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刘血花的白日梦(图)

2015-01-19 23:53 作者:刘血花

【看中国2015年01月19日讯】编者按：本网站专栏作家、81岁的老作家铁流先生，9月13日在北京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中共警方带走并遭非法刑事拘留，现已被转送到成都关押。1957年他曾被中共划为右派遭劳改关押，蒙冤受屈长达23年。铁流先生也是本网站《往事微痕》栏目的创始人与主要撰稿人之一，《往事微痕》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铁流先生以及《往事微痕》此前投稿给本站的部份文章整理后陆续重新发表，以飨读者。

我出生在1938年，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战火纷飞，血流成河，那正是血沃中华的年代。父亲是医生，奔赴抗战前线抢救伤员。人民在牺牲，花儿仍要开放，那天父亲刚看完苏联电影“战地之花”，回来我就出生了。血花就成了我的名字。现在人不能理解怎么用如此凶煞的名字。

父亲为我取这个名字，可见他的出格。而血与花就是美与丑，乐与悲，善与恶，交替融会于我的一生。

我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父母离婚）的。没有母爱的我，只能在自然中寻找爱和美。人们对孩子的教育往往是歌曲，歌中的词加上美妙的曲就足以让孩子一生受用。小时候有一首歌“飞飞飞，飞到花园里，这里的景致真美丽，有红花铺的床给我们休息，有绿草织的毯给我们游戏。”我经常一个人在山野里跟随蝴蝶翩翩起舞,看见一角绿草地就想象是一片无际的绿毯；几朵花儿，就想象是花的海洋。这些景致在我脑海中不断提升，变成我的天堂。追着蝴蝶飞舞也就成了我第一个梦。

我梦想要成为舞蹈家。中学时，我担任一班少先队的辅导员，有一次上级要我动员一下队员，报考上海舞蹈学校，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心事。我问遍了队员，竟没有一个愿意报名。我很纳闷，怎么没有人报名呢？当我向上级汇报时说：“没有人报名，只有一个例外”。“谁”？当时我很难为情地轻轻地说：“我”。他们都笑了，说我的年龄已超过标准（要求13岁以下，而我已经15岁了）。当时我那么地羞愧，好像自己是50岁的人想学舞一样荒唐。（后来我真的50岁学舞），这二岁之差，像无情的棍棒一下子打碎了我的梦。

在1953年上海市第一届体操比赛中，我获得自由体操亚军，其实我动作的难度不大，只不过优美的舞蹈震动了评委而已，从此我跟体育结上了缘。

因为弹跳好，我被上海跳水教练看中，在大学生跳水比赛中得了名次，为此，在空中飞燕展翅就常在我梦中出现。，我64岁时，在四川洞穴中施工，不慎跌入深渊，当时不由自主的下意识的展了两次飞燕式，都未到底，到底后，一个滚翻落地，断了13根肋骨，没有死，这不能不是一次奇迹。

第二个梦是弹钢琴，我们班有一个会弹钢琴的同学，名叫沈旋，我生平第一次演出是她教我们跳的“半个月亮爬上来”，这首歌曲中美丽的半个月亮永远留在我心中。她是学校的佼佼者，现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任博导。很长时间我都以钢琴区分人，从不以衣着。因为沈旋就是一个衣着极普通的人，而音乐天赋极高。他们家姐弟6人，就有5人学音乐，可以开家庭音乐会。她是我的偶像，可惜我偏偏是个五音不全的人。

高中时，由别的学校转来一个男生——陈维杭，他在我们班好象鹤立鸡群一样，那么清高、潇洒、会弹钢琴，我对钢琴一直有一种无言的崇敬。

有一次陈维杭邀请我到他家，并为我弹了一曲莫扎特的小步舞曲。听到琴声那么美，像海浪，一浪一浪地冲洗我的心灵，我好像被架空在美丽的音乐的太空飘游。我想世界上还有什么像音乐这样的美？我回到家偷偷地用纸画了一幅琴键，在纸上练弹钢琴，心中默默地念着声音。这个梦苦苦纠缠了我三年高中时光，我家离他家不远，我每天都看见他的家，房子里有钢琴，房子和人都因为钢琴而变得无比美丽，这是一个中学生的初恋。

