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攻击“伟大领袖”残暴?(图)
五七”挡案

【看中国2015年04月29日讯】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李泽衡小传

李泽衡,祖籍广东,1936年出生于越南河内,三岁返回香港,后迁居云南昆明,就读教会学校上智中学。1950年求学于艺术师范,学习绘画中,毕业后,分配到云南人民出版社任美术编辑,创作过若干紧跟时局的宣传画、年画、插画,如:《把余粮卖给国家》《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保卫祖国、保卫边疆》、《幸福生活》、《毛主席会见云南少数民族》等。初出茅庐,不谙世事,更不懂政治,只知画画,敬业于编辑工作和倾心于美术高境界的追求。1957年毛泽东搞“阳谋”,发动反右,出版社以“单纯技术观点”、“不问政治”、“与党离心离德”为由划我为右派。宣布处分:“保留公职,撤职下放,监督生产。”说:“多则一年,少则半载即回社工作。”

1958年1月28日,遣送至弥勒东风农场。放牛、牧马、撑船、赶车、割草、砍树、搭棚、开荒、辟路、除厩、沤肥、挖水井、刨粪坑、挖鱼塘、抹土基、冲土墙、打炮眼、炸石头、修水坝、挖垡子、犁烂田、翻晒场、扛大粮……脚板戳满枯苦刺、脚跟开大裂口,用纳鞋底的针挑、用麻线缝合;肩膀化脓用破布垫;满肚子的蛔虫,不时从屁股眼里钻出半截;烂衣破裤里的虱子肥肥壮壮,都已习以为常。饥饿、生病、受伤,仍然要担负沉重的劳动,每月还要违心地写自我认罪的“查评”。忍受了这劳役之苦和精神折磨,至1960年初宣布摘掉右派帽子,但还必须继续留在集中营里。集中营里暴行肆虐,再生冤案无穷,1962年集中学习过程中,有人诬陷我和另外几个人组织“贝多芬反革命俱乐部”(他们实际要说的是匈牙利“裴多菲反革命俱乐部”),而被残酷批斗。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挂牌、游街、抹黑脸、戴尖帽、披麻布、架喷气式等污辱、摧残,九死一生。为避免遭到更大的伤害便逃跑,在人间地狱里挣扎,以摆地摊卖革命歌片、充当油漆工、建筑工为活路,和母亲艰难度日。抓回农场,被批判斗争。毛泽东死了,农场掌权者又捏造罪名,制造攻击华国锋的丑恶假案,折磨、伤害我又长达一年多,至今留下残疾。

1978年底虽作了“改正”,但原单位迫害我的人当权,以“出版社超编”为由,拒绝我回出版社。弥勒县主动接收我在县文化馆工作。在弥勒县工作的6年中,不断向文化部、国务院侨办上告。经有关部门通报云南人民出版社在落实政策中的卑劣行径后,1984年回出版社,工作、生活仍继续遭压制、迫害,而我仍兢兢业业地工作。曾先后经被评为县、州、省先进工作者,是摄影家、美术家等协会会员,曾任云南省越南归国华侨联谊会会长(10年),1997年退休。现今,厌于时兴活动,偶尔作画,深憾原本美好的事物,被私欲所践踏,以致扭曲、变形至毁灭,好在人世间尚存正气,倡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精神不会消亡。

杨世元小传

杨世元(原名杨世炫),男、1937年农历十二月初七出生于浙江处州府云和县,离县城约十华里的一个小山村----霞晓桥。

我家有十多亩田地,土改时划上地主成份,后来怕复查不够格,又加上“破产”二字,成了破产地主。爸爸37年毕业于杭州高级中学,当时抗日救国烽火正盛,投笔从戎考进了黄浦军校,抗战八年浴血奋战,1945年日冠投降以后,退伍还乡,从事商务经营。孰知镇反来临未免此劫。

在云和这个小县城,反右派的辨论会是57年的暑假开始的,7月中旬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政治学习,先进行肃反,许多老教师,捕的捕、判的判、最轻的戴上反革命帽子管制改造。我们学校就有一位叶正和老师,年龄不到四十岁,被追被逼得无地自容,在厕所里割脉自尽,残酷啊!到了8月中旬转入整风反右,没有鸣也没有放,也不开座谈会,就由那邦左崽子点名,点一个批一个,处理一个,头一个是小顺区的王芝健,据说揭发的右派言沦,性质严重,定性为“现行反革命”,逮捕法办。第二个是沈村中学的麻存芝,麻老师文学修养功底好,教了三年书,就写了四本儿童读物,取了一个笔名叫冬日,被无限上纲:冬天的太阳有温暖的阳光,人人喜爱,那毛泽东像太阳,阳光火热人们爱不爱?意思就是攻击伟大领袖残暴。他的家庭成份是地主,大哥在台湾,决定开除公职,下放农村监督劳动。

