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12月11日讯】编者按：本网站专栏作家、81岁的老作家铁流先生，9月13日在北京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中共警方带走并遭非法刑事拘留，现已被转送到成都关押。1957年他曾被中共划为右派遭劳改关押，蒙冤受屈长达23年。他也是本网站《往事微痕》栏目的创始人与主要撰稿人之一，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他此前投稿给本站的部份文章整理后陆续重新发表，以飨读者。
一个新创刋不足一年半的市级机关报，竟抓了12名右派，占全报社50名采编人员百分之二十以上。说话是右派，不说话也是右派；拥护运动是右派，不拥护运动也是右派，反正你就是右派。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要想不当右派闭嘴也不行，只能去当咬人的狗。
在劫难逃
“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
中国民间有這样一个传說：唐末，皇帝昏庸无道，贪官污吏横行，诸候拥兵自重，天下大乱。落榜状元黄巢，得仙人指点，说他面相极贵，有九五之尊，将来定是南面称孤之人。赐天剑一把，叫他日夜演习，到功夫成就，须把天下作恶的八百万人杀绝。黄巢来到一座深山寺庙，日夜苦练本领，所有吃住全由寺庙主持老和尚惮空负责。大约苦练三年后，己完成神仙剑术九九八十一功，能百步斩敌首级如探囊取物。按照仙人规定日期，立马准备举事。在举事前一夜他向主持老和尚惮空说：“师父，三年来感谢你对我的关照，明天我就要替天行道，兴兵举事开刀杀人。你和庙里僧众，都得去躲一躲。你是知道的，开刀日，我会见人就杀，不分好坏亲疏。今夜我先告知，也是我对你的报答。”惮空立即将黄巢话告诉僧众，第二天一早，大家便跑到远远的地方躲起来。惮空是主持，安排好大家后，便寻到山门前一棵千年老树，见此树枝茂叶密，有一线空心，便钻将进去，藏躲在里面。到了举事时辰，黄巢提剑四处觅人，不见踪影，便来到庙外古树前向天地稟告：“苍天在上，今日乃我黄巢举事之日，寻遍四周不见人影，只好拿此树祭剑。”话毕，举剑一挥，千年古树立刻劈为两段，惮空血头却滚将在地。他失色大呼曰：“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
1957年毛泽东一手策划发动的“反右”斗争，大概我也属于“在劫难逃”的一个。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派斗争正式在全国登场。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以及费孝通、钱伟长等，一个一个被揪出来定为右派分子；接着文艺界的冯雪峰、丁玲、陈企霞、秦兆阳等。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自已会成为右派，更未意识到全国50多万知识精英会成为右派，私下和妻子说：“這些对革命有功的人，怎么会去反对共产党呢？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长篇小说，还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呀！”妻子紧紧地搂着孩子说：“我也搞不清楚，毛主席是怎么想的，不知右派今后的命运怎样？”我平静一笑，无所谓地说：“有什么怎样？运动不就一阵风，完了就完了。”妻子想了多一阵道：“但愿如此。你不要忘了，孩子满半岁时照像的事啊！”我抱过孩子亲了亲：“乖乖，爸爸忘不了。”
