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战国策：港台疆藏纵论(图)

新战国策：港台疆藏纵论（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看中国2014年11月22日讯】春天台北才飙过“太阳花学运”，秋天香港又起学生“雨伞革命”，北京气急败坏宣称“大陆决定台湾前途”，又颁“香港白皮书”，却已难掩“大一统”之破局，内外交困。今天我们看到，北京对鞭长莫及的台湾极尽讪笑，对有所忌惮的香港百般忍耐；但在其完全控制下的新疆，维族反抗已暴力化，而西藏则发生超过百人自焚惨剧。所有这些，其实还是宪政危机——北京这个中心已经“礼崩乐坏”，丧失了处理中心与边陲的正当有效的一个法度。

四个边陲同命运

香港的今天，恰是拉萨的昨天，脉络一目了然。最早起来抵抗这个“大一统”的是藏人，由僧尼带领的和平示威游行，从一九八七年起勃发，至今已有三千五百余人被捕关押；更突出的事件，是一九八九年三月的拉萨“镇暴”，甚至在“天安门屠杀”之前。那时，香港尚在“摆脱英国殖民回归祖国”的兴奋之中，台湾因政党轮替而本土意识刚刚成为主流话语，而新疆的主体性尚未觉醒。二十五年下来，边陲烽火连天，中共对疆藏两外族已不图安抚，只凭武力血腥靖边。

九七后中共对香港悄然实行的“蚕食”政策，恰是在新疆、西藏推行了半个世纪之久，而获得成功经验，再拿到香港来做的。所以香港人是从新疆、西藏的今天，看到了他们的明天。来自香港的台湾学者梁文韬，解构北京的“港台策略变异”：每天有一百五十个中国人可到香港定居，但不是旅游，审批权是在中国手里；在香港住七年，就可以正式拿到香港身分证，故香港的人口结构一直被改变，这也是为什么梁振英做的再烂，都还有基本的三成左右的人支持他；香港的自由行，已经把香港淹死了。这是他归纳的第一点，以“人流”（移民）“钱流”（控制金融）淹没香港；第二点是“消灭边界”，将香港、澳门、珠海和深圳，捆绑成“珠三角经济整合体”，串成一日生活圈，只要两个小时就可往来，即把港、澳“中国内地化”。

那么台湾呢？又是从香港的今天，看到他们的明天。正因为香港的沦陷，垂范成恶例，才激出台湾抵制“服贸协议”的“太阳花”学运——他们担心的也是两点：移民和金钱。最近台湾爆发的鼎新集团黑心油事件，电视上名嘴们都在说一个新词“红顶商人”，指这二十几年在大陆上发了横财的台商，如鼎新魏家、旺旺中时之流，正是马英九所称道的“鲑鱼返乡”变“吃人鲨鱼”，其实是把在大陆上横行了二十年的“权贵”势力引入台湾，通吃两岸三地，令港台的升斗小民们，霎时跌入大陆上亿万贫民一般的境地。这才是“中国崛起”的本质；而且中国不仅没有“分裂”，它得势了就要开疆辟土，即一种专制的对外扩张。

北京“礼崩乐坏”

两岸三地之人，不是马上就体验到某种“共损共荣”吗？那是不是一种小“全球化”呢？相比之下，唱什么“台独”“港独”“藏独”，想一走了之，都是过于轻松便宜的耍嘴皮子而已。君不见，邓小平当年设计的“一国两制”，因为时过境迁，中南海竟然自己主动把它废弛。

谁都知道，在香港搞“一国两制”试验田，是做给台湾看的。可是二○○四年国民党竞选轮替失利，败选的连战第二年就去大陆拜见胡锦涛，令北京看到，以金钱和族群矛盾，即收买权贵、扶植国民党（外省人），来牵制台湾的独立倾向，可以取代“一国两制”的功能；演变到今日，就是一句话：“人民币跨海，金融系统接通，买下台湾”。同样，国民党也意识到，唯有借助中共的庞大经济实力，才能维系它在台湾的执政。从今天马英九不情愿地让连战的儿子连胜文竞选台北市长，就可以倒推出来这个转换，它早就在二○○五年启动。所以台北选市长和二○一六年的大选，台湾选民其实是在跟北京打选战。

事实上，港台在中共的棋局里，一直互为因果。无须对台湾做“一国两制”的示范，便令其对香港的政策可以背弃、胡来、强硬。这才是《香港白皮书》的政治背景，北京可以说出这么霸道的话：“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固有的⋯⋯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就享有多少权力，不存在‘剩余权力’”。台湾人怎能读不出它的话外音？台北《风传媒》发行人王健壮在他的专栏里解读它：

其一，“阿爷”终于露出了高高在上的嘴脸在教训你；其二，“阿爷”教训你的口气就像主子在教训奴仆，“我给你多少，你就有多少，别痴心妄想还要更多”；其三，“阿爷”还威胁你，说现在给你的那些有限权力也不是“固有的”，言下之意即是，你今天有，不保证明天还有，“阿爷”随时可以收回他给你的那些权力。

这样的嘴脸，这样的口气，以及这样的恐吓，不叫霸权叫什么？这不但是封建味十足的“恩赐的权力”，更是丢骨头给狗吃的“嗟来食的权力”；也难怪余英时会说：“香港人不能做乖孙子，不然下一个命令又来，你又做乖孙子，第三次又是如此，最后你不是百分之百的奴隶了吗？”

