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02月10日讯】一直想分享在cctv的那段日子，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机构的情况，虽然我只是在综艺频道工作，但多少折射到这个机器下的某些人事，太多细碎的事和话，未能尽录，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特别的经历。
抵埗
刚抵埗北京，中央电视台的职员便告知我被安排到综艺频道实习，确实的栏目则未定。坦白说，当时我感到非常失望，因为我原本申请的是新闻频道，亦一心抱着观察内地新闻运作的目标来到北京，对于被分派到综艺频道这个安排，实在是始料不及。后来，我被分派到一个综艺栏目担任导演助理，主要跟随节目导演组工作。
由于我与另一位来自树仁新传的同学，对于分配频道的安排都非常失望，因此我们多番与人力资源部沟通，希望可以调换频道。起初中央电视台方并不允许调换申请，理由是我们不熟悉内地事务，以及新闻频道位处“新台”，怕我们长途跋涉会有危险等。后来，港澳办人员介入周旋，中央电视台终于答应将我们调派到〈中文国际频道〉。然而，人事部解释进入“新台”的手续严谨，必须要经领导审批才可取得入台证，需时甚久，着我们耐心等待。最后，我们等到实习完结的那天，都未获批该入台证，换言之我便在综艺频道完成了两个月的实习期。
这趟申请调配频道的风波，虽看似与实习经验无关，却侧面折射出内地媒体运作的作风：
第一，安全监察极其严密。任何人要进入电视台范围必须持有入台证，而入台证的申请手续非常繁复，需经多重审批，包括申报详细个人资料、撰写入台报告、领导逐一批核等。加以，电视台入口有个武警把守，逐一查证进出人士，没有入台证的人是绝对不可能进内的。
第二，不信任外地新闻实习生。申请过程中，人事部人员一直推搪说不能调动，理由是怕我地长途跋涉会有危险，故不希望将我们安排到位于新台的新闻频道。但事实上，新台与我所住的宿舍之间，只是半小时的地铁车程，而且中途无需转车即可直达，可见其“担心”是不合理的。我们推测，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来自香港，故不便进入新闻部工作。后来我跟一位同事谈到这个问题，他亦爽快地说：“算了吧，以你的身份是不可能进入新闻部的，中央电视台有太多秘密了。”
第三，行政系统僵化。我们多次向人事部职员提出调配部门的意愿，但对方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推塘和拖延，并没诚意进行沟通。直至后来港澳办介入，事情才有转机。
这次可说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内地媒体的严密与封闭，内地政府的确是极其小心地保护国内媒体，行外人是不可能接触到内部的资讯，甚至连踏足电视台范围亦不可能。至于对频道的安排，我虽然失望，但是后来慢慢想清楚，又觉得即使处于综艺频道，我仍然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这个媒体的生态和运作，于是我便慢慢开始投入和尝试享受我的工作。
我与同事的对话数则
我与北京同事的交流，绝大部分停留于闲聊的层次，例如他们经常问我香港有什么必去的景点、必吃的地道小食等。然而，有几次的对话令我记忆深刻，虽然都十分简短，但足以反映他们的一些价值观。
第一次，是我与栏目总编辑的极简短谈话，那天是我工作的第一天，对话如下：
总编辑：“你是读什么的？”
我：“我是读新闻的。”
总编辑：“那你为什么会来综艺频道呢？”
我：“这是中央电视台安排的，我原来申请的是新闻频道。”
总编辑：“在内地做新闻跟香港很不一样啊，内地太多东西不能说了。”
他说最后一句话时，语气很理所当然，但脸上带有几分无奈。后来我从另外一名实习生口中得知，原来他也是大学读新闻出身的，后来辗转来到综艺频道，但并不喜欢中央电视台的工作方式，最近萌生去意。实习朋友说：“我感觉到老师（总编）也曾经是个有理想的人，但是在内地做新闻太难了，他也没办法，只好一直待在综艺频道。”
第二次，是我与一位女同事的对话。由于她的丈夫是台湾人，因此她的思想比较开明，政治触觉亦比较灵敏。有一天，她突然问我有关占领中环的事：
女同事：“香港人是要搞占领中环吗？为什么呢？”
我：“对啊，因为我们要争取普选，而且中央政府在回归时就答应了香港人要‘民主回归’嘛。”
女同事：“但你觉得有可能成功吗？”