反右烽火如火如荼，报社渐渐开始紧张起来。突破口是文教组的记者梁正兴。他是四川日报社调来的，瘦高个儿，戴副眼镜，平时少有接触。他的女朋友工作在雅安地委宣传部，两地相思,书信频频。谈爱情就谈爱情，此兄却将政治掺合进去。他不同意中央把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丁玲、冯雪峰等人划为右派，认为这是以言治罪，剿杀对民主革命有贡献的人，是专制独裁行为。他的女朋友从“革命大局”出发，把这些信件寄给了报社党组织。党组织加上按语，又将它贴墙公布。于是群情激愤，梁正兴被揪了出来。不几天又有一位中学女生来信检举他，说他借采访和她讲恋爱，现在突然变心不理睬她，请报社领导给予帮助。报社为了弄清问题，立即派出一个姓杨、一个姓彭的記者去调查了解此事。很快查清问题，他己和那个女学生睡了觉。梁正兴的问题立刻上升为奸污少女的刑事犯罪，很快整成材料上报。五天后，报社在川报大礼堂召开公捕大会。为了起到教育打击的作用，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那天川报员工也全体参加。三四百人坐在一起，神态严肃，同仇敌忾，当党办主任阎凯宣布完梁正兴罪恶事实，两位头戴钢盔的警察，甩着手走着正步来到主席台，然后取出副锃亮的手铐，咔嚓一声，把梁正兴两手铐在一起，押了下去。接着是参会人员表态，当然均是事先布置好的极积分子，内容不外乎是“感谢党、感谢政府，为民除害”之类的套词。后来，听说梁以思想反动和奸污少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一直未予“平反”。另一件事更使我震惊，成都建国中学党总支书部记兼校长潘清雍，土改时我们在一个工作組，被该校右派体育教师×××行凶砍伤，不久这个教师即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毙掉。我听到这消息后打电话去慰问潘清雍，但电话里传来老朋友的声音不太友善，他这样提醒我：“小黄，要认请形势，主动向组织交待自己的问题。”听后，我有点莫名奇妙：“我有什么问题？”23年后我“改正”归来去看望他，才告我：“市委宣传部在我去电话前的三天，就己经找他了解我的言行。”他只说我“骄傲狂妄，目中无人”，未想到会把我打成“大右派分子”，因为他毕竟了解我：“一个学徒娃娃反什么党呵？”
这个时候我没有任何预感自已会被划起为右派，而且会是个大右派！一是认为自已出身好，热爱党和毛主席；二是认为自已没有右派言论，对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等人的言论并不苟同；三是自已还参予了对冯元春的批判斗争大会。
中国的事情说变就变。1957年7月6日，中共成都市委派出以副书长张静之先生为首的反右工作组，带领五个干员进驻报社。张是个大麻子，山西人，官运不佳，传说他曾是国民党还乡团的成员，肃反中被审查过几天。1951年当过我们土改团的副团长，他知道我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工农干部，有过短暂的接触，对我印象不错。但“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竟是他手下第一个猎物。很快报社走道、窗口、楼梯，架起了扩音器，成天不停地叫喊：“揪出大右派黄泽荣（晓枫）！”“剥下他工人伪装的画皮!”“黄泽荣（晓枫）向党和社会主义射出了三支毒箭！”（所谓毒箭就是我所写的三篇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向党反映》、《上北京》）。
不到半天时间，全报社的过道、走廊、楼梯口，只要是空余的地方全是丑化我的大字报、漫画。这些大字报、漫画，用词之恶毒，选句之下流，歪曲事实之荒诞，纵是戈培尔先生也望尘莫及。不过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执政者尽皆视为“精品”，就象中国人先初把西方避孕套当成气球吹玩一样。
