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她们都不和丈夫离婚(图)
五个小右派
【看中国2015年06月19日讯】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要有集体记忆的，是要有历史回忆的，经过去年五十周“反右斗争”的纪念活动，有些挣扎在知识分子最底层的右派小学老师被人记起来了，可是，他们的妻子，却被人忘了，很少有人回忆起她们的遭遇、痛苦和受到的歧视，这里介绍的五位右派先生都是我五十多年前在湖北武昌县师范的同学，毕业后纷纷到农村各小学当老师。和我一样，都成了右派分子。他们有的是先结婚，后当右派，有的是先当右派，后结婚。他们的妻子都是我的嫂夫人。她们都不和丈夫离婚，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忍辱负重，伴随着自己的丈夫走过了漫长的隧道，真不容易，真是连累了她们，苦煞了她们，我通过此文向这些嫂夫人表示深深的敬意。
（一）刘焕生与汪小玫
1951年结婚，至57年时，已有三个小孩子，大的6岁，老二4岁，小的只有2岁，五口之家靠他们夫妻俩在湖北武昌县林湖小学教书维持生活，俩人的月工资加起来只有66元，每人平均生活费只有12元。刘焕生划为右派后，被学校开除，回老家交生产队管制劳动改造。此时，汪小玫仅靠月工资34元维持四人的生活，每人平均生活费只有8元。刘焕生成了“新中国”的敌人，谁都要和他划清界限，妻子、儿女都是不准许有亲情的，只有随时警惕他，一发现有反动言行就要揭发他或和他离婚，才能算有觉悟，否则就是与敌为伴，就会成为“人还在心不死，一有机会就兴风作浪”的“一小撮”。
汪小玫已37岁，有几分姿色，身材瘦小，她一个人拖着三个小孩，居住在校。1959年正是大饥饿的头一年，汪小玫及三个孩子，一天三餐靠稀饭及豆渣、野菜、南瓜等代食品充饥，四口人一个个都消瘦下去，然后又浮肿上来，种田的农民都没有办法填饱肚子，她有幸的是吃商品粮，她本人定量21.5斤一月，三个小孩平均每月10斤，共计51.5斤。平均每人每天有4两口粮，没有饿死，真是万幸。为了维持生存，迫使她在晚上9点下班后，踏着月色去野外挖野菜。等到收麦收稻时，她就到田间地头捡遗漏的麦穗和稻穗。回家后，偷偷在房间搓下颗粒，一粒粒的积累，一粒一粒地弄熟，让子女们狼吞腹中，真是“一米渡三关”。汪小玫这样做的次数多了，“久做必犯”，终有一日败露了。一天晚上，校长从一位林支部书记家喝酒后回家，路过田间发现有人拾稻穗，其形似汪小玫，这样，汪小玫夜拾稻穗的事就被校长逮个正着。这还了得，校长从汪小玫的手中夺下一把稻穗，这是铁的证据，无论汪小玫怎么乞求，都不能宽容。第二天就组织了批右派家属汪小玫的斗争大会。罪名是偷盗人民公社的粮食，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阶级敌人顽固不化，罪该万死。校长发动学生撕破了汪小玫的衣衫，扯乱了她头发，要她跪下。汪小玫万口难辩，人赃俱在她只得跪下，软瘫在地上，校长说她装死耍赖，用脚踢她，她肉体伤了，心灵伤了。三个在校的小孩也哭着来了，他们只晓得喊：“妈妈呀！妈妈呀！……”。这样，斗争会不好进行下去，只得命令她回去写检讨、写交代。到了1958年，她白天上课，晚上和师生们一道参加大办钢铁，有时是通宵达旦。“大办钢铁”是全民运动，是政治任务，谁也不能说有事请假，谁也不能说疲倦，只能表现出“干劲冲天”，她哪能料理三个在七岁以下的孩子？晚上他们困了，只能和衣而眠，要拉尿，就床而撒，汪小玫的母爱，隐痛是不能流露的，否则就是反抗“大办钢铁”，最轻也是“消极怠工”。当师生们为了表现“干劲冲天”，大话、假话满嘴飞的时候，汪小玫是不敢插嘴的。她怕说错了，总是三缄其口。但还是惹祸了，校长认为汪小玫沉默寡言、疲惫不堪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对抗`、仇视、不满“大办钢铁”的行为。为了把一所小学的“大办钢铁”掀起高潮，第二天晚上，开炉前举行了批斗汪小玫的现场大会。大家列队站在炉前，由校长作了简短的讲话，说有人对抗“大办钢铁”，消极怠工，用沉默来仇视党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批斗阶级异己分子，才能把我校的大办钢铁推向高潮……。接着就是一个学生呼喊口号：“坚决拥护钢铁运动！谁破坏‘大办钢铁’，我们就斗争谁！”。“把汪小玫拉出来！”……。
