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强大的最根本原因——海纳百川的胸怀(组图)
尽管中国的史书上对突厥人之类的胡人多有贬词，“其俗被发左衽，穹庐毡帐，随逐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务，贱老贵壮，寡廉耻，无礼义，犹古之匈奴。…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及嫂，唯尊者不得下淫。”但唐代历史上却真有嫁了异族的真公主，与异族丈夫非常恩爱，抛开唐朝皇室控制同化异族的政治目的不谈，这种联姻造就了异族夫妻间感人的真情，读来令人叹惋，唐人四海一家的胸怀，后来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替代，但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却见仁见智。
唐高祖李渊的女儿九江公主，嫁给了出身突厥酋长的执失思力，这位娇贵的公主殿下，与这位英勇善战的突厥族驸马感情非常好。虽然先前薛家兄弟曾强掠突厥族将领的功劳，遭到抗议，太宗皇帝在大臣“重汉轻胡”的劝导下，有意袒护汉族将领，但天可汗唐太宗毕竟非常重视强大的突厥势力，这也关系到大唐的生死存亡，除了妹妹九江公主，另一妹妹衡阳公主也嫁给了东突厥处罗可汗的儿子阿史那社尔。与那些出塞和亲的公主不同的是，大唐公主们的异族驸马有点象是上门女婿，要听从公主娘家的指挥。但在初唐，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还是很成功的。
执失思力自从归附唐朝以后，征讨辽东、击破薛延陀、大败吐谷浑，成为大唐的赫赫名将，被册封为安国公。唐高宗永徽四年（654年），执失思力因为与高阳公主的驸马房遗爱颇有交往（喜欢一起打猎），受到高阳、元景谋反案的牵连（这一说法，在历史上也是一面之辞，有人认为这是长孙无忌要借此除掉吴王李恪，而李恪是唐太宗最优秀、最有声望的儿子）。唐高宗李治赦免了执失思力的死罪，将他流放到巂州（今天的四川西昌），这时，执失思力的妻子九江公主竟然请求削去自己的封邑，陪同丈夫一起前往流放地。如果不是因为夫妻情深，一个金枝玉叶，又怎会愿意千里奔波、前往荒凉之地受苦受罪？九江公主最后死在了驸马前面，龙朔年间，执失思力又被任命为归州刺史，不久就去世了，麟德元年(664年)，朝廷恢复了九江公主的封邑，追赠她的丈夫执失思力为胜州都督，但这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九江公主对突厥族丈夫的一片真情，这感人的情谊里没有夹带任何杂质，只是深深的爱情。
另外一位大唐驸马阿史那社尔不仅战功赫赫，而且享有良好的声誉。他在贞观十年归附大唐，被封为左骁卫大将军，贞观十四年，他跟随侯君集平灭高昌王国，对高昌国的财宝，私下却分毫不取，他的高尚品德，让太宗甚为感动，册封他为毕国公。贞观二十一年，他与安西都护郭孝恪等人一起讨伐龟兹国，活捉龟兹王，中间还斩杀焉耆王，震慑于阗王，为大唐树立了天下无敌的军威。胜利后郭孝恪送他金玉器物，也被他一口拒绝。唐太宗去世后，阿史那社尔要求为太宗生殉，被唐高宗断然否决。永徽六年，阿史那社尔病死，陪葬昭陵。史书上对于他的夫人衡阳公主记载很少，但可以肯定，衡阳公主与丈夫应该感情不错，因为有唐一代，风气开放，凡是特立独行的公主，象与和尚私通的高阳公主，与孙子辈情人欢好的鹄国大长公主，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都有详细记载，衡阳公主既无改嫁的记录，又无情人私侍的记录，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她与突厥族的丈夫感情融洽，两情相悦，是一对恩爱夫妻。
