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参加APEC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偕夫人在北京水立方拍的全家福。（美国之音图片）
【看中国2014年11月18日讯】2014年APEC会议，中国寄予厚望的“亚投行路线图”仍然停留在纸面上，加上墨西哥政府决定撤销中国企业37亿美元的高铁大单，以输出“过剩产能”为主要目标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开局不利。面对产能过剩这一中国经济的“核威胁”，北京还得想方设法脱困。
中国为何要实施马歇尔计划？
国内不少评论谈到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时，基本着眼于中国向海外投资。虽然会言及“输出产能”，却有意省略“过剩”这个关键修饰词。
这里得先介绍何谓“马歇尔计划”。所谓“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正式名称是“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二战之后，欧洲各国遭受战争重创，经济濒临崩溃。美国为了帮助欧洲盟国恢复经济，并防止苏联和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进一步渗透和扩张，提出这一重建计划。该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之久。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亿美元（约等于2006年的1300亿美元），为战后复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计划推行时，乔治•马歇尔担任美国国务卿，因此命名为“马歇尔计划”。
中国试图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以此为核心，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规划，向国外大量输出过剩产能，评论者将此称之“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不过，与美国马歇尔计划相比，无论是实施的国际环境、美国与欧洲等国的关系，还是美国对欧洲援助的性质等方面，二者均很不相同，唯一的表面相同点即输出产能（技术、设备）。关于两者的不相同，有心的读者可以去看童大焕那篇《评中国高铁版马歇尔计划》，该文对两个计划有比较分析。我在本篇文章中想分析的是：中国之所以需要马歇尔计划，原因是中国大多数产业都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严重威胁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
产能过剩为何被视为中国经济的“核威胁”？
所谓产能过剩（Excess Capacity），即生产能力的总和大于消费能力的总和。与美国当年主要是制造业设备输出不同，中国的产能过剩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领域，以及房地产业的上下游产业。
中国的产能过剩几乎与中国经济增长相伴而生，其产生根源可以这样概括：投资是社会主义的，需求是资本主义的。所谓“投资是社会主义的”，指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资金或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投资风险最后转化为银行坏帐，却无需借贷者真正承担风险，国企老总无须承担责任，即使是民企老板，破产后跑路的大有人在；所谓“需求是资本主义的”，即产能要有市场需求，如果有效需求不足，就会形成产能过剩。因此，中国的产能过剩有两个特点：
第一，产能过剩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必然产物。中国经济的增长往往与政府刺激政策相关，只要中央政府出台刺激政策，各地必然大上各种项目，这些项目具有极强的同构性，结果必然带来严重的产能过剩。尽管中央政府希望通过宏观调控抑止一些行业的过度增长，但往往徒劳无功，旧的产能过剩还未消除，又会产生新的产能过剩。2009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在一份调研报告中披露，自2005年以来，就有19个行业呈现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其时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部署抑制产能过剩。但由于地方追求GDP政绩的驱动，产能过剩无法抑制。到了2013年，无论是属于高耗能的电解铝、钢铁制造，还是被视为新兴产业的光伏太阳能和风电，以及造船和钢铁业中高端产品的硅钢，均被业界公认为“产能过剩”。
第二、中央政府的调控政策，往往制造更多的产能过剩。以中国钢铁行业为例，近十几年来虽经几度“轮回”，但一些地方总能找到办法逃过抑制。例如前几年，政府政策规定，对钢铁产能淘汰的标准是200立米以下高炉，本意是想将小钢厂淘汰出局，但很多小钢厂就改成300立米、500立米甚至更大的高炉。后来，淘汰标准提高到300立米，企业也水涨船高，再往大了改造。这种为适应国家标准的改建，结果造成国内钢铁的实际产能越来越大。目前的情况是：钢铁制造行业产能过剩已持续好几年，中国企业的增产意愿仍然旺盛。2013年中国钢铁产能过剩3亿吨，约为欧盟产能的2倍。据中联钢网统计，2014年中国有24座新增高炉投入运行，年设计产能为3500万吨。虽比2013年新增加的7000万吨减少了约一半，但在行情低迷的情况下，产能仍将持续被增强。
近两年房地产投资减速，与房地产相关的水泥、钢铁、平板玻璃、铝合金等无一不处于产能过剩状态。不仅如此，根据发改委陆续下发的文件，焦炭、电石、甲醇等煤化产业，多晶硅、维生素C、风电设备制造等无不如此。有分析称，中国已经找不到几个不过剩的行业了，产能过剩成了中国经济的“核威胁”。
为何抑制过剩产能如此困难？除了前面分析过的投资体制问题之外，地方政府的考虑主要有两点，一是淘汰产能会引起大量失业，导致社会不稳定，这与政府维稳目标相悖。以河北省为例，按该省任务安排，唐山市5年内要削减钢铁产能4000万吨，将导致十几万人失业。二是债务风险。当前中钢协会员企业的负债率高达70%左右，贷款总额达到1.3万亿元。加上非会员企业，全行业债务总额可能超过2万亿元。如果让企业退出，债务窟窿很大。
亚投行筹建为何困难重重？
从中国本身的情况考虑，向外输出过剩产能似乎是可行之道。这是习近平履任之后开始与周边国家谈判筹建亚投行的主要动力 。
2013年，习近平在印尼访问时，提出为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方“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按中国的设想，各国要从事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困难是主要障碍。据估算，2011-2020年间，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存在8万亿美元资金缺口，有强大的需求，只要中国愿意做供应方，达成协议并不困难。此后经过数轮多边谈判，今年10月24日，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越南等21国代表在北京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预计亚投行能在2015年内完成章程签署和生效工作，在2015年底前投入运作。
中国倡建亚投行遇到的困难是多重的，一是一些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对此缺乏兴趣。亚投行备忘录签署时，亚太地区的四个主要经济体日本、韩国、印尼和澳大利亚缺席该签署仪式，其中印尼是东盟（ASEAN）10个成员国中唯一的缺席者。二是美国日本都持反对态度。有报道称，美国曾要求其盟友谨慎考虑加入亚投行。亚洲开发银行总裁中尾武彦干脆表示，不欢迎成立一家目的基本相同、由中国牵头成立的另一家区域性银行。没有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从事贷款业务，中国向外输出过剩产能的计划实施会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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