汪小玫在列队的对面，低下头，脸呈死灰色，大家七嘴八舌的发言，有的质问，有的辱骂，有的分析，有的推理……。一顶顶上纲上线的“大帽子”戴到了汪小玫的头上，虽压不死汪小玫的肉体，是可以压碎汪小玫的魂魄的。汪小玫作了几句辩解，说主要是疲劳、很累、无力说话，还有怕说错了，不是仇视，今后一定战胜疲劳，鼓足干劲，以弥补损失。汪小玫除了禁不住的泪，还有什么话能说呢？回到家，她的三个孩子已合衣横七竖八地睡在床上，苍蝇正盯在孩子的眼角上，吸吮黄色的眼屎。第二天晚上大办钢铁时，汪小玫也强作欢笑，跟人搭讪几句，说些政治性的“进步”话。这样又引起了校长的注意，他召开了学校领导班子的小会，他认为汪小玫很反常，昨天批斗她，今天有笑有说，这是迷惑人的假积极，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识破阴谋，揭穿假象，大家要暗地观察，让她充分的表演，随时报告她的动向，这个险恶的校长是踏着她的眼泪表现自己的。60年，汪小玫的右派丈夫劳动改造已经二年了。因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他已取消商品粮供应）患上了严重的浮肿病，他知道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就选择了逃跑。逃到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汪小玫也不知道，她是不能打听的，不然又要因和右派划不清界限挨斗争。她哭命运、哭子女可怜、哭丈夫逃走。他能活下来吗？她想自己不能死，三个孩子是三条性命，三个幼儿，他们没有罪，无论如何要支撑着，挨斗也要支撑着，把子女拉扯大，让他们归田当农民，自食其力，只要不偷不抢，和大伙一道“早请示，晚汇报”，然后早出工晚睡觉，只要不划右派，当一个“可教育好的子女”也算平安。
刘焕生逃跑已二年多了，他没有死，他在祖国东南方，来往于火车上贩卖少量的肥皂、火柴（当时的紧缺物品）等日用品为生，他一分钱一分钱的积攒，积攒了一点钱之后，他想到了妻子和三个幼小的子女，设法托一位遥远的亲戚捎信，约汪小玫在一个暑假里到杭州见面。汪小玫得到这消息，喜恨交集，她到了杭州，见到了刘焕生，他们在杭州玩了三天，这哪里是游乐，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是偷玩、偷见、是贼子、是叛逆，见不得人，也怕人盯着，怀着象通缉犯一样的心情，时刻警觉着和他们擦肩而过的人们，时刻都担心被抓获。这个担心终于来了。第三晚他夫妻两在旅店住下，这是临别的一夜，汪小玫抑制不住号啕大哭，不管刘焕生怎么安慰都不能让汪小玫停止啼哭。哭声惊动了邻房的旅客，他们感到很不正常，报警了。警察来了，进行了审问。刘焕生说：“你们放掉她，我跟你们到派出所”。警察就把刘焕生带到了派出所进行关押。后将他押送回原籍。一声哭别，导致刘被抓获，汪也被停止工作“下放劳动”。
