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华中局联络部长潘汉年曾面会汪精卫，代表中国共产党乞求侵华日寇达成“互不侵犯”的默契。（网络图片）
在全中国抗日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毛泽东密派中共华中局联络部长潘汉年，代表中国共产党乞求侵华日寇与中共达成“互不侵犯”的默契，并与日寇和汪精卫汉奸政权紧密勾结，共同破坏民族抗日事业。潘在上海勾结日本特务岩井英一；联络、收买大汉奸李士群，并由李士群陪同秘密会见汪精卫。中共与日寇进行情报交流，潘将日方情报交流的原始电报传回延安。（中共在上海的秘密电台，负责中共与日寇的交流电文收发。中共夺权后，编造影片“永不消失的电波”，无耻地传播颠倒是非的谎言。）
1943年，陈布雷指出潘汉年、李士群之流在京沪江淮一带公开活动，交往频繁；并有延安代表冯延寿（化名）在南京与敌军及汪伪洽商政治停止摩擦、军事停止冲突、物资与情报相互交换等。李士群为首的特务机构“76号”（“魔窟”）与中共地下党勾结，共同打击国民政府的抗日工作人员。日军攻占香港后，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员得到日寇的护送。
在汪精卫的帮助下，侵华日寇将其侵占的中国华东地区的8个县交给中共管理，以使中共军队（主要是“新四军”）在日寇保护下的“生存地”保存与扩充实力，积极破坏中华民国政府和国军的抗日斗争。
中共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无耻地充当“二类汉奸”。
共军表面上“加入国军序列”，其实决不听从国军指挥，只是享受国军军援（资金、武器装备、军服等等）。中共在其内部印发手册“教育”官兵：“对国府的物质供应”，“不要白不要”。毛泽东一面极力吹捧蒋介石为“英明领袖”，“蒋委员长万岁”，“中国在蒋委员长的英明领导下，愈挫愈勇”等等，一面极力扩展与积蓄力量，准备日后夺权造皇。（毛对其心腹说“恨要无情，忍要无耻”。）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改组，毛泽东任书记（主席），主宰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军事工作。毛提出“保存实力”，“坚持不打硬仗的原则，避免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把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进行侧面的游击战”，“八路军的任务是分散兵力，尽速向敌后挺进，用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至于和日军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勿将实力暴露，以免遭受不测”，“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养精蓄锐”。中共打着“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幌子，指令共军在敌后避战，极力扩充实力与扩大地盘，多建“中共区域政府”，“争取”与日、伪“和平共处”。侵华日寇全力进击国军，而不对中共老巢延安发射一弹。
共军接管上海后，有被俘汉奸认出李士群秘密引其见汪精卫的潘汉年，并对潘进行揭发。潘为了替主子脱罪，写了“替党（替毛）解脱罪责”的“见汪汇报”。毛以“内奸”罪将潘下狱。1955年，毛泽东借口反对“高、饶（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此“罪名”纯系无稽之谈）将饶漱石逮捕，并把他折磨至死。因为当年任新四军政委的饶漱石，知晓潘汉年以“新四军代表”的身份与日、伪秘密联络是“党中央授意的”。
毛不打自招，公开声称“感谢日本侵华”，“没有日本侵华，就没有新中国”。
彭德怀要配合国军做些抗日的事情，他命令115师在国军抗击日寇的“平型关战役”中伏击日军（该师伏击了日军的一支后勤运输队，得手后大肆鼓噪共军的“平型关大捷”）。毛随后命令该师“化整为零”，分散在敌后“开辟与巩固”中共的“根据地”。彭德怀组织的“百团”破袭战斗（破坏交通运输线等行动），影响了毛“保存实力，为了日后夺权”的计划，受到毛的严厉斥责，彭从此戴上“暴露主力”、“置党的利益于不顾”的帽子，直到毛发动的“文革”中，此举仍做为彭的“反党罪状”之一而遭批判（中共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格格不入）。毛泽东痛批彭的另一个缘由，是因为彭的行为坏了毛与日、伪的罪恶默契。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国军在正面战场顽强抗击日寇主力的持续猛攻，顶住巨大压力，大量消灭日军，使日本陆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之“泥沼”，为国际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国军亦付出了巨大牺牲。
毛的中共军那个时期也死人，有的是在敌后偷偷摸摸“开辟根据地”、扩充实力时，与对方摩擦而死；有的是在扩大地盘时，没来得及与对方联络好而“遭遇”而死；有的是在“百团破袭”后引发的对方“扫荡”中死；诸如此类。有说“为人民的利益而死，重于泰山”，四百万国军将士，壮烈牺牲在“保族救种”的抗日前线，死得重于泰山。那些在敌后为一党私利而死的，当然属于另类。（国军不是不顾敌后，在敌后积极打击敌人的正是国军游击部队。）