我是个天生的不怕权、不怕势的人，一辈子认定事实与死理，不是就是不是。在一次报社召开全体编采人员的定性大会上，不少事先布置的极积份子们，大声叫我站出来，交待检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不仅不检查交待，还质问那些极积分子：“我反了什么党？你们这些地主、资本家出身的少爷、小姐，才是真正反党的右派分子！”气得这些人拍桌大喊大叫大骂：“你为什么要写反党小说？你早就背叛工人阶级了。”我说：“是党提倡干预生活！既然是反党，《草地》为什么要发表它？”打手们底气不足，占不了辩论上风，气得干吼，会场一片混乱。在这个时候编委王畋（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知识分子，四川日报调来的老报人），突然把桌一拍，挺身而立道：“吵什么？你们说小黄是右派，我是五人领导小组的，还没举手同意。”会议嘎然而止。
想不到两个小时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出来：“王畋老右派！”“决不准许王畋包庇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王畋必须向党低头认罪，交待自已反党罪行！”“……”此后，他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从行政十五级降为十九级。最后，送到草堂寺去终身相伴“老杜”，一生未娶，直到寿终正寝。
五人领导小组铁定我为右派分子后，不再处理稿件，每天上班一人坐在办公桌前面壁反省，没人与我说话，没人与我亲善，昨日朋友皆成路人，都是一双双仇恨的眼晴瞪着我，好似借了他们谷子还了糠。组长肖青再没笑脸，恨恨的好象我挖了她的祖坟。胡克由这个《工商导报》的留用人员，过去对我毕恭毕敬，总是小黄前小黄后笑咪咪地叫个不停，现在却要我打扫清洁卫生了。陈泽昆、杨蓓、邱乾坤三人虽不和我交谈，却以眼神问候。不几天美术组的谭大同悄悄告我说：“小黄，市上要开你的斗争大会，势头有点凶，我建议你跑出去躲几天。”平时我和他来往不多，想不到此时却冒着风险透露消息，暗中为我出谋划策。
那天下班回到家里，妻子见我脸色不好，便哄着襁褓中孩子说：“乖，快向爸爸笑一个”。半岁该子己咿呀能语，见着我小脸蛋绽成一朵花，张着手要我抱。我黙黙地把孩子抱在手中，说不出是高兴还是凄凉，为了掩饰内心的忐忑与不安，久久地吻着孩子，待情绪稍稍安定后，才将此亊告诉妻子。妻听后，为我壮胆说：“跑什么？又没有杀人放火，未必说你反党就反党，斗争会也得讲理呀！”我笑笑硬挺道：“不跑！不跑！”心里却在说：我是吃运动饭长大的，要斗争你有什么理不理？不过当时任何一个人，都对反右斗争严重性认识不足，以为和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一样，过上三、五个月，就万事大吉。谁知毛泽东早己成竹在胸，决心要把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赶尽杀绝啊！
千人斗争我的大会
1957年7月19日早晨，我起床洗漱完毕，第一件事就是去街头一家鲜奶店，给女儿取牛奶。当我一跨出房门，报社两个反右极积分子就跟上我。此两人就是调查核实梁正兴案的杨、彭两人，尽管长期来他们写不出消息、通讯，可追踪盯梢、检举揭发却很在行。我心里咯噔一下，准备甩掉他们一走了之，但想到头一天晚上，已向妻说过“不跑”的话，便打消了念头。到了牛奶店，我故意闪进路边公厕，急得杨、彭两人一头大汗，象苍蝇样满街乱窜。我心里好笑，暗暗骂：“你们也想盯梢？两个笨蛋！”
我取完牛奶回到家，不慌不忙地吃罢继母给我作的早点汤圆，然后骑上自行车，穿街走巷，从从容容向报社飞驰而去。进了报社大门，我架上车，沿着之字拐的铁楼梯爬上二搂，阎凯即将我叫到办公室，向我作思想安定工作。他开门见山说：“小黄，今天市上要开你的批斗会，有不少领导在场，你可要冷静啊！一定要好好接受大家批判。我希望你要向党低头认罪，千万不要耍牛脾气，切不可冲动。只要你能好好承认错误，今后仍是好同志。”我无表情地点头，然后下得楼梯，跟着全报社人排队结合，向总府街省府礼堂走去。