观察一年后，汪恢复了工作。她的上级领导劝她，你想和刘焕生划清界限，唯一的出路是离婚，否则你是苦海无边。汪小玫从没有想到离婚，特别是在刘焕生落难时离婚，我办不到，我是一个人，一个不趋炎附势的人，一个不嫌贫爱富的人，一个不落井下石的人。离婚了，我怎向子女交代？我只有这个命，当右派家属的命！我认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右派家属更难当。1970年暑假，汪小玫以右派家属、女黑帮分子的双重身份进了“五不准学习班”。其实是限制人身自由的“牛棚”。她因背包中有一个针线袋，袋中装有三颗小铁钉，一把小剪刀，几颗针与线卷，在一个深夜搜查黑帮们的床铺时被抄出，认为是黑帮带进学习班的“凶器”，与其他二十余位被抄有“凶器”的黑帮们一起被綑绑起来，进行“现行打击”，搞得人心惶惶，恐怖阴森。汪小玫被弄得死去活来，她辩解说：“钉子是什么人装进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剪刀针线是为补衣服扣子备用的。”这种实事求是的辩解有什么用呢？正如吴思在“血酬定律”一书中说的：“暴力最强者说了算”。
汪小玫一天天地熬，子女们由瘦变肿，由肿变消，终于长大了，她不让子女失学，她带在身边让他们读完小学，又送他们读初中。
1978年刘焕生改正了被错划的右派，恢复了工作，但他没有到退休年龄就病退了。他四处打工挣钱，在麻城买了一块地基，用他在劳改时学会的做砖烧窑的技术，做砖烧窑建起了一座一百四十平方米的二层楼房，后来他们夫妇都进城了，子女们先后上了大学、中专，其中一个到国外工作了，这个家的元勋应是汪小玫。
（二）方仁与曾秀梅
同一个师范学校毕业，同时分到小学工作，他们结婚刚一年，1957年反右斗争，方仁就被划为极右分子，被开除工作，集中到一个农场劳动改造。曾秀梅因产假，躲过了反右斗争，没有被划为右派，但是她成了一面“大白旗”。她的“罪行”有两点：一是她不满一岁的儿子名字叫“大鸣”，二是白专道路。她的儿子取名叫“大鸣”，说明她对1957年大鸣大放、反右斗争有刻骨仇恨。想让儿子记住1957年他父亲划为右派，将来好为父亲报仇。白专道路是指曾秀梅只爱教书，不关心政治，不和右派丈夫划清界限。
“拔白旗”也是全国性的运动，仅次于当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曾秀梅作了无休止的交代和检讨都不能过关，就把她调到一所条件极差的乡下工作，中途又调她到偏僻的村子，次年又调到只有一个班级的学校工作，过着孤儿寡母的日子，晨无钟暮无鼓。黑夜她在煤油灯下为学生改作业，编教案。戴着“白专”帽子的女教师很认真教学，学生们也很争气，学会了唱歌、跳舞、绘画、讲礼貌……村民们说曾老师是一个“真”老师，她把我们孩子教得不逃学，还能升入“高小”。曾秀梅无论怎么逆来顺受。还是被认为不老实，是阶级斗争的靶子，在“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大批白专道路中，要以大批判大斗争开路，促进教育改革，促进“开门办学”。在落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也必须以大批判、大斗争开路。曾老师在这个年月里，算是为开路立了“首功”的人。曾秀梅在三年中挨过的批斗不下于三十次，平均每月一次。成了拔不掉的“白旗”，成了单位的“开路先锋”。她从来没有当众流过泪，求过饶，但她的心是时常在流血的，她想，不就是和方仁结婚成为右派家属吗？除此我还有什么错？我和方仁是同学，我们结婚是自愿的，我们有爱情，爱情是自己的，爱情不怕口诛笔伐，天打雷轰的。决不和方仁离婚，我要守卫自己情爱，守到天涯海角，守到死去活来。曾秀梅不怕批斗，她的防身绝招，就是不谈政治，不扯是非，不顶撞，不聊天，不交朋友，你抓不到我的具体言行，你只能是“上纲”批，“上线”壮大。“听其所止而休焉！”这就是曾秀梅的无奈反抗。这是一个深沉的女性，一个为爱情守望的女性，一个忍辱负重的女性，一个具有牺牲精神的女性。
