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演义》中，董卓是个地地道道的“暴发户”。

早年因“累有边功”，才做到了河东太守的位置上。想那西凉边陲，冰河铁马，寒江冷月，日子过得肯定不是很舒服。无奈，朝廷有令，不宣诏不得进京，因此董卓只能默默地过着他的“土财主”生活，坐等事变。直到后来黄巾起义爆发，这个大军阀才被召回京城做了一名“京官”。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穷人乍富，挺胸叠肚”。从边陲大漠进入繁华都市，董卓的确没有多少思想准备。但尽管如此，因手握重兵，董卓的势力是一天比一天壮大，很快就借助手中力量窃取了朝廷的最高权力。按说，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挟天子以令诸侯”，董卓最容易成事。但事实恰恰相反，时隔不久，这个尚未坐稳屁股的“窃国大盗”就在一片喊打声中结束了其悲惨而又龌龊的一生。来势之猛，去势之快，如昙花一现。那么，董卓最终不能成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以余愚见，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不识英雄。或许就是在西凉边陲呆得久了的缘故，董卓除了养成了一副傲慢残暴的性情之外，对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和审视。而以其一贯的脾气秉性，他当然不会明白，要取天下首要的是结纳人心、招揽人才。反观董卓，既没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也没有顺应历史潮流的相应举措，有的只是骨子里的“暴富心理”以及对天下人的不屑一顾。因此当被黄巾军杀败，又被刘备兄弟三人救下来的时候，董卓不是先表示谢意，而是先问“见居何职”，当听刘备说尚是“白身”的时候，马上就表现出了极大的轻慢和蔑视，不仅没有半句感谢的话，反而“不与赏赐”。想董卓从西凉至京城，也并非全然为勤王而来，心中的“小九九”定然也是有的。但今日面对百万军中将自己救出来的大英雄，不仅不施以恩德，笼络感情，反而不以为然，举止傲慢，最终与英雄失之交臂。这要换成曹操和刘备，见一个爱一个，无论如何都是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的。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纵观董卓一生，身边除了李儒、李肃和一个反水的吕布之外，竟然没有一个忠诚之士、可用之人，可见董卓在识人用人上是何等失败。

二是不得人心。按照一般的道理，初到京城，不摸底细，就应该低调处事，暗结人心，至少也应表面上规规矩矩的，以免给人留下谋反的口实，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但董卓显然不具备这样的素质，也没有这样的涵养。自入京城以来，是趾高气扬，骄横跋扈，以至于惹得丁原、袁绍等一班旧臣是一再反目。明着有人抗争，暗着有人算计，这样的局面要多危险有多危险。尽管此时董卓羽翼已丰，掌握实权，别人一时半会也奈何不了他。但种种迹象表明，事情的发展正一步步向着董卓不力的方向发展，尤其是自吕布反水、刺杀丁原之后，董卓更是有恃无恐，不顾众大臣的极力反对，废汉少帝，立陈留王，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更为可恶的是，董卓在窃取大权之后，是“每夜入宫，奸淫宫女，夜宿龙床，禁庭公主，尽皆淫之”。“时当二月，村民社赛，男女皆集，引军围住，尽皆杀之”，这种视皇族和百姓如草芥的暴徒作风哪里有一点救世主的样子。自古天怒难犯，民心难欺。不久，就惹得曹操冒险行刺。尽管没有成功，但由此而来的连锁反应却像是一根导火索，引得天下诸侯纷纷为之讨伐。董卓也因此将自己置于了火炉之上，灭亡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

三是鼠目寸光。自古以来，大凡胸怀天下之人，必将放眼四海，容纳万物。而董卓面对十八路诸侯的讨伐，仅靠一吕布左右抵挡。眼看京师不保，却盲信蛊惑之言，先烧长乐宫，继之迁都长安，并强迫居民数百万随迁，导致洛阳二百里内荒芜凋敝，无复人烟。到了此时已人心尽失，董卓却依然自我感觉良好。等各路诸侯相继散去，董卓认为天下已定，再没有了后顾之忧，不仅以“尚父”自居，而且出入“僭天子之仪仗”。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似乎也只有董卓能办得出来，想曹操那是何等之人，尚且没有取代汉献帝的勇气。更为可笑的是，董卓还差军士为自己修建了仓库，“囤积二十年粮食”，并“选民间美貌女子二十以下、十五以上者八百人，充为婢妾”，说什么“吾事成，当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养老”，头脑之简单可见一斑。若事成何须如此，事不成这些又岂能保住？如此的眼光决定了，董卓是无论如何都是成不了气候的。果然不久，王允暗中施以“美人计”，调拨其与吕布的关系，最终被吕布刺杀。

不怕虎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在《三国演义》中，如董卓这样粗鄙不堪、头脑简单的人不少，但真要像董卓如此愚蠢行径的却并不多。想来“一夜暴富”或是官位来的容易的人，智商大致如此。多行不义必自毙，这话应是颠扑不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