省府大礼堂，解放前叫紫罗兰花园，是当时黄金和外币市场。中共掌權後，一段时间叫“五一茶社”，因公开播放美国之音，被取缔收归囯家，经过投资改建后，成为今天的省委招待所，作为接待外宾和重要人物之用（现更名为假日皇冠酒店）。记得，在三个月前，开完全囯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著名作家巴金和浙江省副省长宋云彬，来成都视察就住在这里。当时我和杨蓓姐来此采访巴金先生。那是上午九点，我们按预约的时间来到这里，看见巴金先生穿著厚厚的呢大衣、头戴鸭舌帽，拿着哥德原著，在走廊上走去走来地背诵。我第一印象是：巴金真勤奋。他中等个儿，大头大脸阔嘴巴，说话略带口吃，有点像《家》中的覚慧。我们坐在招待所一间小会议室里，漫无边际的闲聊，巴山蜀水，成都变迁，风味小吃，街道今夕，朝鲜战争以及他新近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上甘岭战役》。他很健谈，问什么回答什么，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突然，我提出一个十分怪异的話题问：“巴老，你解放前写了那么多有名的长篇，什么《灭亡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怎么现在一曲也不曲，见不到你的长篇了呢？”巴金一下愣了，一双犀利的大眼晴在我身上扫视一遍，然后不经意的笑笑说：“生活是文学作品的创作源泉，我熟习旧社会的人和事，对解放后的人和事还陌生不熟悉，我正在积累体验新的生活，但是……”他嘎然止住了话头，换成另个题目：“成都不错，变化真大，怎么也找不到儿时记忆了？听说，我老家那幢院子，是什么文工团了？”杨蓓姐回道：“叫战旗文工团，成都军区的。”巴老“哦”了声，再没说什么。短暂的记者职业使我变得十分敏感，觉得巴金先生心中有许多难言之隐。后来我和杨蓓合写了巴金的采访记：《故里风光说变迁》，但文章平平，与采访实情大相径庭。后来杨蓓姐提醒我说：“小黄，采访不能那么逼人，这样别人会怕记者。”我天真直率一笑，算是回答。
另一次来这里，是1953年我作为省市机关代表，观看苏联功勋演员、巴蕾舞大师鸟兰诺娃的《天鹅湖》，来的多是省市领导。那时，没有空调和暖气，成都十月已凉意逼人，为了不能冻住演员和观看演出的首长，大礼堂临时生上杠炭火，再以铅皮做成暖筒，悬挂在礼堂四周墙边，烤得人直冒热汗。第三次来此，是1956年8月，听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而此时此刻，却是以右派分子之身，接受全市上千人的批判斗争。唉，白云苍狗，变化须臾啊！
我一走进省府招待所大门，空场上大坝子和两面墙壁上，全是五彩缤纷的大字报与漫画。这些大字报、漫画是挂在临时牵起的长棕绳上，呼啦啦的在风中摇曳，象一排乐队演唱什么好听的音乐，迎接勇士的到来。我侧目四看，那些大字报、漫画全是揭露丑化我的东西，有点像贴在厕所、粪坑旁边的小广告，自无事实可言，要想怎么写就么写，要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只需想象和捏造，用不着求证和核实，真造就了不少扯谎“英雄”，刷新了党八股纪录，为十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可资的样板。我缓步登上石阶，进得大礼堂黑压压的全是人，楼上楼下近两千个座位全无虚席，数百双说不清表情的眼晴向我投来。我不惊不诧坐到第八排居中的位置上,心里在想：劲仗有点大，会不会逮捕我？管它妈的，躲脱不是祸，是祸躲不脱，要怎样也由不得自已了。我放眼看去，主席台前面上首，悬着巨幅红底白字的横额，斗大一行字：“揭发批判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斗争大会”。台上坐着不少省市领导，有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省文联创作辅导部部长李累、中共市委书记郭实夫、副秘书长张静山等。