1962年方仁摘帽了，恢复了工作，这只能在生活上有一点好转，在政治上、身份上仍是摘帽右派，曾秀梅仍是摘帽右派的家属。随着国际“共运”的风云变幻，中国选择反修防修的大政方针，采取“安内”防线，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最高指示。从中央到地方，从农村到城市，从商品交易到上层建筑，从生产劳动到科学研究，从日常生活到意识形态，全面地警惕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冒头，“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出现。在这大气候的笼罩下，方仁和曾秀梅这两个小得可怜的人物，还有什么好日子过吗？摘帽右派的方仁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又被揪出来，罪行是“翻案”，是“人还在心不死”。方仁在文革中大大小小的斗争会上，“主演了”三十多场，曾秀梅也经常上演陪斗的“配角”。她不流泪，不求饶，不辩解，不弯腰，不怨恨，她麻木了，呆若木鸡。她知道自己一点鸣冤叫屈的力量都没有，一片哭泣倾诉的位置也没有，哭也枉然，只好忍辱负重……
1978年方仁被“改正”了，调一所中学任教，后来入了党，担了重点中学的校长兼书记。曾秀梅再不会挨批斗了，但是她的身体被摧残垮了，怕风、怕冷、怕过冬。医生说：这是长期精神压抑造成内分泌失调所形成的精神虚弱症。
（三）林特和王雯娟
小学同学林特1954年师范毕业后分配到一所小学教书，王雯娟在这所小学当民办教师，他们成同事。由于有同学基础，虽不是青梅竹马，也算少年有识。林特27岁，王雯娟小他三岁，他们经常在生活上相互关照，在工作上，林特是义不容辞地帮助她提高教学水平，时间一长，他们恋爱了。沉重的1957年来了，林特被划为右派，对他的处理是“留用察看，以观后效”。谁还敢和右派恋爱呢？右派又怎能谈恋爱呢？王雯娟真是飞蛾扑火，她硬是不放弃对林特的爱恋，她对林特说：“你没偷、没抢、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不为丑恶，不为败类，何况右派还是可以争取摘帽的，我不反悔，我不能和你划清界限，我等你摘帽子”。
一等就是三年，62年林特摘帽了，调另一所完全小学教书。王雯娟还在作民办教师，她毅然决然和林特结婚。贫贱夫妻百事哀，只办个结婚证，把铺盖卷搬到一起住就是了。他们结婚，教师群中很惊讶：一个贫农姑娘，又有文化，怎么也出现立场不稳，敌我不分的人呢？真是大逆不道！糟蹋了一个贫下中农的成分，作孽呀，林特真狡猾，真是不道德。右派们得知这一消息也很惊讶！右派怎么能找到爱人，没有贫农姑娘的勇敢扑火，林特使多大的骗局也不可能得到，一群右派们敬佩这位爱情至上、爱情无阶级、爱情自主的无畏者。说她是勇敢的人，可爱的人。……
他们结婚，在一群年轻的单身右派中，也燃起了希望，争取“摘帽”，说不定也能和林特一样找到一个对象，找不到贫农姑娘，找一个中农的，或者地富的子女也可以。
王雯娟这个摘帽右派的家属，因出身好，领导运动的人不像斗争曾秀梅那样，随便找一个“词儿”可以“加罪”，过一过批斗游戏的瘾。要找“词儿”批斗王雯娟还怕惹上了打击贫下中农子女、实行阶级报复的罪名，特别是那出身不好的领导和跳梁小丑们，不好给王雯娟定位，是把她当贫下中农呢？，还是把她当右派家属？尽管如此，王雯娟仍受到种种歧视和打击。结婚一年后，她再不是学校的积极分子，什么积极分子会，她都不能参加，她是右派家属，能不泄密吗？什么先进工作者也不能评，工作好，教学好，也不行。她是一个丧失阶级立场的人。不久说是调整民办教师，取消她民办教师资格，回农村生产。王雯娟在爱情上大逆不道，敢做敢为，但在组织决定上，她是老实巴交的，她没抗争，回家去当贫农，参加生产劳动。但她是哑巴吃汤圆心中有数，为什么不能当民办教师，不就是嫁给了右派！她未和林特商量，做出了一个不给自己留下撤退后路的决定，不生小孩了，她设法绝育了。像一支赴汤蹈火的军队，在穿过桥梁后，炸桥冲锋，只有前进，没有后退的动摇，她决不退出自己占领的爱情高地，她不放弃，她决心死守一辈子。看你还把我开除到什么地方去？不就农村吗？