唐宪宗在位期间，山南东道节度史于頔为儿子于季友向皇帝请婚，在大唐朝廷掀起了轩然大波。翰林学士李绛再三劝说：“于家，出身于虏族，于季友又是偏房所生，哪里配得上尊贵的公主，应该为公主另选高门美弟”。宪宗倒是运筹帷幄，将皇女普宁公主嫁给了于季友，于家感激不尽，马上前往朝廷谢恩，这种有效的联姻方式，与以前一样，拢络住了异族重臣的忠心。于家进献贡品，都是以普宁公主的名义。即使后来于家因事获罪，也素服待罪，并无异言，对朝廷没有二心。普宁公主，后来又封为梁国惠康公主，是宪宗特别宠爱的女儿，想来她是既漂亮又可爱的女子，她的驸马人选，宪宗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普宁公主婚后，夫妻甚为和睦。于季友是胡人出身，依然带有胡人的习性，嫡母去世，他与别人一起欢歌宴饮，被朝廷笞责四十，他也欺骗过普宁公主，但在那个三妻四妾的时代，对公主一生恭敬顺从，甘做忠仆，两人也算得上是一对恩爱夫妻了。
唐代的这种异族联姻方式，的确是高瞻远瞩，一个女人的作用，有时胜过千军万马。子孙血缘中带来的对母亲家国的亲近感，有时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母亲的言传身教，更会影响子女的一生。
八年“安史之乱”推出了三位中兴名臣——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郭子仪是汉人，脑袋里满是君君臣臣的观念，虽然受尽委屈，却安之若素，对大唐皇室始终忠心耿耿，最后“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李光弼的父亲是契丹王子，他本人汉化极深，李光弼的母亲可能是个汉族女子。在大唐危难之际，李光弼多次以少胜多，击败叛军。他随身带了利剑，宁可自杀，也不落入叛军手中。赫赫军功，丝毫不亚于郭子仪，虽然他屡屡被奸人中伤而极度怨愤，但终究没有公然反叛大唐朝廷，没有变成《侫臣传》中的一员。仆固怀恩是铁勒族胡人，在平灭安史之乱的过程中，他有46位亲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由于专制政体与生俱来的弊端，猜忌重臣，这种名将自然有人经常打他的小报告，他又刚愎自用，行事凶暴（处世方式汉化得不够深），脑袋里没有那么多君为臣纲的观念，因为咽不下窝囊气，最后索性勾结吐蕃、回纥，进犯大唐，但不久就染病去世。当他的首级被送到唐代宗面前时，唐代宗失声痛哭，愧悔交加，这场景正昭示了当时的大唐皇帝依然具有四海一家的胸怀，他始终把仆固怀恩当作了自己的臣子，而不是身份低微任人处置的异族奴仆，李豫的真情流露，的确是相当感人的。唐代辽阔的版图，以夷制夷的成功，正得益于大唐君臣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广泛的异族联姻政策（唐代的长安城曾有三分之一的居民都是外国人，胡汉杂处，有点象今天的美国纽约）。“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那些异族上门女婿，也真正把自己当成了中国人。临洮县主的丈夫铁勒族人契芯何力,在贞观年间，被部族胁迫前往铁勒部落薛延陀的地盘（契芯何力与薛延陀算是同根同种），他坚决不肯留下，“拔佩刀东向大呼曰：‘岂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愿知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之不夺也”，一个铁勒人以大唐烈士自居，可见当时四海一家政策的感召力，也是唐朝异族联姻政策的成功。即使在“安史之乱”的风雨飘摇中，“九夷四蛮”出身的异族将军们，象荔非元礼等人，为大唐王朝投水死节，竭诚竭力，让人唏噓不已。
大唐帝国崇尚军功和武举制度，胡人将领数不胜数。很多胡人将领的妻子，都是明显的汉族姓氏，对妻子的牵挂和眷念，应该是他们效忠大唐的重要原因。嫁给异族的大唐女子，往往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身不由己，哭哭啼啼，她们很多也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大唐强盛的背景下，这种异族婚姻，更多了缠绵悱恻的爱情。她们同样拥有美好的心愿，正如白居易的诗歌所描述的那样，“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