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和三权归一(图)


2015年 3月两会期间的天安门

【看中国2015年03月20日讯】每年三月,北京召开两会,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这是中国政府规模和等级最高的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大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立法机构,又是产生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最高权力机构。而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下的一个机构。

两会的热闹、隆重、庄严是全国人民熟悉的,却是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大国提供给十几亿国民的最大一件伪劣产品,是人类史上最假的国家制度设置。两会的名不符实,人人心知肚明,人们已经懒得评论了,谁还会花时间去对照宪法查究人大是否真的代表人民,由人民选举、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谁会相信政协是中国人民的多党协商?

但是,就像雾霾是一种现实,治理环境污染必须从现实出发;宪法和两会也是一种现实,未来的中国政治制度不论好坏也必须从现实出发。用这样的态度来看两会,就不难看出,半个多世纪前,设立两会的时候,是参照着西方三权分立的思路走的。

人大政协是模仿西方政治的产物

记得江泽民时代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在出访欧洲的时候,被问起全国政协是一个什么机构。这位政协主席为了让西方人容易理解,就说中国的政协就相当于英国的上议院、或者美国的参议院。这话当然不符合事实,因为政协没有西方两院制中上院的职能和权力,但是西方人把人大理解为议会是不困难的,同样都是立法机构,那么把政协比作和议会并立的上院,应该说是最接近的解释。但是,这位政协主席回国后为此受到江泽民的严厉批评,因为这种比喻的言下之意是,中国的人大和政协相当于三权分立中的立法权,而江泽民非常明确地坚持,中国不搞西方三权分立那一套。从此,“中国不搞三权分立”成为历届领导都要重申一遍的禁忌。

这一禁忌,十分可疑。历届中国领导在坚决地说出“中国不搞三权分立”的时候,从没有解释过,为什么不搞三权分立。历来的喉舌们在宣传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说清楚,为什么就不能搞三权分立。他们只会说,三权分立是西方政治制度,中国不搞西方那一套。可是,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的产物,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也不是中国本土的产物,中国怎么就搞得不亦乐乎了呢?而人大和政协,其实也不是中国的本土产物。共和以前,中国只有皇帝、丞相、五部尚书之类的机构,立宪及共和以后才模仿西方有了议会,而人大和政协显然也是模仿的产物,模仿的是西方的议会再加一点苏联的苏维埃。

这种模仿其实非常自然,那就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工。只要皇权不再,立法权和行政权必然会趋向分离。可见,不搞三权分立的理由是出于不搞西方那一套的说法,是纯粹的借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人大政协、国务院、法院等功能机构的设置上,“搞西方一套”一目了然。西方那一套,在形式上是已经搞了,搞了几十年。真正不搞、不愿搞、坚决不肯搞的是三权分立的实质:权力的制约。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腐败

国家权力必须分离,而且分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必须互相形成制约关系,才能避免国家堕落为专制暴政,篡夺人民的自由,这一思想在人类第一个真正的共和制大国——美国宪法中叙述得最为明确。从此以后,世界各国在走向共和体制,实行民主制度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都受到美国“三权分立、制约平衡”的影响,包括中华民国的体制。

两会、国务院、以及理论上是“独立办案”的法院,这样的制度设置说明,所谓不搞西方三权分立那一套的说法是心虚的,中国人在现代政治制度方面的创新能力基本上是零,一百多年来始终是跟在西方政治后面模仿。但是,中国政治中最坏的部分,权力的垄断却在中共统治期间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于是,发明了“在党的领导下”这样一种“三权分立而归一”的体制。当国家权力内部失去了机构性的制衡功能后,外部对权力的制约,即第四权力——新闻媒体的制约、社会团体的制约,必然被“一元化”的党权视为危险的颠覆力量,即“敌对势力”,变着法地予以打压。三权归一的体制,必然是一权独大,绝对的权力则绝对是要腐败的。当今中国反腐,为这一政治铁律提供了又一个实例。将来,即使习近平打尽了所有的老虎苍蝇,他和他自己的人,也必定会腐败。什么意识形态也避免不了不受制约的权力走向腐败的结局。

三月三日,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三次会议开幕,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报告中再次强调,绝不照搬外国政治模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政治的开明清廉,没戏。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从反腐中产生的新的腐败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动向》2015年3月号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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