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04月07日讯】很多人忘记了，或根本不知道，《基本法》最后咨询及其制定，所交叠的时间，正是六四之后的一个月，即八九年的七月份。那时候，香港人心力交瘁，而大家终于知道，《基本法》再好，也不能挡坦克。关于《基本法》，香港人的初衷是什么？当然跟梁振英说的彻底相反。因为，这部所谓小宪法，在其制定的最终阶段，已无可挽回地贴上了八九六四的黑色印记。事实上，香港人，从来没有允许。
1989年6月，天安门的枪声把香港人震撼得筋疲力竭，接着在七月，因六四而中断了的《基本法》最后阶段咨询又匆匆重新启动，延长数个月，而当日负责基本法咨询的正是今天特首梁振英。
很多人都不再提了，香港这本所谓小宪法，其实是屠城之后，香港人对政局彻底幻灭的情况下赶制而成的。因而，从历史角度看，90年代初通过的《基本法》，并没什么认受性可言。现在回想，历史既是无情又荒诞，1989年7月份，心力交瘁的香港人便要面对《基本法》最后咨询。若诚实回望这段过去，我们几可断言，《基本法》所铭刻的宪政秩序其实是生长在浮沙之上的。
六四后，《基本法》还剩下什么？
屠城之后，香港的信心危机加剧，不少人要求延迟原订于90年正式颁布的安排，以至质疑《基本法》的存在意义(注1)，甚或要求英国政府以香港的安全和自由作优先考虑，向香港人保证，不该在八年后强行将香港送到刽子手的手里(注2)。
但如你所料，类似的质疑和要求均不得要领。叫我印象深刻的倒是梁振英，在当时黑色而又悲痛的社会气氛下，他如常地效忠于一个失尽人心的政权，替主子重新启动《基本法》咨询，力促社会重返“正轨”，而那不过是屠杀后的一个多月而矣。
梁振英不甘后人，认为《基本法》颁布“宜早不宜迟”，他这样写道：
“如果我们同时考虑内地的局势，尤其是内地目前的局势，及内地未来几年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大家就会同意，基本法的颁布实在宜早不宜迟，基本法更是可有不可无。大家不妨想一下，如果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基本法的颁布日期无限押后，或者干脆取消基本法的制定，香港社会会有怎样反应？”(引自梁振英《六﹒四事件后的基本法咨询工作》，1989年8月14日明报)
也就是说，如果香港人不快些做好《基本法》，将来情况可能更坏。无疑，这是一种“靠吓”的心理战术。但这不能全怪梁振英，因当时的某些精英贤达(黄宏发、周梁淑怡和程介南等)，也鼓励市民做好《基本法》，所谓以理性务实的态度，草拟好这份中港关系的最终契约保证。更有怪论认为，香港既然是尊重法治的社会，所以不能放弃《基本法》。
然而，这也不是説，香港可以搞独立或什么的，但六四震撼力所割破的现实，是明摆着一道血红的历史缺口。真的很难想像，屠城才刚刚发生，而对中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重拾的半点幻想也彻底蒸发掉了，但社会上层的一众巫师们，却很快又再唸起理性务实的咒语，导引我们重返正轨，继续参与那一场明知是徒然的假咨询游戏。(注3)
六四后的《基本法》咨询，社会氛围有两个重点，一方面，香港社会已有共识，必须全面加快民主步伐，但同时间，人们不禁有个更根本的疑问：怎么能跟一个杀人政权订立政治契约呢？《基本法》能挡坦克吗？《基本法》还有什么意义？
事实是，民众对《基本法》咨询反应冷淡。根据当时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八成半受访者并无打算于10月底咨询完结之前，向咨询委员会提交任何意见。(注4)
但如你所料，在一片惶恐不安之下，颁布既没有延期，咨询还是重新启动。
从共识中力挽狂澜？
这段期间，香港并没有生长出一股能够将局面推倒重来的政治意志和现实力量。当时，主流政坛的政治贤达，又再力图影响咨询结果，他们积极在不同阵营间谋求较为民主化的“政制共识”。
这次，人们以共识之名，算是向中方施压，或表面上跟社会弥漫的无力感拔河。
当时，有两个方案较能反映出这种努力。
一是由殖民地政治精英(例如李鹏飞、邓莲如)提出的“两局共识方案”，该方案当时已经提出“2003年”普选立法会和行政长官的民主视野，并且受到不少支持(注5)；又或是，民主派及工商界人士一同协调出、相对保守的“四四二方案”：首届立法会的普选议席占“四成”，第二届是“六成”(天可怜见，在2013年的今时今日，立法会的直选比例，也不超过五成)。
值得一提是，以上两个方案有两点突破：首先是不同阵营的跨党派连合，像是上述民主派、工商界和两局议员，原本是“大缆都扯唔埋”，但他们因为六四而放下分歧(注6)；其次是，两个方案均是保守阵营有份参与并主张(如工商界和两局议员)，他们的取态都比之前走得更前。这折射出八九之后的社会心情，社会上下均要求“加快民主步伐”。
可是，这一切都无功而还，哪怕是如此温和的共识方案。最终出炉的所谓小宪法，跟以上的要求都有一段距离(注7)。
脱离香港的《基本法》