农村啊，是亿万农民的家园，也是一切有帽子的人的集中营，动不动就往农村赶，地富反坏右赶到农村，不法资本家赶到农村，四不清的干部赶到农村，亿万知识青年也下农村，城市失业人员到农村去……，美其名曰：“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其实“村苦农民穷”，这些人不可能在农村自食其力，终年劳动，连口粮都挣不回来。王雯娟的右派妻子身份，不知不觉地株连到两个人身上。大弟65年高中毕业，就是为姐夫是摘帽右派的社会关系，政审未能过关而不能上大学。二弟67年要入伍，也是同样的原因而未能参军。王雯娟的灾难不声不响地潜入娘家，王雯娟更加认为实施绝育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怎么能有孩子呢，怎么能把灾难延伸给子女？别说贫农根红苗正，贫农也没有结婚的自由。王雯娟有切身感受，和林特结婚没有谁争夺谁的问题，没有谁演变谁的问题，真的不存在阶级斗争的反映，不存在阶级立场问题，“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句话是对的，我们的结合是人性相爱的结果，是有缘有故的，我们之间只有爱没有恨，扯到阶级立场上就是欺世整人。王雯娟在农村劳动了十多年，内心是痛苦的，还不到四十，头发已出现了白丝，这是一个贫农姑娘精神创伤的痕迹。
1978年林特改正了错划的右派，不久入了党，当上了一个中学的领导，王雯娟又做起民办教师，现已退休，没有子女，清晨，两老常一起到公园晨练，享受着民间的平安。
（四）万晓秋与严一忠，
都是贫农出身，严一忠的父亲是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56年参加工作，57年十八岁时划为右派，人虽然长得很帅，因为是右派，一直未找到人结婚。61年国庆节时，他摘掉帽子。65年，经人介绍与万晓秋谈恋爱。万晓秋也是贫农姑娘，一个高中落榜的学生，在农村生产劳动。严一忠告诉万晓秋，他是摘帽右派，现在一所小学教书。万晓秋说：摘了帽子就不是右派了，你怕什么？我不会嫌弃你！万晓秋不懂得摘了帽子，还有摘帽右派的后患，严一忠也不懂这个后患。他们不知道摘帽右派的帽子是难摘的。
他们在65年就结婚了。万晓秋是高中生，身材窈窕，姿色美丽，文质彬彬，性情温和，虽然成了摘帽右派的妻子，人们还比较喜欢她。学校遇有教师产假事假就请她代课，慢慢就成了长期代课教师。66年生了一个儿子，日子过得风平浪静。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战线出现了一个“侯王建议”：一个姓侯的小学教师和一个姓王的小学教师，向全国发出一个建议，建议所有老师一律回原籍任教，接受原籍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一建议被媒体广为宣传，被报社肯定为是个革命的建议，因此中小学老师（除学籍在城市的）均解散回原籍。严一忠所在学校教师进行大换班，严一忠是城市人，无农村原籍，被派到乡下小学，万晓秋沾了贫农成分的光，留她到城关大队一所小学当民办老师，由代职变成专职。万晓秋真是感激涕零。万晓秋在城里，严一忠在乡下，两地分居。一位领导经常找万晓秋谈话，关心她的生活、工作、进步，希望她好好听党的话，站稳阶级立场，争取由民办转为公办教师。万晓秋把他当成党的关怀，尝到贫农出身的甜头。一天晚上，那个领导对她说：“你年轻貌美，为什么找一个右派分子？要想今后能有什么前途，你和严一忠离婚才有出路，我帮你介绍一个，保你能转正……”万晓秋这才晃然大悟，为什么她能留在城关？为什么叫她站稳立场？她想，严一忠和我结婚，他没有骗我，也没有给我许过愿。这位领导这么关心，这么许愿，不是出于关心贫下中农子女，也不像是代表党的关怀，她感到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想把此时的想法马上告诉严一忠，征求他的看法。万晓秋有了这个认识，是从幼稚憨厚走向成熟的一次飞跃。她想：“依靠贫下中农”，“贯彻阶级路线”，“听党的话”的领导者们，大有水货，她有些害怕了。她想：严一忠一个贫农的儿子，怎么会划右派的？还不是这些所谓“听党的话”的领导者们引蛇出洞引出来的？万晓秋更同情严一忠了，和他的距离拉近了许多。