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四妹，她名叫曾兆惠。我和她是小学的同学了。她是真正的贵族子女。她家从清朝开始。就有8个海军要员，叔祖曾参加甲午战争，她爸爸是海军司令。她很喜欢我，是因为我身上的野性，那正是贵族孩子所缺少的，而她的幽默，是女孩子中绝无仅有的财富。她胆小得像公主一样，不仅怕老鼠，还怕苍蝇、怕蟑螂，可她竟给蟑螂取可爱的浑名，——“郎郎”。有一次她洗澡，突然发现一个蟑螂，如同看见杀手一样赤身裸体地奔出浴室，口中大喊“郎郎来了”把家人吓的不知所措，她这么惊慌，却不忘记顽皮！

有一次她来桂林看我，走时顺便问我，她爱人让她在桂林买一种药材——蛤蚧，她问我蛤蚧是什么？我说像四脚蛇一样的东西。她吓坏了，说不要、不要。我说你回去如何交待。她说有办法：我一回去就扑在他前上说，你要的东西带回来了，我就是蛤蚧。

长大后，我们常通讯，她常在信写完后附上一段玩笑：“最近我电了头发，照镜子时发现自己很像十八世纪俄国的男人。”“最近我胖了，头小腹大，活脱一只澳洲袋鼠”“春节快到了，人们都英勇的杀进菜市场，我也抖擞起精神向前冲，但到了阵地前面，却又畏于敌众，落荒而逃。”

1960年困难时，她告诉我，一次在建筑工地劳动，午餐时，见一个人手拿着2个馒头，一边走一边吃，随着喉结的一上一下，脸上露出一种满意的神情。她自嘲地说，我竟为那一上一下的喉结而滴下几滴泪水。一次她对我说，看见北京街上，常有人群围着争买臭哄哄的旧鞋子，感到十分悲凉。其实我也常想去看看，有否好一点的可以买。四妹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她太敏感，以致她很难在这种社会生存。她的不能同流合污是她一生中痛苦的根源，她学的专业是德语。不论她的业务如何出类拔萃，她的家庭（父亲被划作右派）决定她不可能太多地接触外宾。有一次因为翻译病了才让她临时上阵，一会儿工夫，她就让德国专家捧腹大笑。她是如何让外国人如此开怀的呢？可能他们第一次知道中国女人也有幽默吧！

四妹很喜欢模仿地方语言，那惟妙惟肖的声调，真不像女孩子能有的天赋。她不仅一口纯正的北京话，上海话、福建话（她是福建人）广东话。德语更是她的专业，她还拾来丈夫的法语。四妹虽然学外语，但她的古典诗词却是上天对她的厚爱，使她的诗词有极高的品味，如她在1976年的百字令“追梦”——“少年抱负，驾高鹏凌碧，收星拿月。九万里风云怒卷，一笑犹驱飞越。舞雪弓刀，生春笔墨，豪气倾人杰。胸存沧海，巨涛狂勇崩裂。不信梦去无踪，万般寻觅，唯有秋声咽。起看芳林寥寒满尽，满眼红枫如血，梦兮归来，归来伴我，不与青春别！一腔心志，岂甘从此销歇。”她的诗词大有其浴血奋战的祖辈之风，四妹看上去是纤弱的女子，而骨髓里却是刚烈的。我父亲十分喜欢四妹，说她是第二个李清照。

四妹的古诗词的光彩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她被中央戏剧学院招聘教古典诗词。她的课总是笑声满堂，许多留学生专等着上她的课。她是这样吸引人。我想唐明皇被杨贵妃吸引，可能并不完全在姿色，她也必有四妹这样的诙谐幽默。有次我和她说，我们老时可以相伴生活，她立即说那怎么行，到时两个老太婆对着相骂。四妹对我的影响可以说不仅仅文学的熏陶，而且是给了我一双观察生活特有的眼睛。

