辞别王，乘舟东下，如脱牢笼一般。他来四川，原打算上青城，去峨眉，结果一处也没有去。”
此说法在北京、四川等地广为流传，特别是1949年以后，齐白石被塑造成真诚、勤劳、和平的象征，而王缵绪已从四川省剿匪司令、重庆警备司令变成了“起义”将领，之后的潜逃者，直至病逝在狱中。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共宣传军阀违背诺言，“压榨”人民艺术家齐白石，就如同收租院成功地塑造了刘文彩欺压勤劳善良的劳动农民一样，成为当时革命的需要。
这种说法到是不是历史真象呢？
事实：齐白石鉴定能力不强
王缵绪真是传说中的“儒将”吗?齐白石擅长鉴定书画吗?两人关系破裂的原因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困惑?笔者专门查询了民国四川军阀史料和国有博物馆藏品资料，却有以下发现：
一、民国时期的四川军阀中，只有王缵绪和田颂尧是秀才出身，王缵绪具有良好的古典文学基础，闲暇喜好临习历代名家书法，早年曾加入海上亭云书画社，与黄宾虹、张大千、陈泽霈等有往来。1949年以后，由于王缵绪能鉴赏书画、陶瓷，人民政府特任命其为川西文物委员会副主任，其收藏品中不乏珍稀名物，如唐人《妙法莲花经》卷、元人《仙山楼阁图》扇面、冒辟疆《草书诗文》轴等历代名家画作。金石学家姚石倩、曾默躬等长年住在治园为其整理编目。1952年10月10日，王缵绪将其毕生收藏的珍贵文物捐献给政府，分别由西南博物院(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和川西博物馆(现四川博物院)保管。由此可知王缵绪并非粗劣武夫，其收藏品中不乏国家珍贵文物。
二、对于王缵绪收藏的书画，齐白石未出具任何书面鉴定结论。四川博物院典藏部林玉女士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保管部江洁女士查询藏品资料后告知，王缵绪藏品中没有发现齐白石题跋。但王缵绪在其收藏的古书画上广泛使用了齐白石刻制的收藏印，如四川博物院藏《项圣谟山水人物图册》就钤有齐白石为王缵绪制印多方，如“治园眼福”、“治园所藏”、“治园心赏”、“王缵绪印”、“王治易”等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赵之谦花卉图扇面》上钤有“治园心赏”。在戴山青编《齐白石篆刻作品选》收录有多方齐白石为王缵绪制作的收藏印，如“治园暂有”、“治园考藏”、“治园鉴藏”、“治园藏书”等。这些印章都是1931年至1936年，齐白石应王缵绪之邀刻制的一部分。
三、齐白石和王缵绪都认为书画鉴定是一件很难的事。在1936年5月30日《新新新闻》的报道中：“王氏入室后，齐氏语王，谓早间已晤余中英、姚石倩诸人，并极赏姚家藏之板桥道人画竹有潇洒出尘之态，王谓彼亦藏有板桥画竹四张，现在重庆，缓可取出鉴赏。张谈到鉴别古董，大家均以为难事。”
虽然古书画鉴定是一件颇有争议的事情，但齐白石在成都还是刻制了一方鉴赏印“白石见”，这枚印章现藏北京画院，边款云“丙子六月。治园”。丙子年为1936年，该年六月齐白石居成都王缵绪公馆治园。我们知道相对于姓名印和诗文闲章，齐白石的鉴赏印非常少，从中可见齐白石对于古书画收藏之态度。保存在北京画院的齐白石收藏品，多是师长、友朋、门人的作品，更像是保存自己的文献资料，而非带有主题性的专业收藏。
既然齐白石不喜欢收藏古代书画，又为何制“白石见”印?笔者认为当时确曾发生过鉴赏古画事件，对于王缵绪的藏品，精明的齐白石不便表态，于是刻了这方“白石见”应对。“见”是一个中性字，只叙述看见这个过程，不存在对真假的判断，是一个有充分回旋余地的说法，呈现出齐白石多彩的人性，既有孤傲的一面，也有通融的一面。
齐白石不愿对王氏藏古书画真假做判断的原因有许多，一方面是藏品有问题。凡是从事收藏的人都知道，只要从事古玩收藏，买到有争议的物品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即使是精于鉴定的吴湖帆、张大千也在所难免，何况一个僻居西南的军阀。1989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谢稚柳、启功等对保存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王缵绪藏历代书画进行了鉴定，发现其收藏品良莠不齐。