67年严一忠在乡下小学出了大事，他奉命刻写乡土教材时，把“打倒刘少奇”误刻成“打倒毛主席”。这还得了，严一忠因此事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严厉的批斗，上纲上线的发言绝大部分是引用的最高指示，如“敌人不打他是不倒的”“人还在心不死，一有机会就会兴风作浪”……严一忠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帽子，放在一个生产队交群众管制劳动。万晓秋从右派家属升级为反革命家属。比常人要矮三截，她见了熟人拐道，出门就低头。劝她离婚的人不止那位领导了，也有她的同事，也有管理学校的贫下中农，还有人敢于给她介绍新对象，搞得她焦头烂额，心力交瘁，怎么办？她迷惘苦闷：我已经是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妻子，离了婚，这个社会关系离得掉吗？为一个反革命的妻子作介绍，与一个反革命的妻子结婚，他的革命立场何在？为什么他们就不怕丧失立场？记得老家有一位乡长与一个地主婆结婚，不是被撤职了吗？他们哪是关心我？哪是讲阶级立场？我不能再错了，离婚比不离婚更复杂可怕。我怎么办？劝离者、介绍者都只图一时的痛快，他们是不负任何责任的，我要对自己负责，对儿子负责。万晓秋决定死不松口，冷静观察，独立思考，警惕“劝降”者。背后议论纷纷扬扬，有的说她“苕”，有的说她顽固，有的说她活路不走走死路，有的甚至向她身上泼脏水。万晓秋忍着，装着没听到。更可怕的是骚扰。支部书记、民兵连长、大队长、小队长、会计这些土皇帝，地头蛇，他们是小学的领导者，经常在酒醉之后，特意到万晓秋的宿舍坐一坐，喝喝茶，说些粗鲁下流的话，挑逗取乐，有时还对万晓秋动手动脚。这些人都是党的干部，都是抓阶级斗争的人，一个个都暴露出的邪恶嘴脸，谁也得罪不起。万晓秋知道：“此地不留人”，只有回到娘家去。
她平静地向城关镇政府递交了辞去民办教师的申请书。镇的一位领导说：“你为什么辞职？大家这么关心你，你应感谢才是……”万晓秋把多次受到骚扰的事说了，领导说：“劝你离婚，你不听，你离了，跟某人结婚，谁还敢惹你！”万晓秋说家里父母有病，我只得回娘家尽孝，她不辞而去了。万晓秋回到娘家，家乡人安排她到本村小学当民办教师，她一直干到1978年，等到严一忠右派问题改正。严一忠“改正”后的第三年入了党，在一所学校当校长。他多才多艺，对学校管理、语文教学颇有研究，名传一方。
（五）付德喜与李桂枝。
付德喜贫农出身，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划为右派，处分最轻，是“留用察看”，戴帽当教员。他的爱人叫李桂枝，是一个农村姑娘，贫农成分。她不知道付德喜犯的是“反动派”的错误，所以没有和他划清敌我界限的意思。星期日付德喜常常不能回家，她还很思念。1959年饥荒时，付德喜出事了，犯的是偷了八斤“粮票”。右派分子偷“粮票”，是罪加一等，立即被公安机关抓捕，关进看守所，李桂枝这才知道戴帽问题的严重性，她去看守所探望付德喜，付德喜告诉她：“我没有偷食堂的粮票，全是诬陷的。”李桂枝说：“搞清楚了，你就回家当贫农，不去教书了，这样可以不戴右派帽子，种田只用戴草帽子，草帽子轻得多”，一个认字不多的贫农少妇，把草帽和右帽混淆了。有了少妻的幽默和宽容，付德喜受到了很大的安慰，他决心听妻子的话，只要走出看守所就回家，不要“留用察看”了。付德喜被当作盗窃犯在看守所关押了三个月，他始终不承认偷了八斤粮票，学校又拿不出证据来，只是推定是右派分子在破坏。因为出了任何事，首先要有阶级观点，要怀疑阶级敌人破坏，先抓人，再落实材料，这是历次运动的斗争经验。这个经验在历次运动中制造了不少冤案。
