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共的发展历程（3）—杀人正规化(图)
【看中国2015年03月08日讯】(接前文)
和地主之间的利益冲突虽然很多，但是因为地主普遍比农民能力强，因此农民对地主存在天然的敬畏。另外，中国农村的特点是人多地少，因此佃农为了获得更好的租用土地，对地主和乡绅表现的非常温顺。更重要的是，农村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地方政府（军阀）与民众的矛盾，因为军阀之间的战争消耗过大，尤其需要购买昂贵的军火，因此需要对民众征收各种捐税。在这样的情况下，地主（往往也是乡绅）带领农民，进行抗捐抗税活动，抵御政府（军阀）对于地方民众的过度盘剥，保障自身和农民的利益；二是宗族矛盾，不同宗族之间为了利益纷争，比如关于灌溉水源问题，经常引起大规模的宗族之间械斗。
不论民众与政府矛盾，还是宗族械斗，都是当地地主和乡绅将农民组织起来，共同与外部进行利益斗争。在这个时候，利益斗争主要限于利益范畴，即使大规模械斗，死人的情况也比较少。或者说，在军阀割据时期，人们主要考虑做事，人们通过做事来获得自己的利益。虽然政府与民众、宗族与宗族、地主乡绅与农民之间存在各种矛盾，但是都是围绕事情而起。当事情被解决，矛盾也变得相对缓和。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处于时而紧张，时而缓和的状态，但是大都因为对事不对人，因此人们的心态总体较为温和。从北伐开始，国民党/共产党开始将矛盾转移到人身上，整人开始笼罩社会，大规模的仇恨开始孕育和传播。
从澎湃开始，仇恨迅速开始转变成为世仇。国民党北伐后，共产农潮通过农村地痞流民，对地主批斗、甚至处死地主，消除农民对地主和乡绅的敬畏心理。而且，共产党通过引导农民批斗地主、分地主的土地，让农民改变温顺的状态，挺起腰杆和地主乡绅斗争。从这个时候开始，关于事情的利益问题，完全变成整人的你死我活。因为北伐的军官和官员大部分出身于地主、乡绅和富农家庭，当他们的家人被批斗、甚至被整死后比如，自然开始疯狂的报复。而像何健这样地主出身的军官，则调动整个军队对共产党的家人报复，包括毛和彭德怀家的祖坟都被刨掉。这样的结果是，人们从利益矛盾变成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而且流民因为完全没有了根，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到了彭湃控制的地区，社会民众之间已经完全变成暴力屠杀，胜利者对于失败者进行随意、全面和残忍屠杀。从整个社会的角度，主要矛盾从地主乡绅带领农民抵抗军阀（政府），变成军阀带领农民屠杀地主、乡绅和富农，也就是变成大规模的杀人。在屠杀过程中，很多地主和富农的家庭整体被屠杀，也就无法反抗。但是，澎湃领导的屠杀在扩大之后，就演变成宗族的屠杀。宗族因为规模大，因此很难被杀光。这些被屠杀者的宗族对屠杀者充满刻骨的仇恨，随时准备全面报复。这时候仇恨已经变成全社会的普遍现象，而且变成大规模的世仇，而仇恨导致的报复只需要等待时机。
仇恨的程度越深，报复的延续性越强、规模越大。利益之争属于短期效应，人们没有记忆得少，往往很快就会忘记；但是杀人的结果是仇恨，人们的记忆时间长，很难忘记。杀人的规模越大，人们之间的仇恨也越强。当被杀的人们的亲友为被杀之人报仇的生活，报复的时候行为往往也越狠。在彭湃被抓、并被处死后，似乎一切都已经结束。但是，到了将近40年后的文革时期，这种世仇终于借助造反的方式发泄出来。1966年6月19日，在几个中共海丰县委常委的支持下，华南农学院党委委员、水稻生态研究所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彭湃之子彭洪，从华农校园被拉回海丰批斗，9月1日被活活打死。彭湃96岁的彭母被称为地主婆、慈禧太后，日夜挨批斗，后来周赶快组织人保护起来。而身为海丰县委书记的彭洪被被某小学老师出身的造反派头头率人追杀，躲进深山后终于被搜出，当场就被砍掉了脑袋。为了宣泄仇恨，造反派们还将彭洪的人头裹起，让时任海丰县委副书记的彭洪妻子背着游街示众。彭洪妻回家打开后看到是丈夫的人头，精神崩溃，从此成了疯子。