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强大的最根本原因——海纳百川的胸怀(组图)

尽管中国的史书上对突厥人之类的胡人多有贬词,“其俗被发左衽,穹庐毡帐,随逐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务,贱老贵壮,寡廉耻,无礼义,犹古之匈奴。…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及嫂,唯尊者不得下淫。”但唐代历史上却真有嫁了异族的真公主,与异族丈夫非常恩爱,抛开唐朝皇室控制同化异族的政治目的不谈,这种联姻造就了异族夫妻间感人的真情,读来令人叹惋,唐人四海一家的胸怀,后来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替代,但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却见仁见智。

唐高祖李渊的女儿九江公主,嫁给了出身突厥酋长的执失思力,这位娇贵的公主殿下,与这位英勇善战的突厥族驸马感情非常好。虽然先前薛家兄弟曾强掠突厥族将领的功劳,遭到抗议,太宗皇帝在大臣“重汉轻胡”的劝导下,有意袒护汉族将领,但天可汗唐太宗毕竟非常重视强大的突厥势力,这也关系到大唐的生死存亡,除了妹妹九江公主,另一妹妹衡阳公主也嫁给了东突厥处罗可汗的儿子阿史那社尔。与那些出塞和亲的公主不同的是,大唐公主们的异族驸马有点象是上门女婿,要听从公主娘家的指挥。但在初唐,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还是很成功的。

执失思力自从归附唐朝以后,征讨辽东、击破薛延陀、大败吐谷浑,成为大唐的赫赫名将,被册封为安国公。唐高宗永徽四年(654年),执失思力因为与高阳公主的驸马房遗爱颇有交往(喜欢一起打猎),受到高阳、元景谋反案的牵连(这一说法,在历史上也是一面之辞,有人认为这是长孙无忌要借此除掉吴王李恪,而李恪是唐太宗最优秀、最有声望的儿子)。唐高宗李治赦免了执失思力的死罪,将他流放到巂州(今天的四川西昌),这时,执失思力的妻子九江公主竟然请求削去自己的封邑,陪同丈夫一起前往流放地。如果不是因为夫妻情深,一个金枝玉叶,又怎会愿意千里奔波、前往荒凉之地受苦受罪?九江公主最后死在了驸马前面,龙朔年间,执失思力又被任命为归州刺史,不久就去世了,麟德元年(664年),朝廷恢复了九江公主的封邑,追赠她的丈夫执失思力为胜州都督,但这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九江公主对突厥族丈夫的一片真情,这感人的情谊里没有夹带任何杂质,只是深深的爱情。

另外一位大唐驸马阿史那社尔不仅战功赫赫,而且享有良好的声誉。他在贞观十年归附大唐,被封为左骁卫大将军,贞观十四年,他跟随侯君集平灭高昌王国,对高昌国的财宝,私下却分毫不取,他的高尚品德,让太宗甚为感动,册封他为毕国公。贞观二十一年,他与安西都护郭孝恪等人一起讨伐龟兹国,活捉龟兹王,中间还斩杀焉耆王,震慑于阗王,为大唐树立了天下无敌的军威。胜利后郭孝恪送他金玉器物,也被他一口拒绝。唐太宗去世后,阿史那社尔要求为太宗生殉,被唐高宗断然否决。永徽六年,阿史那社尔病死,陪葬昭陵。史书上对于他的夫人衡阳公主记载很少,但可以肯定,衡阳公主与丈夫应该感情不错,因为有唐一代,风气开放,凡是特立独行的公主,象与和尚私通的高阳公主,与孙子辈情人欢好的鹄国大长公主,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都有详细记载,衡阳公主既无改嫁的记录,又无情人私侍的记录,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她与突厥族的丈夫感情融洽,两情相悦,是一对恩爱夫妻。