揭发批判大会由我们报社总编张烈夫主持，当他宣布揭发批判会正式开始，会场上响起了怒吼的狂涛：“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站起来！”我佯装未听见，直直地坐着不动。人们再次狂叫，我仍然不动。于是有几个外单位的极积分子上前来拉我，我仍拒不站起来。在争执中，我一件新光日本府绸衬衫被撕裂条大口，会场秩序开始有点乱。主持会议的张烈夫总编辑，知道我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便转个圈子说：“同志们，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不站起来，说明他坚持反动立场，我们现在就开始揭发他，看他低头不低头。”
我一生写过不少打油诗，其中有首《无题》，非常适用于此种场合。诗云：“白银耀眼金发光，珍馐美味最安肠。高官诱惑真君子，一点偿赐奴才忙。墙倒众推不费力，长听鹦鹉骂梅香。安全莫过猎死虎，杀了肥猪好分赃。”那些揭发批判我的人，有的是当年土改团的战友，有的是经我培养入党而当上乡长的农民。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各自为着一个目的：紧跟形势，抓住机遇，捞点油水，得点利益。当然，一个个锐不可当，说假话面不改色，放狗屁仍像人样。我坐着，静静地听着他们的揭发，他们的批判，就象看戏样地有趣。难道这些说得口沫四溅，语无伦次的人真正恨我吗？我既未从他们口袋里扒走一个铜版，更未把他们三代单传的儿子扔进池塘，更未戏弄过他们的老婆，哪来这样大的仇恨？哪来这样大的劲头？只有一个解释：毛伟人的“阶级斗争”学说，把人变成了疯子和魔鬼，什么胡活、屁话，都能登上大雅之堂。
批斗会自始至终开得热火朝天，但被批斗的我始终未站起来，大家没有目睹风彩总是遗憾。大约两个多小时后会场又卷起一阵狂涛：“叫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站起来接受批判！”我仍然不站，于是有几个像公安局的彪形大汉，上前来拉我。我脑袋嗡嗡地发热，竟和出手的人推拉起来，眼看就要发生想不到的意外事情。党办主任阎凯急忙上前，架开拉扯我的人，然后低声向我说：“小黄，听我话站起一下。”我顺从地站了一分鈡，然后又坐下去。
揭发批判斗争会开了整整一天，可能是发言的人说累了，参会听的人听腻了，到散会前夕，张烈夫总编辑叫我上台表态。在千百双眼睛的期待下，我走上主席台，面对麦克风说了三句话。我说：“我对共产党既无杀父之仇，更无倒楣之怨；我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我不是右派，历史会给我作出公正结论。”参会的人不依不饶，我以飘然走下主席台，在一遍嘶裂的叫喊声中我坐在原位上巍然不动。
第二天（1957年7月20日），省市各报刊均以显著位置，刋登了批判斗争我的消息。《成都日报》在一版上，用了这样赫然的通栏标题：
“成都市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及新闻界、文艺界人士举行大会，声讨右派分子晓枫的反动言行”
《成都日报》20日讯：“在省人民委员会礼堂反驳右派分子、流氓晓枫（即黄泽荣成都日报文艺组编辑）大会，除该报全体工作人员外，还有成都市新闻界、文艺界人士，工人代表、市郊农民代表以及省市区级党政机关干部1400余人，大会开了一整天，与会者一致严正斥责右派分子、流氓晓枫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晓枫在会上作了两次狡辫，态度蛮横，耍尽了各种无耻的流氓手段，丝毫没有悔罪的表现，激起了全体与会者的愤怒。大会还将继续举行。”