每当我们一起出外玩，她总能在所见过的人和事中发现可笑的故事。朋友都喜欢她，只要她在，总能发现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美。有时我们两人一同回忆在上海看小人书的事，小人书中人物对话都是在说话者的头上方用文字标示，决不会张冠李戴。四妹说最有趣的是一个人，手举着杯子，仰着头，张开嘴喝水，在头上方加一句“咕、咕、咕”。顿时，我们两人笑得前伏后仰。多少年过去了，每想起被四妹那无孔不入的幽默所引发的欢愉仍能绽放笑颜。我真想对四妹说：“世上与侬有几人”。我身上所有的东西，并非来自我和家庭，是来自我的同学。当然也要感谢我父亲，将我们带到上海，否则也不可能有这样高素质的同学。后我与她合作创作科教片“花”。（另文）

1956年高中毕业，我考取北京林业大学园林专业，陈维杭考上北大物理系，在上海火车站我们挥手告别亲友时，心里是多么的急不可待。

谁又会想到？在那里等着我们的是史无前例的反右运动。

当时我18岁，反右时我们班正在北京西山实习测量，没赶上反右，应该是我的运气。可是回到学校，校方要我们补课，当时反右声势已经铺天盖地。补课，就是要大家对反右运动谈谈自己的看法，当时是由团支部书记领导开会，天天坐冷板凳，没人敢讲话。已经是放暑假时间，我特别想回上海。当年我还是团支部的组织委员，上面要求团干部带头，我想早说早了，可以回家。我对反右一无所知，只好找报纸来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感到右派言论大多很正确，书记一再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助党改正错误。

当时年纪太轻，不知这是一个陷阱，我认为右派言论是对的，然后全班同学反驳我。当时生气的是有不少农村来的同学，常对我说城乡差别大，农民吃不饱，可是在会上，他们又批判我。我第一次看到人们的虚伪，说假话。同学们把补课变成了演戏，只有我不知道，还以为只有我讲真话，还没等到我因为说了真话而得意时，支部将我定为全校唯一的女右派。据说这是因为右派按比例还差几个，补课是假，补右派是真，这一补，就是20年。在北大，陈维杭也被卷进来。

后来他告诉我，他被划作极右分子，不是因为年龄小（当时他17岁）就要枪毙，他在钢铁厂劳改是十分可怕的，站在摇摇欲坠的竹跳板上，搅出炉的钢水（温度在几千高温），如不慎落入钢水中连骨头都找不到。后又在农场劳动，他的夫人吴小增，非常的贤慧，表现出中国妇女特有的对丈夫的忠诚，他们是在劳改农场结的婚，这一对是我见过的夫妻中最稳固，最相爱的。

我看他们恋爱时的日记，那是一本生与死，甜密和痛若，美与丑交织的史诗。我在后记中写上一句——“世上有这样好的妻子，我也想有一个”。6年劳改，陈维杭出来之日又碰上文化大革命，在辩论中红卫兵早不是他的对手，红卫兵们一怒之下，他被送进大牢，他在狱中又成为囚犯的领袖。毛泽东死后，他已是快40岁的人了，一耽误就是22年，人生有多少22年！他并未就此罢休，又考上复旦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可以说他是身跨两大专业——文、理。他的物理学使他可以修理很多机器，他曾在江苏盐城机械厂工作，有时厂里主机坏了，全场停工，等他钻进去修理，他常常一个人力挽狂澜。他本可以修理我们的国家，以做出巨大的牺牲，但无能为力。他的哲学可以通解任何人想出来的思想。他好像在八卦炉中烧炼出来的孙悟空，无所不能，朋友开玩笑说：“陈维杭除了不会生小孩外，什么都会。他现在在美国大学任教东西方哲学，还是牛津大学的科学教授。全家都在美国，他已不再是过去在上海时穿着毕挺的西装短裤手夹着琴谱的翩翩美少年，而是身经百战的驾驭人生航船的老船长。