唐宪宗在位期间,山南东道节度史于頔为儿子于季友向皇帝请婚,在大唐朝廷掀起了轩然大波。翰林学士李绛再三劝说:“于家,出身于虏族,于季友又是偏房所生,哪里配得上尊贵的公主,应该为公主另选高门美弟”。宪宗倒是运筹帷幄,将皇女普宁公主嫁给了于季友,于家感激不尽,马上前往朝廷谢恩,这种有效的联姻方式,与以前一样,拢络住了异族重臣的忠心。于家进献贡品,都是以普宁公主的名义。即使后来于家因事获罪,也素服待罪,并无异言,对朝廷没有二心。普宁公主,后来又封为梁国惠康公主,是宪宗特别宠爱的女儿,想来她是既漂亮又可爱的女子,她的驸马人选,宪宗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普宁公主婚后,夫妻甚为和睦。于季友是胡人出身,依然带有胡人的习性,嫡母去世,他与别人一起欢歌宴饮,被朝廷笞责四十,他也欺骗过普宁公主,但在那个三妻四妾的时代,对公主一生恭敬顺从,甘做忠仆,两人也算得上是一对恩爱夫妻了。

唐代的这种异族联姻方式,的确是高瞻远瞩,一个女人的作用,有时胜过千军万马。子孙血缘中带来的对母亲家国的亲近感,有时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母亲的言传身教,更会影响子女的一生。

八年“安史之乱”推出了三位中兴名臣——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郭子仪是汉人,脑袋里满是君君臣臣的观念,虽然受尽委屈,却安之若素,对大唐皇室始终忠心耿耿,最后“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李光弼的父亲是契丹王子,他本人汉化极深,李光弼的母亲可能是个汉族女子。在大唐危难之际,李光弼多次以少胜多,击败叛军。他随身带了利剑,宁可自杀,也不落入叛军手中。赫赫军功,丝毫不亚于郭子仪,虽然他屡屡被奸人中伤而极度怨愤,但终究没有公然反叛大唐朝廷,没有变成《侫臣传》中的一员。仆固怀恩是铁勒族胡人,在平灭安史之乱的过程中,他有46位亲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由于专制政体与生俱来的弊端,猜忌重臣,这种名将自然有人经常打他的小报告,他又刚愎自用,行事凶暴(处世方式汉化得不够深),脑袋里没有那么多君为臣纲的观念,因为咽不下窝囊气,最后索性勾结吐蕃、回纥,进犯大唐,但不久就染病去世。当他的首级被送到唐代宗面前时,唐代宗失声痛哭,愧悔交加,这场景正昭示了当时的大唐皇帝依然具有四海一家的胸怀,他始终把仆固怀恩当作了自己的臣子,而不是身份低微任人处置的异族奴仆,李豫的真情流露,的确是相当感人的。唐代辽阔的版图,以夷制夷的成功,正得益于大唐君臣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广泛的异族联姻政策(唐代的长安城曾有三分之一的居民都是外国人,胡汉杂处,有点象今天的美国纽约)。“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那些异族上门女婿,也真正把自己当成了中国人。临洮县主的丈夫铁勒族人契芯何力,在贞观年间,被部族胁迫前往铁勒部落薛延陀的地盘(契芯何力与薛延陀算是同根同种),他坚决不肯留下,“拔佩刀东向大呼曰:‘岂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愿知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之不夺也”,一个铁勒人以大唐烈士自居,可见当时四海一家政策的感召力,也是唐朝异族联姻政策的成功。即使在“安史之乱”的风雨飘摇中,“九夷四蛮”出身的异族将军们,象荔非元礼等人,为大唐王朝投水死节,竭诚竭力,让人唏噓不已。

大唐帝国崇尚军功和武举制度,胡人将领数不胜数。很多胡人将领的妻子,都是明显的汉族姓氏,对妻子的牵挂和眷念,应该是他们效忠大唐的重要原因。嫁给异族的大唐女子,往往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身不由己,哭哭啼啼,她们很多也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大唐强盛的背景下,这种异族婚姻,更多了缠绵悱恻的爱情。她们同样拥有美好的心愿,正如白居易的诗歌所描述的那样,“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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