以下分为六个部分，约15000字，整整三大版。在此，不想再累赘那些疯话屁话，免污染环境。不过有一点应说清楚的，他们为什么要在“右派分子”后给我加上一个“流氓”二字？按说文解字：流者水也，涉川溢山，终日不停，是谓流；氓者亡民也，无固定职业，飘忽不定是谓氓。现代词语中的流氓，便是成天无所事是，不是混迹赌场，便是浪荡花街，不是调戏妇女，便是聚众滋事。本人何曾有此劣行？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细思再三，终于找出原委：记得在1951年参加农村土改工作时，我是双水碾村工作组组长。那时，一位贫农的女儿、武装班班长蓝秀琼经常陪我一道深入乡村，“访贫问苦”，了解情况。由于长时间的接触，她对我产生了好感。一次，她悄悄塞了两个煮熟的鸡蛋给我，说是她妈妈给的，一时弄得我很为难。那时候的青年人很单纯，他们的心透明得简直就像一汪清澈的泉水，收了两个熟鸡蛋，内心当然会感到忐忑不安。于是，主动向土改工作组大组长文理阳“坦白”了自己的“错误”。当时，文大组长还笑我“真有趣”。想不到在五年后，这位文大组长却又把这件事作为“钢鞭材料”送到报社，这又给我增加一条莫须有的“罪状”，并且还在千人斗争大会上揭发批判我“早在1951年搞土改时就违犯纪律，乱搞男女关系，可恨不可恨……”呵，原来如此！“流氓”这顶帽子当然非我莫属。
我在组诗《风波万里》中曾写道：“百家争鸣不是鸣，党同伐异才是真。琳琅满目大字报，举国上下同一文。我辈吃若缘笃信，上当被骗在于诚。斗争会上敢较劲，蜀中右派我有名。”
覆巢之下无完卵
挨了一天的斗争批判，人搞得很疲倦，心里极度愤怒与不满，可有什么办法，你能抱起石头砸天吗？好在妻子早早回到家，搂着我心疼地问：“怎样，他们打了你吗？”女儿不知人世迁变，仍然张着胖嘟嘟的小手要我抱。我上前抱起孩子爱怜地亲吻着，心里愤懑似乎平静了许多。妻子发现我撕烂的衬衣，细细地检查我身上有无伤痕，在确定没有伤痕后才放心说：“还好，只是衣服撕烂了，怎么撕烂的？”我本想大声说出事情原委，突见窗前有人影幌动，探头望去，原是彭、杨两位积极分子奉命前来监督我的行动，三双眼晴相对显得很尴尬。
“小黄，没什么，我们来看看你，怕你想不通。”姓彭的矮个子皮笑肉不笑，还是相沿旧有的称呼，笨嘴笨舌作解释。我也礼貌性地表示说：“谢谢你们的关心”。
継母像示威似的特别做了一大桌菜，还买了瓶白酒摆在桌上，大声故意地说给远远监视我的彭、杨两人听：“天底下有这样的怪事，一个三代受苦的徒弟娃，还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不断安慰继母说：“婶婶，相信党和毛主席，不会寃枉好人的。”
那晚妻子紧紧搂着我，不断吻、不断亲，深怕失去我。我也睡得不好，想去想来想了很多。透过朦朦月色，长望窗外石榴树出神。那两位监视我的人，半夜也不睡，老在窗前走去走来，真烦人啊！我静静看着熟睡中的妻子和孩子，想着半月前允诺的全家照相的事，不会成为泡影吧？
第二天去到办公室，像往常一样翻阅着桌上的报纸，《四川日报》、《成都日报》、《四川工人报》、《四川青年报》，全是有关斗争批判我的消息、特写、通訉和读者来信。我心里想，共产党用得着花這么大的力气来对付一个小青年么？这不是在用大炮打蚊子吗！再细读那些揭发批判我的内容，不是编造便是夸大，甚至好些是无中生有。我凝目深深沉思：共产党的报纸难道是说假话的报纸，对其他右派也这样吗？看来这场反右斗争有点瞎搞，不是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于是，更坚定了我不是右派的决心。杨蓓、陈泽昆、邱乾坤沉黙看报无语，不时投来关注的目光。通过对我声势浩大的斗争、揭发、批判，似乎這团火会延烧到他们身上，表情略呈紧张。肖青、胡克由一边看报，一边注意我的行为，使平日宁静、和谐的办公室，一下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报社反右斗争五人领导小组乘胜追击，楼道走廓里的扩音器总是在不停地叫，每叫一次，就揪出一个右派，战果辉煌，敌人众多啊！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伟人”的英明指示下，报社编辑、记者中的精英们，一个个纷纷中箭落马。最先揪出的是杨蓓和邱乾坤，因两人在一个半月前奉命去采访老作家李劼人（《死水微烂》作者），写了篇通讯《棱窝访劼老》，文中有“流沙河、丘原、晓枫，是省内有才华、有希望、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作者，虽有错误，党要爱护他们、关怀他们……”成了为右派壮胆打气的反党文章。