我的处理是留校查看一年，虽然后来摘了帽子，其实摘帽右派和右派在政治上是同等的。我一直希望快毕业，分配到遥远的边疆，就没人知道我的右派历史，我不知道一个人的档案要跟着人一辈子。毕业后我分配到广西南宁植物园。人还没到，职工就知道付所长用自行车带来一个右派。在人们的心中，右派都是青面獠牙，没想到还会是一个妙龄女郎，骨子里透着大城市的时尚和青春。我本以为离开北京，到遥远的地方可以重新生活，谁知生活的大门早已对我关闭。而南方大自然却为我打开了大门。

我惊奇地看见村边巨大的榕树，它们的树干是那么粗壮，枝干伸展出来，好像在拥抱我的到来，在我倍受歧视的日子里看见了宽容和接纳。我从北方来，又学过观赏树木学，无论书中介绍的杨、柳、松等树多么美，都没有榕树给我的震撼力大，榕树主干与其它树的干很不一样，它们是由多个形态不同的树干组合成的复合体。每个枝干又有自己特殊的形态，有的长满树瘤，伤痕累累，凹凸不平，有的树干互相盘结，犹如蛟龙翻滚，龙盘虎踞。如果说榕树像建筑，不如说他像雕塑。在树木中，它永远是王者风范，气度不凡，村民将树当作神膜拜顶礼。

这里的奇花异草实在太多，所有植物的果实都是光洁漂亮的圆球形，而木菠萝的果实却长满尖刺，其丑无比，像随时可爆炸的地雷。怎么相信它可以吃呢？最怪的是它和木瓜一样，果实直接长在主干上，像人体的乳房。菠萝在这里像草一样又多又乱，在上海时，只吃过一次菠萝，那是在罐头里被糖腌制的奇香无比的水果。父亲要一片一片分给我们，我们眼盯着这块晶莹透亮的仙果，舍不得吃，先要嗅个够。房间里有一片菠萝，全房间都是香的。没想到小时候那么珍贵的水果，在这里如此的贱，贱得没人吃，我也是第一次一个人吃一个菠萝，谁知舌头都出血了，据说是上火。这里的生活与城市完全不同，自己从河里挑水吃、上山打柴禾，一切对于我都十分新奇。

这里职工大多是广西人，他们羡慕我从上海来，当时全国好的轻工制品多是上海产，人们就以为上海是天堂。认为上海的高楼非常美，可我觉得充满生命力的榕树，要比国际饭店美，田间小路比上海的南京路美。线条优美的池塘，在塘里悠闲玩耍的小鸭，农妇在码头洗衣，一幅幅如画的景观，让我兴奋，休息时我背着画架去写生。当时根本不会画，把美景画得一团糟。幸好，村民们却不懂美术，他们第一次看见写生的人，我想他们看我的稀奇，可能和我看到南方植物的新鲜一样，都很兴奋。以为凡敢出来画画的人，必是画家，都向我投来尊敬的眼光。

分配在广西，也算是对右派的一种处罚。长期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分到山野如何习惯？我却喜欢大自然中的一切，不知什么原因，我还生性喜欢灾难。大暴雨，洪水来时人们都惊慌，而我却认为机会难逢，十分的欣喜。我想我天生是一个野孩子，在大城市里生活10多年，一旦回到大自然，如鱼放回水中。

植物园离城太远，空余时间没地方去，我就组织大家学跳舞。本来我是作为专政对象，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怎么反过来教他们跳舞？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大家都十分寂寞，让生活快乐一点，我相信人们对快乐的要求，好像饥饿对食物的渴望一样。