另一方面是鉴定能力问题。与张大千、吴湖帆毕生收藏临摹研习古画截然不同，齐白石一生以自我艺术创作为主，基本上不收藏古画，也不从事古代艺术品的交易，接触到历代名作的机会很少，对于需要见多识广、丰富经验的古书画鉴定，他非常不擅长。在1936年5月30日《新新新闻》的报道中齐白石也坦率地表达了书画鉴定的难度。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一是对于中国古代书画鉴定，齐白石、王缵绪都认为书画鉴定是一件很难的事，二人有共识；二是通融的齐白石制作了“白石见”印应付书画鉴定。
原因：个性多疑，加之外人挑拨
对书画作品真伪的不同认识不是造成齐白石、王缵绪关系破裂的主要矛盾，而是书画鉴定活动为他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破裂的真正原因，或许可以从1936年成都的文化生态和艺术家齐白石的个性来考虑。
1936年虽然已是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但四川的混战并没有结束，蒋介石与刘湘、刘湘与刘文辉……各种政治势力都在做最大的努力。华西协和大学和四川艺术专科学校的创办，使得西方文化艺术观念逐渐为人知晓，先后涌现出李劼人等一批川籍艺术家。另一方面，成都“五老七贤”对传统文化的提倡，儒家经典著作仍是城市富裕人家的必修功课，以四王为代表的正统绘画在成都仍然很有市场。在一些出身高贵、以正统自居的人看来，新派画家齐白石就是野狐禅，与传统礼教格格不入，这种看法不仅在四川有，在北平、上海也有。而齐白石的到来必然会打破四川书画界、收藏界原有的平衡，影响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个别人借机挑拨，制造事端，也在情理之中。
齐白石经历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他的思想、情感和行为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发展变化，但他乡村生活形成的诸多习性并未随着艺术上的成功而改变，他勇敢又胆小、热情又多疑，一生勤劳多产但又非常节俭，甚至被人误认吝啬。他渴望精英认同但又讨厌无谓应酬，常常闭门作画，被北京画坛称为“西城三怪”。
到成都后的齐白石并未融入休闲之都的欢愉之中，依然保持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闭门作画，基本上不参加应酬。一些仰慕者登门拜访，因无人介绍，常吃闭门羹，这些都让一些当地人十分不适应。
另一方面就是齐白石非常自信、敏感、多疑，由于不常出门，很容易轻信别人的传言，如果有人挑拨，难免发生误会。此类事件不止发生过一次，齐白石的好友王森然就曾被误会过。对于多疑这一缺点，白石老人是有清醒认识，在成都时特意刻“吾狐也”印提醒自己，边款特有意思：“吾生性多疑，是吾所短，刊此自嘲。丙子五月时客成都之治园。”对于王缵绪，他还是非常热情，先后给王缵绪绘制了《钟馗搔背图》、《红梅图》等，这些作品都绘制精美，尺幅巨大，是齐白石的书画精品，可见他对朋友的真诚。但如果发生误会，他心里又是非常不悦，只是由于邀请者是军阀，加之又住在成都治园(王缵绪公馆)，只能回到北平后在日记上发泄自己的愤怒，涂抹掉关于这个人的一切记忆。
在齐白石《蜀游杂记》上我们可以看到多处涂抹痕迹，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存世作品，我们可以确定其中一部分涉及王缵绪，比如5月28日《蜀游杂记》有“廿八日申时到成都，住……”句。齐白石有意把他抵达成都后的住处用墨笔涂掉，但在成都《新新新闻》上却有二则新闻提及齐白石在成都的住处，从报道中我们知道5月28日齐白石到成都后下榻王缵绪军长私邸。
又如《蜀游杂记》有诗：“从来生女胜生男，卅载何须泪不干。好写墓碑胡母字，千秋名迹借方三。谓方鹤叟，名旭。”末句“千秋名迹借方三”的“借”字下方有墨笔涂改痕迹，“方”字是后补。同时其下注释“谓”字后也被涂抹掉，改写为“方鹤叟，名旭”。此诗众说纷纭，但齐良迟藏《蛙声十里图》则保存了诗作原来面貌。该作品创作于1936年，是齐白石为妻子胡宝珠绘，画面右侧题有行书款三行，曰：“卅载何须泪不干，从来生女胜生男。好写墓碑胡母字，千秋名迹借王三。王三，王缵绪军长也。宝妹之属，时居治园清宅。白石并题赠诗。”原来齐白石将“王三”改成“方三”，将“王缵绪军长也”改为“方鹤叟，名旭”。王三是王缵绪的简称，齐白石曾与王缵绪结拜兄弟，按照年龄排序，王缵绪排行第三，在《《岱庙图》(四川博物院藏)中白石就称其为“治园三弟”。1936年王缵绪任第四十四军军长兼四川第六路剿匪总指挥，故白石诗自注称其为“王缵绪军长”。
从涂抹的那一刻，曾经的挚友变成了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