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玺的源流和历史演变(组图)

皇帝的印章有公章和私章之分。代表国家发布诏书或其他文告时钤用的可称为公章，是皇权的象征，古人称之为宝玺、御玺、御宝或国宝。宝玺伴随着我国第一个皇帝的出现而行世。

《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秦始皇弥留之际，“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又记刘邦军迫咸阳，秦王“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关于始皇玺的形制，史书均说它是用蓝田玉镌制、螭虎钮，印文为丞相李斯所书，然内容则其说不一，有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有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未知孰是。始皇玺归汉后，即被汉高祖定为传国玺，“世世传受”。新天子继位，首先接受此印，皇位才算合法，才能得到臣民的承认。传国玺是真命天子的标志，也是西汉以后各朝野心家攫夺的目标。王莽篡汉，就把夺取这方印章作为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当他篡汉的步骤基本完成，大局甫定，立即派人威迫汉元帝的皇后元后交出传国玺。传说当时元后很不情愿，愤怒之余，将玺印投地，螭虎缺去一角，而王莽并不以此为憾，揣起残玺，得意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据说后来他兵败身死时，这枚印章仍挂在他身上。传国玺至迟在汉献帝末年就丢失了。《三国志•吴志•孙坚传》裴松之注引《吴书》说：孙坚打董卓，“攻陷洛阳城，坚入洛扫除汉宗庙，祠以太牢。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莫有敢汲。坚令人入井，探得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即寿永昌’。”这段记述带有神话色彩，显然是不可信的。尽管传国玺已佚，但汉以后不少朝代仍都有所谓“传国玺”，都说是秦始皇的原印，并为它的来历编造了很多荒诞不经的故事，籍以证明自己属正统。例如，辽兴宗耶律宗真在重熙七年，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的题目试进士，成了历史笑柄。

收藏在日本的西汉皇帝信玺封泥

在汉代，传国玺是镇国神宝，从不使用。皇帝另有六方常用的印章，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俗称六玺。每玺钤用的范围均有规定，譬如赏赐诸侯王时用“皇帝行玺”；发兵、召大臣时用“皇帝信玺”；向外国发送文书时用“天子行玺”。这些印章都是白玉质地，螭虎钮，形制与传国玺基本相同。《封泥考略》著录一方陈介祺旧藏（今藏日本）汉“皇帝信玺”封泥，就是该玺直接钤印的。其印文用小篆，字体端丽典雅，印面有田字格，为典型汉初印，是迄今所见汉帝六玺中的唯一印痕。近年广州南越王墓（《史记》称南越，《汉书》谓南粤）出土的金质“文帝行玺”，亦属帝玺。南越是秦始皇派到广州（古称番禺）开拓岭南的将军赵佗在汉初建立的诸侯王国，吕后年间潜号称帝，传至第三代，后为汉武帝灭。“文帝行玺”是第二代南越王赵昧的印章。由于南越是边远小国，且时间不长，其帝印的作用与影响当然不可与汉六玺相比。但就印章形制来说，史籍记载宋代帝印始用龙钮，而这枚“文帝行玺”已是龙钮，这样就把龙钮印的历史提前了一千年，意义重大。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金质“文帝行玺”

魏晋及南朝刘宋的宝玺完全沿用汉制，不但“乘舆六玺”的印文，使用范围与汉常用的六玺同，其质地及钮式也仿汉玺。北朝及隋的宝玺制度有了若干变化，如北齐除有传国玺和“天子六玺”外，增加了一方“督摄万机”四字的木印。此印长一尺二寸、宽二寸五分。鼻钮，钮长九寸、厚一寸、宽七分。如此硕大之木玺实前所未有。又如，隋有二方“传国玺”，其中一方定名为“神玺”，另一方称“受命玺”。

到了唐宋，宝玺制度终于发生了带有转折性的变化，表现为：一、改玺为宝。唐以前皇帝用印均称玺，“至武后改诸玺皆为宝；中宗即位，复为玺；开元六年，又复为宝”。此后，皇帝印章就大都称宝。二、数量增多。北宋时宝玺数量出现增多的趋势，如皇帝即位都自制“受命宝”。北宋初年还使用过“天下合同之印”、“御前之印”、“书诏之印”三种印章。但作为定制只有“八宝”，即“镇国宝”、“受命宝”及仿汉六玺。宋徽宗政和七年用和阗玉新镌一宝，文曰“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名为“定命宝”。合前八宝，也仅九宝。然至南宋，则有北宋遗留下来的“大宋受命之宝”（宋太祖时铸）、“定命宝”；新镌的金宝三：“皇帝钦崇国祀之宝”、“天下合同之宝”、“书诏之宝”；玉宝一：“大宋受命中兴之宝”；还有以“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为文的“护国神宝”、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为文的“受命宝”加上仿汉六宝，合共十四宝，从而在数量上突破了汉制。明清宝玺数量多，显然受此影响。三、形制更改。汉玺大小仅只方寸。唐宝尺寸未见明确记载，但从遗存至今的其他唐印考察，唐宝当比汉玺大。据《宋史•舆服》载，宋早期“宝用玉，篆文，广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盘龙钮。”北宋后期定制的“皇帝之宝”等六宝，名称虽仿汉，但印文却是叠篆而非小篆。又如南宋八宝的钮式是鼻钮而非汉之螭虎钮。

