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权黑恶化以及失控危机，正引发中共高层忧虑。（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5年05月02日讯】（看中国记者李文隆综合报导）日前，中共官方称将向全国所谓“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和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这种“空降”村官做法前所未有，再次证实中共政权面临来自基层的巨大危机。此前，基层政权黑恶化以及失控危机不断曝光，并引发中共高层忧虑。有分析就指，中共本身就是黑帮。
中组部拟“空降”村官 证实政治危机
中共《新华网》北京4月30日消息称，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通知，称将重点向“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和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
据中共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截至2014年4月底，全国共排查确定软弱涣散村党组织5万7688个。而按大陆2010年确定的年人均收入人民币2300元的农村扶贫标准，2014年全大陆认定的贫困村共有12.8万个。
对于中共当局此次罕有“空降”农村第一书记，海外评论人士夏小强认为，原因在于中共经过六十多年的统治，对中国社会的各方面都造成巨大的破坏，特别在江泽民执政时期，以放手官员腐败治国，中共官场已经腐烂透顶，民间的维权抗暴事件不断，中共对基层的许多地方处于失控状态。当局向基层组织空降第一书记，也是为打破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
大陆学者于建嵘在《农村黑恶势力和基层政权退化——湘南调查》一书中指出，中国农村正面临严重的治理性危机，除了十多年来全国65%的乡镇负债达3200多亿元的财政危机，以及一系列农民针对基层政权的集体暴力抗争活动普遍蔓延，更主要的是，部分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出现了黑恶化，黑恶势力进入县乡政权直接掌握国家权力屡见不鲜。
于建嵘认为，黑恶势力侵入基层政权，就标志着中共政权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而事实上，早在2004年底共中纪委、中组部的一份考察报告显示，中国大陆农村、城市基层（企业、街道）、高等院校的党员团体，85%－95%处于瘫痪或解散的状态。
2012年6月初，时任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一次会议上也曾承认中共对地方领导失控、对基层党组织指导失控、对乡村政策失控，并从隐形危机到了现实上危机。
中共基层政权黑恶化触目惊心
据《南方周末》去年8月7日刊发《村官的红与黑：农村黑恶势力146份样本调查》的样本统计显示，在农村涉黑案件中，约有三成村官参与涉黑。涉黑村官中，22.5%的村官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包装而成的；67.5%的涉黑样本村官属于所谓由“红”变“黑”型；42.5%的涉黑村官是靠暴力或贿选手段来获取。
大陆媒体《南方农村报》也曾报导，一些“兄弟会”、“青年会”，并没有在中共民政部门登记，却在广东各地特别是粤西普遍存在。一些原来依附于中共权威的官员和富人，为了自我保护而纷纷组织和投靠这些民间机构。
而关于大陆村官黑恶化的典型例子是国家级贫困县河北省曲阳，出现了一个据称是公开资料可查贪贿数额最大的村官——七里庄党支部书记刘会民。
据称，刘会民自2001年担任村主任至案发的10年间，通过其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敛财达7100余万元，并一次性收受9999成色黄金10公斤。2013年8月23日，刘会民被判死刑。
此外，有据可查的还有几大乡霸，如山东省微山县留庄乡李修文。他不仅是村党支部书记还被聘为乡经委副主任，还聚集一批地痞流氓，并将乡建筑公司变成了他数十名打手的大本营，进而霸占集体湖地1000余亩，鱼塘数十个，大型造船厂、砖厂、码头各一座。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七里店乡的吴国彦，和黑帮头子关系密切。他1993年当上吴庄村第五村民组组长，1995年当上村治保主任，1997年底当上村支部书记，并成为了七里店乡和魏都区两级人大代表。他在吴庄得势后曾雇凶伤人。
抚顺市东部红透山区的刘景山，他是从红透山铜矿提升区党支部书记兼区长，成立了一个“十三太保”黑帮，由他做帮主，直接插手矿山和政府的政务，诸如交通事故、打架伤人、经济纠纷之类事端，都得由流氓集团裁决处理，甚至工商、税务部门也以30%的提成委托该集团收取税费。
分析：中共本身就是黑帮
中共近年不断声称打击黑恶势力。不过，外界指中共本身就是黑帮。
《南都周刊》前主笔长平指出，事实上，对黑社会及地痞流氓手段用得最娴熟的就是中共自己。从建政开始，中共要毁坏的就是法治社会中的文明和优雅。政府机构雇用流氓通过骚扰、威胁和袭击手段来强拆民房。上访者被投入黑监狱甚至精神病院。中共本身就是全球最大、最无耻的黑帮，运用黑势力当然是驾轻就熟。
《看中国》专栏作家陈玉也认为，中共本身就是一个大的黑帮，各省的中共一把手就是当地的分舵主，警匪本身都是一家，被重判的黑社会分子都是中共的小喽罗，是替死鬼。
他认为，中国真正的黑恶势力就是中共，只有根除了中共，才能有社会和民众的真正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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