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僧志南“杏花”诗(图)

“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这首诗写出了一个热爱生活的和尚观赏春光的喜悦心情。在《宋诗纪事》中,志南僧就留有这么一首诗,且还没有实质性的题目,只是借诗的形式题了一个不关意旨的诗题。然而就是这一首诗才使后人知其名,尤其是诗的后两句写二月天的轻柔凉美,生动而活脱,遂成为千古名句。

诗写的是二月天里的真切感受。苍拙古木林中,于岸边树阴之处停下小船,系上缆绳,然后登上河岸。“短篷”即小舟。此一句开篇,似乎气氛有些阴郁。古木浓阴,置身其中,四围不免充溢颓腐之气,还会使人想起有古木便会有悲鸟,“悲鸟号古木”,似乎已经是定势了的一种意象组合。然而诗僧却就此打住,只是“古木阴中”,点到为止,化腐朽为神奇,不偏不倚地撑出一只小船来,且不紧不慢,停停当当地系在岸边,悠悠之中,很有方寸。虽不是“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储光羲《钓鱼湾》)般的旖旎与幽丽,但却也别有一种清凉幽静的美感,系舟后,诗僧拄著藜杖,踏上小桥,奔桥东而去,古木斑驳,水流,似乎能听到诗僧拄藜杖系板桥的笃笃之声;身影萧疏,一步步,隐入了桥东那另一个世界里。“杖藜”即为拐杖。宋代秦观《宁浦书事》诗之五曾有“身与杖藜为二,对月和影成三”句,将杖藜和自身来了一个意识的平等,互为依托。

志南此诗更绝,杖藜在他意识中已远没有了“我扶”之作用,也没有“互扶”之作用,倒是反过来了,是“杖藜扶我”,诗僧自己成了不是杖藜的的杖藜,这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志南此说才正和常道。在平常人看来,拐杖是人扶著走路的,可正是靠人扶,拐杖才成为拐杖,如没有了人,拐杖何以得立,人可以不扶杖,但杖必须得扶人。因此,不是人扶杖藜,而是杖藜扶人,自然便是“杖藜扶我过桥东”了。禅者的观物模式,表面看去有悖逻辑和常理,但正是这种反常,才构成了神诗的奇趣,最终又归合常道。这其中,是深契事理的,只不过是比常人更深入一层,更有曲折之感。这就是禅家所说的“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的意蕴与真谛。

在带着节奏的“笃笃”声中,杖藜扶著诗僧从桥西来到了桥东。桥东桥西,似乎给人两个世界之感,那边还是古木垂垂,浓阴郁郁,而这边却是杏花春雨,杨柳和风。“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两句是说在二月天里,沾人衣服直要潮湿的,是那杏花开时常下的杏花雨;吹人脸面而不觉寒冷的,是那杨柳树中吹来的杨柳风。“杏花雨”是指清明时节杏花盛开,细雨润泽的景象。“欲湿”是似湿未湿,欲扰犹湿,湿而不沾,沾而不淋的若即若离的状态。这正是杏花雨带给人轻梦一般的惬意和融洽。更兼那使柳丝依依,轻柔和煦,吹在脸上凉美而不寒冷的二月春风,真正构成了一个如诗如梦的境界。人置其中,看如烟杏花,如线杨柳;感如酥细雨,如丝和风,也正如蝉翼纱幕之后,欣赏明眸流睇之美,表达了对大自然的一种特殊感情。

宋人赵与虤《娱书堂诗话》卷上载︰“僧志南能诗,朱文公尝跋其卷云︰南诗清丽有余,格力闲暇,无蔬气。如云︰“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予深爱之。”朱熹能为其诗作跋,在当时实属不易,于此也可看出志南诗在当时的影响。朱熹以这首〈绝句〉为例,说其诗“无蔬气”。宋人论僧诗,“无蔬笋气”似乎是最高境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五十七引《西清诗话》云︰“东坡言僧诗要无蔬气,固诗人龟鉴。”就是说僧诗要具清拨之韵,有本分家风,水边林下气象。看来志南此诗颇合标准,才赢得凡事讲究标准的朱熹的称扬。

实际上,有无“蔬笋气”并不见得是论僧诗的最高标准。僧也罢,俗也罢,在诗之真谛上并没有截然界限,“真诗人必不失僧侣心,真僧侣亦必有诗人心。”(钱钟书《谈艺录》八八引法兰西白瑞蒙《诗醇》语)志南此诗被人称赏,主要还是于平常景物中写出了一种诗趣,或是禅趣。那种桥东桥西的不同境界,那种“枝藜扶我”的反常合道,那种杏花雨、杨柳风的柔美清丽,既是平常的,又是满含诗味的。诚如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所说︰“平常非即惯常。譬如人莫不饮食,而知味者则鲜。凝神忘我而自觉,则未忘我也;及事过境迁,亡逋莫追,勉强揣摹,十不得一。微茫渺忽,言语道穷,故每行而不能知,知而不能言,不知其然而然。”同是平常景,不同的人便会有不同的“言”,取得不同的审美斩获。成佛成魔一念间,志南留下一首好诗,正是他桥东到桥西知其然而然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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