在上海度过少年，那是充满唱歌跳舞的时光，这是一种文化，上海的文化才是上海最值钱的东西。群众羡慕上海的轻工业品，我拿不出产品，却拿得出文化，不用化钱，就可以分享上海。

职工被时时告诫防止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但谁又分得清资产阶级到底有多少种类的炮弹呢？难道快乐也是一种吗？

春天的野花开遍了山野，香气弥漫在田野，无处不在，这种沁人心肺的花香，掺和在空气里让人自然的吸入，这种不计报酬的奉献，也是我欣赏的人生观。野蔷薇花开时，粉红的花成团成簇，没有人去注意它们，成把成把的花随你采摘，绿荫如毯的草地随你踩踏。

田野里有一种野花，花为单瓣，象孩子一样坦率而天真，花的颜色为五种，开花时自然分为五彩缤纷。因为叶子细小，风一吹来，全身抖动，好像舞蹈一样。风有时轻有时重，有时快有时慢，花的波浪随着风的指挥棒演奏无比美妙的交响乐章。这才是小时候唱的歌，“这里景致真美丽”。

有时我一个人偷偷地在山野翩翩起舞，对大自然的喜悦之情如大江的浪涛，汹涌澎湃，按捺不住。

因内心充满了美感，在给亲友的信中也表露出来，也就是我后来写的“忘却的美”的雏型。

当时正值1961年，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工人都自己开荒种玉米，我也种了些玉米，玉米熟了，就到老乡家去磨成粉。

有一个工人秦继诚，他带我去磨粉，我先磨，他后磨，当时我心里嘀咕，我留在磨盘的玉米都到他那里去了，却不好意思说。但他好象听到我的心声，就主动地在自己的玉米粉中装满一碗给我，在困难时期，大家都斤斤计较，没想到他这么慷慨，我心里想，这不是小人遇到君子了吗？

上海人帮助人，喜欢在明处，而广西人帮助人在暗处，其实在暗处帮助人最有感动力的，心想这种人是可以托付终身的，我因此喜欢上秦继诚。

这里的工人大多是复员军人，工资都不高，秦继诚是高中生，工资最低，他从不叫穷，常常表现出一种贵族气息，例如有一次大家进城玩，想看一场电影，谁去买票呢，推来推去，还是秦继诚去买。看完电影，谁也没想到要付钱，秦继诚为此付出一个月的工资。

有时上级分一些肉给大家吃，难得一见的肉，谁也不敢分，最后就落到秦继诚来分，分到最后一份肯定少，那只能是自己要。分肉本不是什么大事，但从主宰人的刀下决定的是公平、无私。难怪西汉开国元勋陈平，要追溯到他少年为“宰”时的分肉食甚均。一件小事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品。

在一次出外采集植物标本的途中，突然洪水滚滚而来，一时大家都惊恐万分，不知所措，这时秦继诚果断地决定带领队伍立即冲出突围，当大家到达对岸时，洪水汹涌澎湃地冲过来，晚1分钟就被洪水冲走。

我弟弟从上海来桂林，说秦继诚他长得像苏联小说，“青年近卫军”的队长奥列格。我喜欢他也是因为他的形象正如他的内心，高贵、坦诚和无私，后来我嫁给了他。

一年后我又转到桂林，有一次参加原始森林花坪综合考查，那里有一个林业分部。因为没有电，职工晚上的生活可想而知的寂寞，我又忍不住教大家跳舞。后来我的儿子长大去那里玩，他们还记得我在那里教过舞，一件小事隔了20多年，人们还能记住，它在人们心中如不灭的火种。综考的生活也十分新奇，回来后，我画了一组花坪考察组画，当时一切行为都要组织安排，没有人安排我，我自说自话地将生活组画，贴在食堂墙上，大家以为右派又要搞什么反动宣传。但看到我用漫画展现生活中的美时，都会露出由衷的微笑，不论当时政治如何窒息生活，但是生活像石板下压着的小苗，千幸万苦仍然要生长，如暴风雨过后，小鸟总要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