不过，从大陆人的角度，还可以读出另一番意味，即中共的彻底机会主义，他们对其“改革总设计师”发明的“一国两制”玩意儿，一旦觉得用处不大，立刻就当破烂垃圾扔掉，一如文革后将马列主义当破烂扔掉一样。这可谓北京的一种“礼崩乐坏”。

“中间道路”如何落实？

晚秋里，我跑华盛顿去开一个西藏圆桌会议，说了一些不大中听的话。我说中共拒绝同达赖喇嘛谈判，令“中间道路”无功，藏人绝望，是百人自焚的根源；藏人精英中也出现声音，质疑“中间道路”和达兰沙拉流亡政府的功效，甚至反感跟海外汉人的民间沟通；国际社会迫于经济利益而跟中共妥协，也多少封杀尊者，其效果是分离了他的“国际道义领袖”与“西藏精神领袖”的双重角色。在中共“拖到达赖身后”的既定政策下，“中间道路”几乎是一盘死棋。

与会者皆不赞同我的看法，指出“中间道路”是政治智慧，也是别无选择。我觉得大家其实对话不了，而是各说各话。赞成“中间道路”，这样的话我们说得还少吗？近年来达赖喇嘛致力争取汉人同情和支持西藏的文明命运，也是极高明的决策，但是普通汉人完全无权决定中国的政策。中国是“宪法悬空”的国家。没有高于一切、包括高于执政党的一部宪法，中南海可以肆无忌惮，任意毁约，这次香港危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恶例。

邓小平设计“一国两制”，玩弄“疆土”和“制度”两个概念，试图以“制度”换“疆土”，自以为聪明，实际上台湾香港都坚持“你必须换制度”，才谈得上“统一”（或管治），即台湾宋楚瑜说的“一国良制”。那么，西藏“中间道路”的政策主轴，是“不寻求独立，在中国的宪法框架内寻求自主自治”，你会发现，中国因为没有“良制”，即她的宪法是假的——所以汉人精英搞“宪政运动”会遭镇压——“中间道路”自然无从落实。

今天“一国两制”在港台已经消亡，我倒觉得，西藏、新疆的人民，应该接过它来，要求“一国良制”，即要求落实宪法中规定的“民族自治”，也就跟内地汉人的“宪政运动”连成一气，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

港台疆藏四地结成反抗联盟

中共会跟达赖喇嘛重启谈判吗？在中南海内外交困、合法性急剧流失的情势下，中共领袖一代比一代僵化、色厉内荏，事实上他们的政策转圜空间极其局促，再跟达赖喇嘛玩游戏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可能会在港台新疆三地情势恶化下，以缓解西藏这一头，作为平衡，比如最近炒作频繁的“达赖喇嘛返乡和访五台山”谈判新闻，无论真假，都属于上述伎俩。尽管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意义非常重大，但我很难想象其操作性，一则中共惧怕尊者在藏人中间的巨大魅力，阻挡还来不及，怎会主动引祸？二则尊者回去如何保持公开性和能见度？如何继续保持他的“国际道义领袖”影响？实际上，跟中共打交道，常常变成陪它“玩游戏”，这次香港“占中”的一个重大意义，就是“不再陪北京玩游戏”。

中国闭关锁国时代，它饿死几千万人，对外面世界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如今它发达了，其制度的恶劣效应也随之放大，叫全世界吃不消，又遑论边陲四地？

中国内陆与新疆、西藏，有民族矛盾，也有统独矛盾，还有所谓“生存空间”、领土资源的矛盾。但是上述矛盾，在中国跟香港、台湾之间，都不明显、不严重，却是严重的制度矛盾。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不解决制度问题，没有一个所谓“良制”，它跟新疆、西藏的所有矛盾都无法解决，因此疆、藏、港、台四地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统一大业”是中共合法性的残羹剩饭，只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洗脑之下的大陆有效；反过来，边陲四地联手抗拒“统一大业”，会加剧其合法性的流失，诱发大陆内部变局，这也是香港“占中”令北京恐惧的地方。而一个地区势单力薄，抗拒能力有限，港台皆为弹丸之地，新疆辽阔而缺乏领袖，西藏恐怕算最好的，如果四地联手，结为反抗专制的同盟，定会令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出现新局面。当然，这也是一种历史上无前例的联盟，需要摸索，比如，在谴责中共反人道行为、保障四地区的人权中互相声援，四地民间社团的沟通、协作，在国际上共同发声、破除中共以经济利益裹挟国际社会，还有比如以国际标准、专业知识联合培训骨干等等。

自古中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端赖中原的强弱。中国又是这个星球上极罕见的单一文字书写系统覆盖数亿人的一个民族、一种文明，分疆裂土的几率极低；“分裂”成为一种罪名，乃中共维系集权的借口而已。相反，中央集权的腐败、枉法、颟顸，才是所有苦难的总根源；而权贵得逞的秘诀，只有一个，即宪法悬空。如今内地几成糜烂，边陲反而是灯塔，照亮着幽暗大陆。

再从国际间看，冷战落幕以来，英美欧洲深陷中东困境，令中共坐大。胡平分析这个“坐大”：“一个以这种罪恶的方式造成的强大国家，只能是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它必定会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价值更加蔑视与敌视，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偏偏俄国是一种“残废转型”，大俄罗斯主义替换“苏联霸权”，继续跟欧盟叫板。中俄近来又开始投缘，这兄弟俩跟国际社会，冥冥之间又开始作某种制度对抗的“新冷战”。这幅景观下，港台疆藏四地俨然就是前线了。一句话，北京的好恶，也许只牵动纽约的油价，而在香港等四边陲，则关乎人的生命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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