毛泽东靠暗中勾结日寇，得以在延安淫乐享生，坐视国军与国际力量抗日，静观待变。王实味在《野百合花》一书中，揭露了毛与中共首领们，在抗日前方将士浴血战斗，每天都有牺牲的民族危亡关头，躲在延安纵情淫乐，歌舞升平，享受不合理的等级制度，不制造光明而制造黑暗。他亦批评“大人物”的恶劣带头作用。他说：多少热血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为寻“美丽与温暖”，却到处体会“丑恶与冷淡”。他触犯了毛泽东“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权威”和中共的等级制度。他在中共领地中看不到合理市场机制与价值取向，看到的却是各级领导普遍媚上压下、任人唯亲、颠倒是非。王实味最后被中共砍了头，被扔进枯井，埋了。
王实味等许多青年，为在中国建立人道与民主的新社会而来到延安。黑暗的中共政治使他们的希望破灭。中共以“革命”口号掩饰其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和官僚政治。中共领导层对普通人员约法数章，却不许别人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毛泽东纵容中共特务机构“社会部”，以“肃清托派”为名大搞恐怖政治，青年知识分子无端失踪之事时有发生（中共恐怖政治延续至今，今日中共匪警的口头禅是“活埋了你”，今日中共犬特的习惯语是“想‘人间蒸发’吗？！”······）。延安的中共宣传机器和政治保卫部门，束缚人们的正常思维，强迫人们与党保持一致、对毛个人崇拜。
中国抗战时期，中共于1940年将延安的“大、中、小灶制度”在全党推广，并使舞会成为延安高级干部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高级干部并被赋予了诸项特权。有良知的青年感叹“抗日前线，将士浴血奋战，每一分钟都有人在血泊中倒下，而延安中共大礼堂的舞会经常在通宵达旦地举行，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害病的同志得不到关心，青年学生一天只有两餐稀饭，颇为健康的大人物在不合理地享受”，“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高干配警卫员、勤务员、保姆、伙夫、马夫，别人帮端洗脸水和洗脚水，帮在牙刷上抹牙粉。海外华侨捐赠给八路军的救护车成了毛泽东的私人汽车······
曾有中共党员在东北参与组建“抗日联军”（“抗联”）。“抗联”在得知红军“东征抗日”后，积极西进，想与主力汇合共同抗日。而毛泽东的“东征”意图与抗日无关，毛在不能达成借“东征开辟外援通道”的企图后，迅速结束“东征”，根本不理“抗联”的事。“抗联”失败后，仅存的几百人被日寇赶出了中国国土。日本投降后，毛泽东命令这几百人回国为中共夺取东北效力。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延安“整风”（1942-1945），是毛泽东在国难当头之时，与日寇签订秘密协议后，为日后在中国复辟皇权帝制而整肃中共、铲除异己、大搞恐怖政治、彻底改组中共上层机构、改“俄化中共”为“毛化中共”、树立自己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使中共绝对服从于自己的，残酷的政治斗争。经过“斗争”，毛派斗垮了“经验宗派”、“教条宗派”等异己派，使“毛思想”在中共“七大”被定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以“中共整风”为名，于1943年，把中共“敌后根据地”的大部分领导人调回延安，为日后夺权保存实力。
1945年日本投降后，毛泽东与中共大员们为颠覆国家政权加紧动作，加紧出击。毛将东北、华东、晋冀鲁豫等地划分为战略区，要求共军保住地盘、扩大地盘，抢先接受日、伪投降，抢收日军装备，积极准备全国内战以夺权。
毛派叶剑英向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借飞机，运送共军要员回各根据地准备内战。陈毅、刘伯承、邓小平、林彪、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宋时轮等20名要员，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仅10天（1945年8月25日）就被从延安送到中共太行军区，继而准备内战。之后，毛装模作样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做出“和平”姿态以掩人耳目。此时，中共的内战机器已经发动。
共军要员们先国军一步到达战区，迅速集结主力，编组野战兵团，从容地选择战场与战机，如刘伯承抓紧组织上党战役；陈毅、林彪分头赶赴华东、东北，迅速展开内战部署。
之后，中共又一次借美机将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等晋察冀军区的主要领导从延安运到前线，其迅速整编主力与地方部队，并急派部队奔赴东北，从占领东北的苏军手里接管东北。
日本投降时，国军主力由于在正面战场节节抗击日寇，此时远在华南，无法于短期回归内地。中共武装力量趁机倾巢出动，全力抢夺人民的抗日成果，抢收日军装备，抢占地盘，迅速扩充兵员，积极建立政权。
中共大量收编伪军等汉奸武装（如林彪部，在东北收编伪满洲国军队数十万人，另收编门致中的伪绥靖军30万人、李守信的伪蒙步骑师团等等，并获取大量武器装备），为中共夺权效力。中共在东北短时间内接收了大量军火，招募了大量人员。中共并在苏军配合下积极攻城略地（如：共同攻克山海关），一扫全国抗日时的中共萎靡，为夺权而异常活跃。
中共以“不要求收回苏联占据的中国领土”之卖国承诺，接收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缴获的一切日军的武器装备，接受了苏联的大量物资，并得到了苏联迫令其欧洲附庸国转手接济中共的、价值50亿美元的军用装备。
