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亲林语堂(图)

林语堂(网络图片）

社会是个大学堂

假使母亲是养育我的土壤，我不平凡的父亲就是培养我这棵小苗的水和阳光。

爸爸认为我们除了学校之外，什么都应该见识见识。走在街上，我们有时会看见一些女人在黄包车上招生意。妈妈就说，她们是坏女人，是过皮肉生涯的。爸爸则说，那些女人是因为穷，所以不得已要过这种生活，我们不要看不起她们。

爸爸在云山千叠之间的坂仔长大，他说：“山影响了我对人生的看法。山逼得人谦逊，对山敬畏。你生在山间，不知不觉评判什么都以山为标准，于是人为的事都变得微不足道。摩天大厦吗？可笑之至。财富、政治、名利都可笑之至。” 　　

我是中国人

应赛珍珠夫妇的邀请，父亲来到美国讲学。他说：“我们在外国，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你可以学他们的长处，但绝对不要因为他们笑你与他们不同，而觉得自卑，因为我们的文明比他们悠久而优美。无论如何，看见外国人不要怕，有话直说，这样他们才会尊敬你。”

我们的生活完全改变了，我们不再有佣人，一切自己做。爸爸站在路上仔细观察擦皮鞋的黑人小童怎样把皮鞋擦得发亮，然后教我们怎样在鞋上抹油，用条软布劈劈啪啪地擦，他的手势就和街口的小童一样，擦出来的鞋和小童的一样光亮，他得意得不得了。　　

难忘的欧洲之旅

1938年初，我们在法国南部的小镇蒙顿住了一个月之后，又搬到了巴黎。

我写的一篇游记—《探火山口》，描写我们到意大利维苏威火山之旅行，居然由父亲寄到上海，在《西风》月刊发表了！我心头狂跳，脸孔发热，好像自己没有穿好衣裳被人发现似的。我翻看别人的文章，然后把自己的作品，当做是别人写的文章，从头到底仔细看了一遍，发现不必过分为它难为情，高兴得几乎要叫起来。

我上瘾了。我染上了发表欲。从此就想成为作家。我发奋攻读中文，就在那时开始。　　

父亲不要我上大学

17岁时，同班同学已经纷纷讨论要申请入什么大学。他们都说，凭我的成绩、家庭背景等等，我想入什么大学就可以入什么大学。然而我不平凡的父亲不要我上大学！

他要我踏入社会做事，学会处世的道理。他听说，耶鲁大学的亚洲研究所缺乏中文教员。“我们来试试看。”

“我吗？到耶鲁大学教中文？”我失声大叫。

“那有什么不可以？”父亲说，“教外国人的中文，程度很低。最要紧是国语发音正确，要懂点中文文法，懂拼音。”

耶鲁大学负责亚洲研究所的乔治·甘尼迪博士认识爸爸。他听我说几句国语之后便说行，月薪二百元，他们是真的严重缺乏教员。我又惊又喜，不敢相信有这么容易的事！

同学们对我刮目相看，连老教师都不相信有这样的事。她们教中学，我这个中学毕业生却要去教大学！耶鲁大学！

幽默感

父亲在压力之下，也能保持他的幽默感。一九五四年他出任南洋大学校长之后，左派人士便想办法把他弄下台，新加坡的许多报纸都攻击他，小报更加凶恶，有一家小报竟然刊登了一个人的照片，加以说明是“林语堂的兄弟，是一个吸毒的挖坟墓的人”。我看了十分生气，对父亲说，“他们怎么可以这样胡闹？”父亲把报纸 拿过来一看，微笑道，“面貌倒有点像我。”

他鼓励我写作，也同样的起劲和认真。小时候他就鼓励我写日记，他说，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但千万不要像小学生作文，写假话给先生看，例如“天天玩耍，不顾学业，浪费光阴，岂不可惜？”那是他在一本学生尺牍里读到的句子，使他捧腹大笑。他说，无论写什么东西，最要紧的是个“真”字。

父亲的书房叫做“有不为斋”，朋友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他的答案部分是：
我始终背不来总理遗嘱，在三分钟静默的时候不免东想西想。
我从未说过一句讨好人的话。
我不会今天说月亮是方的，一个礼拜之后说月亮是圆的，因为我的记性很不错。

这些话是父亲在三十年代说的，而他一直到老都没有改变，这也许是他写作成功的原因。他写的文章都是“真”的，他不怕把他的感情和思想坦率地表露出来，从不顾别人对他有怎样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