我：“成功的机会很渺小，但也要试试。现在回想，‘一国两制’根本就是个圈套。”
女同事：“本来就是圈套嘛，怎么你们现在才知道呢？香港很快就会变成内地那样的。”
她说最后一句话事的语气是带点可惜的，仿佛在感叹港人的天真，竟然中了中国政府的骗局。我不知如何回应，原来内地人对一国两制的“阳谋”，看得比大部分港人还要通透。
第三次，是与一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实习生的对话。对话发生在节目录影现场，那天刚巧请了两位新彊的小朋友演出，一位土生土长的北京同事突然说：“我最讨厌新彊人！”在场的人大概都猜想到是由于新彊的连串骚动所致，没有人作声回应。
然后，我跟那位实习同学开始聊起新彊，然后再谈到台湾和香港。因为她在美国留学了六年，所以思想比较开明，亦颇清楚港台发生的事。当我提到香港近年的情况时，她的回应与那位女同事一样：“一国两制根本就是个骗局。”然后她提到占中：“那是没有可能成功的，对共产党来说香港只是个小地方，不管你怎么搞、怎么闹，它都不会理你的。你看，新彊和西藏闹成这样，不也是老样子吗？”她说内地人普遍的态度都是：“香港人要闹就闹吧，反正也闹不出什么来！”我不知道这是事实，抑或是一种民众的错觉，仿佛香港是一个不值得关心的课题。最后她反问：“你真的觉得占中会成功吗？”我一时语塞，只能回答：“就算不会成功，也至少有努力争取过，总会有一点点效果的。”
最后，是与一位内地新闻实习生的对话。她说，原本她的志愿是当记者，所以当初才会选择新闻系，但后来发现在内地做“新闻”有太多制肘，几乎是不可能的。我问她：“难道你当初不知道内地的新闻业是这样的吗？”她说：“我知道，可是我不相信啊！人就是犯贱，总要见识过才会死心。”我问她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她说她想做休闲杂志的记者。虽然很可惜，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为新闻系学生，我又能怪她什么呢？
工作和观察
两个月的实习期里，我都是在同一个栏目组中渡过的。这个节目的主要性质是“向艺术家致敬”，其实即是邀请一些有名的歌手、演员上台到场表演，再搭配一些新晋艺人、表演者或“具启发性的普通人”（即是某励志故事的主人公），从而达到新人向旧人致敬，以及娱乐观众的目的。栏目组共有八位导演，包括一位总编辑，另外还有其他工作人员共十多名；节目每月录影一次，每次录制六至七集，每位导演负责一至两集，每月录影期为三至四日。
因此，除左那几天的录影期之外，其余时间我都是留在办公室，主要工作是跟随导演开会，商讨嘉宾选角和节目安排。总编辑安排一位年轻导演作为我的实习导师，由她为我安排工作。然而，由于我不太熟悉内地艺人和内地节目模式，因此起初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处于一个被动的观察角色，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节目的要求和团队运作。
我发现，导演们每星期只有两至三天会待在办公室，其余时间便会留在家中构思节目内容和联络嘉宾，只有开会的日子才会回办公室，向总编辑报告他们的构思和进度。当导演们回来开会时，我便会坐在一边仔细观察，慢慢我发现他们请来节目的嘉宾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位，而且都有一些共通点：所有嘉宾必须“政治正确”、超过一半以上的所谓艺术家都是共产党员、节目中唱的歌都是我们口中所说的“红歌”……因此，可以选择的人真的非常有限，难怪节目收视持续下降，因为根本没有新鲜感，节目模式又那么单一，又如何能吸引观众呢？一位导演曾经抱怨道做节目真的很难，他说：“为什么一个国家电视台，那么多人都不能用呢？”其实他和其他人一样，心底里都知道答案，但还是忍不住抱怨。
后来，当我渐熟悉情况后，导演开始安排我上网找一些艺人的资料和构思访问内容，过程其实是颇吃力的，因为我要在极短时间内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起底”，然后再构思他／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呈现角度。在我上网搜索那些艺人的过程中，我更加深深感受到内容审查对于节目创作的影响有多大，因为任我在百度上反复翻查，“合规格”的艺人实在少之又少，尤其内地那些“德高望重”的艺术家绝大部分都是有共产党背景的，作品中亦渗透了极多歌颂政权的内容。那时侯，其实我的心挣扎得很厉害，因为我不愿成为宣传政权的工具，但偏偏我的工作岗位又要求我这样做，那些我最不情愿看到的内容，正正是电视台最渴求的。后来，我仍是坚持了那条不可跨越的原则，同时做了一些折衷：一、我尽量推荐那些有名气、内地官方可接受，但与政权关系不那么密切的艺人。二、我推荐一些与政权关系密切的艺人，但是发掘他们非政治化的一面作为节目呈现角度，例如他们与家人的关系。