付德喜偷粮票的材料不能落实，公安机关只得要学校把人先领回去管制，付德喜回校后，破衣烂衫，疯疯癫癫，谁也没理他，他当晚就自动脱离了“留用察看”的工作，偷偷回家了。李桂枝帮他洗澡更衣，支持他不工作。俩人一块当农民。一次，邻居的鸡下蛋了，可是蛋不见了。一个鸡蛋不见了，对农村妇女来说是大事，是纠緾不放的大事，她指桑骂槐地说：“在学校偷粮票，回家又偷我家的鸡蛋，真不要脸……”。李桂枝绝不示弱：“你骂谁？谁偷粮票？谁偷你家的鸡蛋？我们都是贫农，我们不怕你。”邻居说：“付德喜不是贫农，是右派！不要脸的右派，你也不要脸，找个右派分子，右派分子的臭婆娘还不老实，不低头认罪是没有好下场的……”
这是李桂枝作右派妻子第一次受到的欺凌，她气极了，她说：“笑我找一个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怎么啦，全生产队只有一个右派，我就挑选他，我是百里挑一，你不服气，右派分子还不会要你这样的泼妇做老婆……”
李桂枝这一番出格的话，汇报到生产大队的党支部，成了美化右派，右派要翻天了的现行反动言论。党支部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决定组织一场斗争付德喜的大会，李桂枝陪斗，打掉右派分子翻天的嚣张气焰。
发言的此起彼伏，言词短促激烈，杂有呼吼、恐吓，谩骂侮辱……使李桂枝憋气的是，不允许辩解，不允许强嘴，所有不实之词都得全盘接受，只许可斗者胡说八道，被斗者是无发言权的。这是一个贫农姑娘所受不了的。怎么搞的？叫付德喜不教书了，回家当贫农，反而连自己也当不成贫农了，这是什么世道？此次斗争会后，群众的斗争性调动起来了，阶级觉悟大为提高，再没有人和李桂枝说话、逗趣、开玩笑了，李桂枝陷入了孤立的境地，一个单纯、幼稚的姑娘，她的贫农优越感、光荣感，被群众打得落花流水，她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李桂枝也曾想离婚，只有离婚才能当贫农，才能恢复优越感和光荣感。但是她娘家的爹妈不同意，劝李桂枝要忍着，不能在人家倒霉时甩人家，人是有起有落的，谁都不能说一生走红。
1957年全校教师在第一中学大鸣大放时，我去看过他们的大字报，付德喜写了一副对联：“丰衣足食八尺布，人面桃花四两油”。因为对联为农民说了实话，付就成了右派，我看这不是反动言论，我就有这思想，我们农民只有八尺布，还没有四两油，确实是太少了。让农民能够多点布，多吃点油，怎么能算是反动思想呢？但我没有往外说，付德喜错就错在不该说，闷在心里就好了。
全国有右派成千上万，他们都有爱人，也是成千上万，这不为丑，慢慢过日子，认命，大家能过日子，你也能过的，不能甩人家，嫌“黑”附“红”才不道德。“黑”与“红”是人们随意说的，今天可以说你是“红”，明天也可说你是“黑”。今后的日子还长，少说话，少逞能。付德喜很聪明，懂水会电，又会砌灶节能，有文化，什么技术活也一学就会，只要勤劳，饿不死你们。由于爹妈反对离婚，李桂枝心中压抑，身后常有人戳背脊：不要脸的东西，右派臭妖婆……她由优越走向自卑，渐渐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间歇发作。
有一次，她间歇精神病发作，拿起“扁担”，追打生产小队长。付德喜抱住李桂枝，背回家才没有酿成灾祸。二十余年，付德喜与精神病患者李桂枝相依为命，直到1978年改正。1988年，付德喜走上了一所重点小学的领导岗位，担任教导主任，他多才多艺，娴熟琴棋书画，常组织少年过夏令营、冬令营生活。李桂枝是副主任的老婆，那个丢失鸡蛋的邻居的孙子要上重点小学，死皮赖脸地求李桂枝说情，请她帮忙，李桂枝终于又变“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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