元代用八宝，即“受命宝”、“传国宝”以及“皇帝之宝”等六宝，与隋唐制度大体雷同，而在数量上对宋制作了删减。元宝很有特色，笔者对罗振玉《隋唐以来官印集存》著录的元“皇帝之宝”作了考察，元宝玺可能都是用三种文字为文的。这方印章每边长12.5厘米，印面左边是八思巴文“皇帝”二字，右边是汉文“之宝”二字，中间一行为梵文吉语，意为吉祥、隆盛。八思巴文是元初西藏僧人八思巴创制的一种文字，被元统治者定为国书，企图代替汉字，推行全国，但这种文字始终未能普及，仅使用于官方文书、碑刻和印章之中。

大明皇帝之宝

明代又恢复了宋的多宝制度，印文除保留旧制之六宝名称外，其他均已改异。明初宝玺定为十七方，然《明史•舆服四》仅载十六方印文，其文曰：皇帝奉天之宝、皇帝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之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广运之宝、皇帝尊新之宝、皇帝亲亲之宝、敬天勤民之宝、御前之宝、表章经史之宝、钦文之玺。至嘉靖十八年又增加七宝，文曰：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大明受命之宝、巡狩天下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讨罪安民之宝、敕正万民之宝。与前十七宝，合共二十四宝。

清承明制，乾隆钦定的二十五宝，有二十宝完全袭用明宝，只有大清受命之宝、大清嗣天子宝、皇帝之宝（满文）、制驭六师之宝、敕正万邦之宝五方是清室新定的。

宝玺是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在清代，由于治国的需要，皇帝拥有许多用于各种公务的宝玺，而在这众多的宝玺中，最重要的要属“皇帝之宝”。

乾隆“皇帝之宝”

在乾隆钦定的交泰殿25宝中，保留了两方“皇帝之宝”。一方为青玉质地，方三寸九分，厚一寸，交龙纽，这方宝玺的独特在于不仅是先帝遗下的宝玺，而且是乾隆以前众多宝玺中唯一的一方清书篆体的宝玺。另外一方“皇帝之宝”，质地为檀香木，满汉篆文合璧，左满右汉。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七分，盘龙纽。这是清帝众宝玺中唯一的一方木质宝玺，由于那方青玉的“皇帝之宝”被列为先祖的传国玺，尽管宝谱上规定了其功用为“以布诏敕者”，实际上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倒是在日常公务中发布诏令文书，住注用木质的“皇帝之宝”，也就是说，实际上木质的“皇帝之宝”不但具有“以肃法驾”的功能，同时还具有“以布诏敕”的功能。通过对清代皇帝诏令文书中宝玺的使用状况统计来看，用得最频繁的正是这方木质的“皇帝宝玺”。而另一个有趣的情况是，皇帝众宝玺中恰恰这方木质的宝玺最不好打谱，故宫博物院的方斌先生曾亲自将交泰殿的25宝打谱，他介绍说25宝中唯有这方木质的“皇帝之宝”最难打谱，一方面是木质在重量上不如金石，同时印面—和光滑程度也不如金石，这在具体操作中，不但不容易受印泥，而且还爱跑纸。

这方木质“皇帝之宝”之所以在25宝中被列于除前四方传国玺宝外的21方日常公务宝玺的首位，说明了它的重要。而按规定交泰殿的25宝照例是不准出乾清门的，只有这方木质的“皇帝之宝”是个例外。据史载：凡皇上行围及驻跸圆明园，这方木质“皇帝之宝”都要随驾。当然其制度十分的严格。通常由内阁典籍厅提前发文知会交泰殿管印内监，届时典籍官会同内阁学士一同前注乾清宫，交泰殿的太监将宝玺请出，双方在乾清门西一间的厢房中一同打开宝匣，由学士验明后，放入匣中锁好，典籍官捧出景运门。到内阁制诰房，学士打开宝匣，交与护宝侍读学土验明锁好。由专门的人员用黄布包好，并用九条黄布带周匝捆妥，而后由专门的背宝官背好上马与护宝官们一起进发。到了所在地，则交与当地行宫的太监验明保管，以备皇帝所用。回蛮时，依然由内阁学士向当地行宫的管宝太监请宝，验明后，交由护宝官、背宝官负责。回到大内，护宝、背宝官在诰敕房开宝交与学土验明锁好，由典籍官捧之入宫，依旧在乾清宫西一间与交泰殿内监开匣验宝，并由首领太监确认后，由内监锁好后捧入交泰殿安放。

因此，有人认为，这方木质的“皇帝之宝”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宝不离身”的皇帝玺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