中共只说“美国用机、舰运送国军”而不提美国用机、舰运送共军（如：中共以“整编广东东江纵队”为名，要求美国用运输舰把中共的东江纵队运到烟台，之后将该部投入山东内战）。
1947年，国民政府正式改组，结束一党专政，容纳制宪各党进入政府，同年实现了中国的首次直接民选（直选国民大会代表）。次年3月，国大一届一次会议以差额选举方式选举产生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
国军根据整编协议，将主力90个师缩编为60个师。共军却由数十万兵力，迅速扩充为200万精兵，大规模装备与训练新军，肆意破坏社会稳定，积极颠覆国家政权。
毛泽东与中共为夺取国家政权，采取“欲取之，先予之”的策略，把地主、富农的土地没收后分给贫农、佃农，以此要求得田农民“有人出人，有粮出粮”，支援中共夺权战争。
待中共窃取国家政权后，其将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回，归中共霸主=国家级大地主所以，农民成为新的被奴役群体。（毛泽东以“划分阶级成分”的手段，实现利用农民为己服务的目的。按照他的划定标准，他自家成分应被划为富农，但他只接受自家的成分被篡改为“下中农”。）暂时得到田地的农民，被各地的中共政权要求“翻身不忘本，子弟要参军”。民众被迫参军、支前。毛泽东与中共不把人民的生命放在眼里，作战实施“人海战术”，逼迫士兵以躯体为毛和中共铺垫夺权之路。
中共吹嘘毛泽东“英明决策”、“运筹帷幄”、指挥共军夺取国家政权。其实是潜伏在国军中的中共间谍，帮助毛泽东夺取了国家政权。
例如，中共间谍韩练成使中共在莱芜战役中歼灭国军6万余人；其在担任蒋介石的中将侍从高参时，参与最高机密，蒋的作战计划在韩的皮包里，国军各战区指挥官尚不知情时，密报已出现在毛泽东的案头。蒋纬国说：韩是隐藏在蒋介石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
中共间谍刘斐曾任国军国防部负责作战的次长，直接参与计划对共军的多场战役，包括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与国共三大战役等，其屡次泄密使国军战略意图被中共早得悉而使中共取胜，其制定对国军不利的作战计划，使国军屡败。中共表扬刘“存心做出了许多错误的部署和献议，使国民党军受到非常不利的后果”。
中共间谍郭汝瑰曾任国军徐州司令部参谋长、国防部作战厅长、第22兵团司令等职，为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做出了非凡贡献。他将大量军事机密传给中共，包括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兵力配置、大别山作战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江防计划、武汉军情、陕甘军情、西南军情等等。他将蒋介石的孟良崮作战计划传给中共，使国军第74师被歼灭。他在国军内部制造混乱与矛盾，动摇军心，制造错误部署，制定不利于国军的作战命令，发布假情报。他欺骗蒋介石，使蒋做出错误决策，放刘邓部队突出黄泛区。他遵照中共的指示，调张克侠任徐州城防司令，使张在徐蚌会战中在万年闸率部投共，助共军歼灭黄伯韬兵团、占领徐州。他制定的徐蚌作战（“淮海战役”）方案，未下达国军，就已报送中共，使国军在徐州外围被分割围歼。他任国军22兵团司令时，率部投共，彻底破坏国军固守西南计划。毛泽东洋洋得意，“我这小小指挥部，既能指挥我军，也能调动国民党的百万大军”。
中共间谍熊向晖、申健和陈忠经，潜伏在胡宗南部为中共做情报工作。熊向晖长期任胡的机要秘书，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令由熊签收，胡下达命令由熊起草，熊将所有内容密送毛泽东、周恩来。1947年胡部闪击延安的作战计划被熊密送中共，救了毛泽东与中共领导机关（毛夸赞熊“一人顶几个师”）。
毛泽东和中共愚弄和煽动民众为其付出巨大代价，窃取了国家政权。
毛泽东握皇权，立王朝，实行毛氏帝制，做了首任中共帝王。毛建立的中共王国取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混淆视听，实行“党对国家的领导”与党首“大权独揽”，剥夺了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中共由颠覆国家政权的在野党成为帝党。国民政府是通过国民直接选举而产生的，中共将其颠覆后，成为阻止民主建国与遏阻民主革命的反革命势力。毛泽东说“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他要夺取和巩固的是皇权。他要阻止的是民主政权。
1949年，毛泽东皇权到手后，住皇宅，享皇生，荒淫无度，尽情玩弄共军美女。有志愿军女文工团员，向她们的司令员彭德怀举报毛泽东的强行摧残行为。彭当面指责毛“后宫粉黛3千”。毛泽东直到临死前，持续强行征调美女供其享用，并将此做为“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而不许外泄。有不顺从者，被毛踢下床去，并被怒骂“你给我滚”，之后遭毛横加迫害。毛在晚年时，身边女人仍换个不停，汪东兴对李志绥说：毛“知道自己时日无多，要恨捞一把”。
上行下效，中共高层权贵以势压人，玩弄、霸占女性，被党称为“小节无害”，影响全党官吏以私权黑政谋淫乱性福。时至今日，中共官吏以权包养、逼奸、玩弄女人成风，不耻于以其窃取的公共权力和剥削人民的血汗钱寻欢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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