1967年8月26日，反彭进入高潮，5000多人携带机枪、冲锋枪、步枪进入海城镇，对彭湃的亲属、当年的战友及家属展开血腥镇压和长达半月的围剿，100多人被杀，800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多人被打伤。8月29日下午，彭湃侄儿彭科逃到郊外的将军帽山，一个姓洪的中年男人，听到彭科的名字，大声喊道："我要报仇！"举着篾刀，砍下彭科的头颅，挂在城东门的电线杆上，示众三天；彭湃的堂弟彭劲、彭湃的堂侄彭株等彭家亲属也相继被杀。文革结束后，习仲勋给彭湃平反，托辞是林彪四人帮针对周和叶剑英等人的反革命事件。不过，彭家后人并未要求严惩凶手，反倒一致认为要向前看，不应怨怨相报。但是，由于被屠杀者家属人数过多，而且因为陆海丰当地宗族关系，人们的记忆力很持久，因此未来是否还会出现报复行动，仍然很难说。
与澎湃放任手下屠杀的方式相比，毛则采取了更加正规的方式。从总体方式上，毛继承了彭湃的做法，不过更具有针对性的正规化改编。毛改编的方式党指挥枪，等于将当时乌合之众的共产党有效地重组。这种重组的结果是，中共的军队开始形成一个整体。从人体的角度，中共的军队模式开始成形。虽然周利用特科掌控了中共军队的神经系统，但是毛因为对整个系统的了解，最后能够获得中共的主导权。在具体方式上，毛并不滥杀，而是通过正规化的方式，在明确目的指导下进行杀人，因此没有像彭湃那样快速灭亡。
1929年9月9日，毛在湘东赣西领导秋收暴动。由于大多数是拼凑起来的土匪部队，在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下，遭遇很大损失-尤其是逃兵损失。毛指挥的军队人数从开始的5000多人，快速减少到不足1000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攻打长沙，而是向农村地区撤退。9月29日-10月3日，毛进行三湾改编，对剩下的人缩编，由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在缩编过程中，确立以党指挥枪、支部建连上（党对军队的深入控制）和官兵平等（士兵可以直接对军官提意见，军官权力很小）三大原则为代表一系列共产党对军队的系统控制措施，比国民党北伐军的苏式政治部建制更进一步。而且，通过军队中的党员士兵对军队的严密监控，将军队牢牢掌控在党的手中。
在党指挥枪的模式建立之后，毛指挥的军队从即将解体的情况下，重新组织起来。从军队的传统上，士兵们都听军队长官的命令。而毛则通过三大原则，将军队军官的权力削弱，并且通过党牢牢控制住整个军队。通过这样的方式，毛将已经动摇的第一师师长余洒渡的权力被架空，并且取消了其原有的军官队。随后，又阻止了第1团团长陈浩、团副韩庄剑、参谋长徐庶和第一营营长黄子吉等军队主要军官的逃跑行为。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上述三大原则的确立，可能就不是毛架空师长、处决这些逃跑军官，而是这些军官捉着毛去找国民党邀功请赏。可以说，通过这样的措施，中共的军队形成军官领导士兵、士兵监视军官、党组织掌控军队的严密组织格局，任何一个人都难以有效调动军队。如果军队长官不按照党的意图作战，也随时可能会被党罢免。由于毛创建根据地，以及毛建立的党指挥枪的模式，让当时攻打城市而惨败、几乎绝望的共产国际看到一线希望。所以，在朱德和毛会师后，当毛代表的党和德高望重的资深军人朱德代表的军队发生矛盾的时候，共产国际让朱德服从毛的领导。虽然在毛朱会师时，朱德带领的军队比毛的小股逃兵大得多、强得多，但是朱德只好委曲求全，全军按照毛的指挥办事。而且，随着主要苏区的规模扩大，毛的党指挥枪的模式得到复制和扩大。军队的作用是杀人，通过杀人的手段达到相应的目的。党指挥枪的意思是，党决定军队的方向，也就是决定杀什么人、如何杀人。从这个角度，毛和澎湃的关键差异在于，对杀人的掌控程度不同。澎湃鼓励和放纵手下杀人，毫无目的的滥杀；而毛的党指挥枪则将杀人正规化，或者说系统化、组织化和纪律化。对于在军队中，不愿意执行党命令的人，党指挥枪可以有效对这些人清除。杀人正规化意味着准确、高效、低成本（尤其是报复成本）地杀人。滥杀和杀人正规化之间的差异，决定了澎湃很快自取灭亡、后来整个家族被复仇；而毛则逐步发展壮大，最后成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代表，统治中国将近30年。（待续）
（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