除了节目选材外，另外一个使我印象最深刻的观察，便是同事的工作气氛和态度。来中央电视台之前，我本以为那里的工作环境是极之严格和高压的，但是我观察到的情况恰好相反。我发现他们的工作态度颇为懒散随意，而且心态轻松，并不如想像中蹦紧，可体现于以下几点：
一、录影完后的一个星期，导演们都不会回办公室。
二、导演组不在办公室的时侯，其他人几乎没什么工作可以做，因此他们会找活动来消磨时间，例如上网看娱乐新闻、看小说、玩“斗地主”等。
三、他们每个星期四下午，都会去附近的室内运动场打羽毛球，费用由单位支付。做完运动后会提早解散，各自回家。
四、节目的收视一直下滑，频道主管提出若情况持续，便会停播节目。但是，他们对此好像不甚在意，只是开了一次会商讨对策，但是仍然沿用旧有节目模式。
五、电视台对实习生没有一套完整的训练计划，只是很随心地安排工作内容。而且实习生人数似乎没有上限，在我实习的两个月内，便先后来了五个实习生，但都是投闲置散、没有工作。
我思索了好一阵子，认为造成以上情况的原因有三：第一，因为这是综艺频道，而且《》不是重点节目，因此工作压力较小。第二，由于一个月只录一次影，所以工作编排不算紧密，较为轻松。第三，工作地点的因素。这里要补充一下，其实《》的办公室并不在中央电视台的范围内，而是位于台址旁边的“梅地亚中心”，进出无需出示入台证，保安相对宽松得多。
由此可见，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的组织工作并不如想像中严谨，甚至可以说散漫和不思进取，但是大多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只要完成自己岗位的工作就可以了，不求改善节目质素。对于实习生，正如上面提及，电视台根本没有一套训练机制，只是随心安排一些很琐碎的工作，例如上网找嘉宾照片、帮忙下载电影片段、冲咖啡等，说真的，能从中学习的空间很小。加上，实习生人数不设限，而且没有一套官方的收生机制，我与另外三个实习生聊天时，才发现他们都是依靠人际关系而得以进台工作的，而且没有签下任何合约之类的文件，人事部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我对这种“潜规则”感到十分吃惊，虽早有听闻内地工作极倚重人际关系，但亲身见证时又是另一种滋味，两个月的暑期内，一个总共只有二十多人的栏目，竟然先后请了五个实习生，由他们对实习生投闲置散的作风可以看出，其实栏目根本不需要这些实习生。
当我意识到这个现实后，灰心了好一阵子，因为我预视到自己将被投闲置散的事实。然而，我不甘心这样浪费两个月的时间，于是我意识到自己必须极之主动地学习，甚至要厚面皮地争取工作机会。虽然总编辑安排了一位导演作为我的导师，但其实那位导演为我安排的工作少之又少，尤其是开头的几个星期里，她都只是叫我观察导演们开会的情况，即使去到后来她叫我搜集嘉宾资料，但工作安排都不多。于是，后来我主动要求为导演构思专场的嘉宾人选，向她解释每个人物的可看点，并构想整集节目的流程。我又提出帮她剪辑现场录影的片子，她开始也很惊讶，因为实习生极少会接触到这些后期制作，但是最后也愿意给予我这个机会，耐心地向我解释影片的要求。最后，我也终于有属于自己的作品可以留作纪念，我很感激这位导演。
在剪辑节目片子的过程中，我再一次感受到内地严谨的节目审查。一位专责于影片剪辑的年轻同事告诉我：“这（剪片）没有你想像中那么简单，尤其你是从香港来的，判断不到哪些东西要、哪些不能要。”听了他的话后，我怀着战竞的心情开始投入剪片，幸好我剪的那期节目的内容比较轻松，嘉宾的背景也比较简单，因此剪辑过程尚算顺利。唯一教我印象深刻的，是导演看了我的初稿后，要求我将一段嘉宾提及辛亥革命的说辞剪掉，可能任何有推翻政权意识的东西对内地而言都太过敏感，连国父带领的“革命”亦不例外。
反思
一直以来，对于中央电视台的立场和报导手法早有听闻，当初我亦是抱着“观察者”的心态来到北京的，希望可以深入这个作为国家最大喉舌的机构，观察它的内部运作。虽然最后我未能如愿进入新闻部门，但是从综艺频道的经验里，多少也折射到这个系统下的媒体的限制，因此这个经验仍然相当难忘。