开初，杨蓓置之一哂，没有怎样去理睬，来去上班依然装束清丽，谈吐自如，没当成一回事。小组几次开她批判斗争会，会场冷冷落落开不起来。一则她人缘好，二则大家找不出批她的材料。市委张静山副秘书长，不愧是抗日时期老干部，拿出了“挖地三尺”的硬功，指示说：“她是华西大学校花，校花有什么好东西？从她人品上去找！”主人吩咐，奴才们敢不执行，经过几天外调，美术组一位画师立即泡制出一幅别开生面的漫画大字报：画面上杨蓓，浓装艳抹，坦胸露怀，修长大腿赤裸到臂部，站在一部吉普车上兜风，两个大鼻子老美紧紧地搂着她。画上一行大字：校花杨蓓丑态。
中囯自古有句俗话“男怕背盗，女怕背娼。”谁个女人一和娼沾上边，这个女人就完了。是姑娘嫁不出去，是妻子丈夫会马上与你离婚。贞洁贵于生命啊！当杨蓓一看到這幅漫画时，微笑消失了，清丽不见了，勾着脸再抬不起头，好像在人前矮了半个身子。没过多久时间，她十三中教书的老公，向她提出离婚，她没说一句话，含泪在离婚书上签了字，自此终生未嫁直到老死。
邱乾坤新从成都市话剧团调来，连报社“地皮子都还没有踩热活”（成都话不久的意思），即成为右派，你说冤不冤？他刚新婚，窗户上喜花仍在，老婆即与他离婚，后开除公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饿死于三年“自然灾害”。
号称“多宝道人”的陈泽昆，尽管他深悉世态，知进知退，报社内和报社外召开的各种“鸣放”会，连屁也没有放一个，也被定为右派。他私下说：“解放前我是《工商导报》总编輯，说话是右派，不说话也是右派，我不当右派谁人当右派？”所幸他很“认罪”，无论各种会都把自已臭骂一顿，后来获得“从宽处理”，行政降职三级，调到人民银行去打杂。接着，组长肖青的老公苏定生先生（南下服务团学生、从四川日报社调来报社，出任政法组长），因主张“报纸要关心人民群众生活，向不良行为作斗争”，也沦为右派。当我看到他是右派的大字报后，心里很高兴，暗自说：“肖大姐，你反去反来反到你老公头上了，还积极不？”我观察几天，并未影响她的极积性，对我还是那样厉害。一天我百无聊赖，信笔在纸上写下“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十个大字，被她发现，一手抢过去大叫：“快来看，右派分子晓枫又在恶毒攻击诬蔑我们社会主义，猖狂向党进攻！”当然引来一场新的批斗。不过她并未和苏定生离婚（他们已有两个小孩），却用了种新的划清界限办法，对老公实施“家庭专政”，即家里一切杂活诸如洗衣、做饭、清洁卫生、刷地板、倒马桶之类，均由老公包干，若想做爱，得事先打报告经批准。这位十分有新闻才华的南下青年干部，不足四十岁就便郁郁而死，可惜啊！可惜！
文教组的孙文元也中箭落马，他也是（《工商导报》）的业务尖子，平时对人态度极好，对领导更是唯唯诺诺，就因为他是老报人，必也难逃此劫，有什么办法，名气在那里了。新从市农委调到财贸组的宋德贵，听说因工作上问题和张烈夫总编辑顶了下嘴，也被抛出打入另册。西藏军区转业軍人摄影师美术组的张蜀华，在斗争我时他还上台作过精采发言，现在也成了右派。据说因他和组长王平关系不协调，王怕他太积极太超前拿走组长，不知怎么向张秘书长一汇报，就戴上这顶挥之不去的“铁帽”。财务组的周俊修因不是知识分子，却逃不脱坏分子的帽子。一个不足五十名编采人员的成都日报社右派分子多过12人。1958年又补了一次课，编委段星樵、党办主任阎凯被“补了进去”，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啊！邻近的四川日报社战果更为辉煌，150多人的编采队竟然有50几个右派；省文联《星星》编辑部从主编白航，到编輯石天河、流沙河、白峡等四人无一倖免，全成了牛鬼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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