讽刺是，以上受到舆论关注的“共识方案”，大抵只是社会精英和贤达间的“共识”，它们到底有多大程度反映全体市民意愿，恐怕颇成疑问。有调查显示，很多巿民并不了解这些政制方案的内容(注8)。
再者，在这次最后咨询完结的前两天，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所收到的意见，仅占去年的百分之五，只三千多份(第一次公众咨询期有70000多份)。无可否认，这是个失败的咨询，正如一位评论者説道，六四后港人心死，基本法咨询已“无可无不可”。在此，看看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梁振英的回答，实在值得玩味。
不改厚脸皮本色的梁振英，对咨询反应表示满意，然后分别说了三个冷淡的理由，一是这次基本法草稿写得好，人民便无需表达意见；二，受六四影响；三，今次没有团体发起“一人一信运动”。
第一个是语言伪术，第二个是客观理由，但第三个则折射出更大的荒诞。梁振英所説的“一人一信运动”，就是在1988年第一次公众咨询期间，民主派收集的六万多份意见书(都是要求97年全面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机关则不少于半数直选产生)。也就是说，六四后的《基本法》脱离香港的程度，不单止市民反应冷淡，而且连群众运动式的一人一信运动也缺席，只余下民主精英间的协商和角力，纵穿然最终也不得要领
六四后，政治精英和团体走上协调和共识之路，而“九七普选”和全民投票(注9)等原初立场，都不再是重点。
历史怪胎
六四后，中方以快刀乱麻的方式再次启动《基本法》咨询，梁振英就语带恐吓地解释过：
“如果香港人放弃《基本法》咨询，在没有香港人参与的情况下，会给中国当权者一个藉囗，在《基本法》中加入一些不符合港人意愿的条文”，云云。
然而当时早已有评论予以揭穿，在一篇题为《不惩元凶——港人不参与基本法制订》，作者卢斯蒙建议将梁振英的话倒过来説也无不可：“在有香港人参与的情况下，会给中国当权者一个藉囗，强説制订出来的《基本法》已符合港人意愿，而实际上却不符合香港人要求民主的意识。”(14-06－1989)
这难道不是预言？！但至少当时的人仍然清色。
《基本法》定案后，一份民意调查显示，百份之五十五市民不满《基本法》，满意的只占百份之二十四(注11)。因而，愤怒立即爆发：罢课、焚烧《基本法》、港人信心降破六四低点（23-02-90《明报》）、狠批《基本法》的港方起草成员乃“橡皮图章”，余不一一。
可以说，若将《基本法》置回它的历史脉络，那么你就会知道，90年代通过的那一部小宪法，其实是脐带连系8964的又一历史怪胎。
(注1)例如，郑宇硕在一次访问谈到：“过往一向少人质疑的中英联合声明，如今已有人提出重写的论调：而基本法的价值也受到怀疑。”(20-08-1989，明报)
(注2)引自吴霭仪的《必须重新考虑联合声明》，1989年6月13日
(注3)去年《基本法》草案第一次公众咨询之后，人们信心尽失，因为中方漠视，民主派所提交的六万多份意见书，都是要求97年全面普选行政长官，立法机关则不少于半数直选产生，而自己弄出一个保守的双查方案，惹来假咨询的声讨。
(注4)仅有百分之一表示已向咨委会提交意见。同一调查表示，有八成受访者支持利用民意调查，选出最为港人接受的政制方案。此一民意调查受明报赞助及委托香港市场研究社进行，随机抽样选出五百四十一名市民做电话问卷调查。(29-09-1989，明报)
(注5)当时，不少区议会的投票议决结果、社区和学院的小型投票结果和民主派人仕，都表态支持《两局共识方案》。甚或，连坚持9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大律师公会也称“两局共识方案”“可取”。
(注6)保守派的取态比之前走得更前，同一时间，为了形成共识，一些民主派愿意折衷(如李柱铭和司徒华也表示过)，不再纯粹坚持“九七年立即普选行政长官”的单一立场，而考虑支持“两局共识方案”或“四四二方案”(18-09－89，明报)
(注7)现今的基本法，首届立法会只有33%直选，第二届才40%。
(注8)注4中的调查也指出，对于坊间各政制方案，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不明白；而对于九七年立法机关议席的直选比例，逾半受访者认为该占五成或以上。
(注9)六四之前，协调和共识之类的修辞，一直是中方的语言伪术，以之邉缘化时常“企硬”的民主派，要求民主派协调出不同阵营都接纳的方案。但民主派一直以全民投票回应协调的指控，协调不了就公决，就以公投方式一同到市民中去确定真正的共识。然而，六四后的协调路线，似乎是背离原初了。
(注10)1990年2月，基本法起草工作正式结束，明报社评引述了一项民调：“但同时，在政制模式是否能反映大多数民意这个问题上，认为‘不能反映’占百份之五十五，相对于认为可‘反映’的占百份之二十四”，相差成一倍。(1990年2月25日明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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