第三个点名批判就是我。说我假装积极骗取领导信任,混进共青团,为首组织右派集团,到处煽风点火。我一条都不承认,我接受不了,我想不通,我要申辩就说我反批判,几个左崽子赶上台来采取“强硬”措施,我吼叫着:“领导上宣布是辩论会,不是批斗会,为什么动手打人?”说时迟当时快,一个小学校长被我一掌从台上推了下去,当时我有玩命的劲头,台上的几个人呆住啦!会场上混乱地呼叫:打人啦!打人啦!突然一声哨子声,会议主持者终于开口了:今天是辩论会,要他自己捡查交代,看他认罪态度再做结论。今天会议暂时开到这里,散会。

三天批斗了三个人,两个定性做了处理,对我是留了一个尾巴,实际上,是“罪行”还未“编”好,让我听候处理,控制使用,又留下来教了一个学期。

我于1958年3月8号送劳动教养,在浙南的龙泉诃农场关了四年、浙北的长兴农场关了八年,是没有刑期的劳教犯、留场犯,过着非人生活,被苦役与饥饿折魔,熬到1969年11月被清理返回老家,事实上我己家破人亡,一贫如洗,一个列入另册贱民,求职无门,但我头恼里的文化知识,盗贼再狂暴也抢不走。我凭一张选民证,闯荡江湖,出卖苦力,做过木工、泥工、砌石工、砌砖工,钢筋工、木模工、修过公路、修过水厍、盖过房子,走遍了浙南闽北,渡过了十年的流浪生活。后来我勤学苦练学习绘制建筑施工图,在自学函授相结合的努力下,有关单位批准录用了我的图纸,我成了浙江驻闽工程处的总工程师,到78年右派安置改正时,我己经是工程专业的万元户,

1979年右派“改正”后,我被安排在云和县教育局,负责校含修建工作,1984年云和与景宁分县,我被调景宁县教育局分管校含工程与校办工厂,曾任景宁县校舍办公室、勤工俭学办公室、校办企业总公司副主任、主任、经理、总经理,直到1995年提前办理退休,同年底来到杭州,参与了杭州宋城的人造旅游景点的建设,还参与过萧山湘湖的杭州乐园、台州的东方太阳城等旅游景点的建没,退休后又干了十多年。如今我孤身一人,父母兄弟皆于我先去,我是断子绝孙的人。心中只有一个愿望:留下我们那段血和泪的遭遇,讨个说法,让历史后人去评述。

王铁生小传

王铁生,男,1927年1月生于上海,194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从1952年起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1992年退休。半个世纪来,发表并出版了有关经济学专业著作,译有论文及专着300多万字。在1957年发生的那场“阳谋”中,被打成了“极右分子”。我的所谓“罪状”是:污蔑肃反扩大化;攻击人民代表大会体制;赞赏林希翎以及同意储安平、葛佩琦的“反动”言论。

由于“罪孽深重”,我被判劳动教养5年半,曾作为一名饿死的劳教犯被抛入墓穴,却大难不死奇迹般地重回人间。其实与生命同等重要的我的年华岁月却永远永远地消逝了。不妨粗略算一笔最简单的账:从1958年(我31岁)2月,我被送往劳动教养开始,直到1979年(52岁)3月我重返人民大学时为止,这21年时光我是这样渡过的:5年半劳动教养;6年半强制就业;9年在一家合作小诊所打杂。试问人生能有几个21年?!何况从31岁至52岁的这21年又是人的一生中最富于创造能力的黄金年华!!

然而更有甚者,由于受我的株连,我的两个儿子都成了“黑五类”,长子受到无处不在的社会歧视与迫害的重压,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秉性聪颖,自幼酷爱数学,还在小学六年级时,即使在当时那样的恶劣环境下,就曾用平面几何证明(a+b)2=a2+b2+2ab而引起老师的赞叹。一棵本应幸福成长并有所作为的幼芽就这样被残酷地摧毁了。一项莫须有的“右派”罪名。毁灭了两代人的生活。多么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却又是实实在在、血迹斑斑,是野蛮残酷现实的写照!但愿这段疯狂、荒唐和阴暗的历史插曲,今后永远不再重演。有关我一生遭遇与不幸,详情请阅《血泪交响曲——我的“右派”生涯记实》一书。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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