我清楚记得，在实习第一天，刚好碰上综艺频道主管与该节目组开会的日子，开会的目的是要检讨日渐下滑的收视。会议中，剧组的导演和工作人员提出很多内容上的限制对节目收视的影响，例如很多当红的嘉宾都因为各种理由而不能采用，又或者节目的风格太过拘谨和形式化等。然而，领导并没有正面地回应剧组人员的意见，只是一直强调电视台对于节目制作有严格的规定，不能随意改动。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会议尾声中说的一席话，他说：“既然今天有香港的同胞（指我）在，那我就说直白点。你们要记住，我们是宣传共产党的，不是搞艺术的，所有对共产党不利的东西都不可能播出。”虽然一直都知道中央电视台的“守则”如何，但亲耳听到时，那种赤裸仍令我感得异常震撼。事实上，后来的工作和观察中也印证了这个“使命”，所有节目内容安排都非常“政治正确”。
回到香港后，很多人问我在是次北京实习中学到什么，我的回答都是：要视乎你怎样定义“学习”，说真的，其实在实际工作经验上，学到的真的不多；然而，在工作的观察中，我的确感受到很多。最重要的得着，是这次的经历令我更加珍惜香港的媒体自由（相对地），因为我真切地感受到一个资讯被封锁的国度是多么恐怖，而当传媒成为政权的宣传工具，又是多么令人心寒。
后话：北京的上访者
虽然我不在中央电视台内工作，但是每天上班都会经过电视台东门的入口。实习的两个月里，每天我都看见一些来自内地不同城市的上访者，在门外求见央视领导，希望中央能正视他们的冤情。其中一位妇人用花布蒙面，手拿着申诉的纸板，每天早上都站在东门入口，直至我离开那天，她仍旧在那。又有一个身穿小丑服的男人，同样写着写满冤情的纸板，任由路过的途人围观，但只出现了数天就没有再见到他了。甚至有位带着女儿的父亲，在央视门外搭起帐蓬，显示非要与央视领导人见面的决心，同样地，这对父女只出现了数天。还有很多不同的上访者，趁央视员工上班和下班的时侯，静坐在门外的行人路上，希望能得到传媒的注视、为他们申冤。
我曾经主动与一位来自天津上访者交谈，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在天津被一辆车撞死，报案时发现原来涉事司机是公安局干部的儿子，非但入罪失败，而且还恐吓他和家人噤声。他的母亲不服，来到中央电视台门外申冤，但是待了两个星期都没有人理会，后来更被天津政府捉去强制拘留，下落不明。于是，他决定接替母亲到央视报案、求见记者，将事件曝光，还双亲公道。我问他打算留守多久，他说：“等到中央电视台的人来见我。”我听后很难过，因为我知道央视不会理会他，可能他的下场亦与母亲一样，被公安抓回天津，面对不敢想像的刑罚。
这时，两位同事刚好经过，二话不说将我拉走，其中一位女孩说：“你不要跟那些人聊天！他们都是疯子，从各地来到北京讨便宜，要是让他知道你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一定会纒着你不放，你的麻烦就大了！”我突然被拉走，还未来得及反应，她的这番话的确让我犹豫了，我追问：“那如果是真的呢？中央电视台都不会管吗？”她回答道：“不会理他们的，每天都那么多人（上访），中央电视台管得了多少？管了一个，就会有更多人跑过来。”我没有回应，因为我明白我说什么都不能改变她的想法，“正义”、“人权”、“法治”等词语在我们之间都只是空洞的沟通符号，她不会理解我对这些价值的坚持，因为她一直以来都被禁止拥有这些意识。我继续发问：“那中央电视台就一直让他们待在那儿？”她说：“如果他们不闹事的话，就不会管他们，就让他们待着。”我有点意外，一直以为央视会驱赶上访者，但原来对上访者视而不见，才是它一直以来的策略。
我们走着走着，发现那位上访者追了过来，他把几张写满冤情的单张塞到我手中，嘱咐我要把他的情况告诉更多人。我接过他的单张，除了说几声“好的好的”之外，也不知还能安慰他什么，只是感到很心酸。电视台大楼永远守卫森严，大门前的民警没有表情，进出的人们也没有表情，没有人敢为这群上访者驻足半步。至于我，作为这个机器下的一个小小的实习生，除了将那位上访者的故事带回香港、告诉更多人，也不知能为他做些什么，但愿他与他的母亲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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