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11月16日讯】编者按:本网站专栏作家、81岁的老作家铁流先生,9月13日在北京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中共警方带走并遭非法刑事拘留。1957年他曾被中共划为右派遭劳改关押,蒙冤受屈长达23年。他也是本网站《往事微痕》栏目的创始人与主要撰稿人之一,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他此前投稿给本站的部份文章整理后陆续重新发表,以飨读者。
题记:名字和他性格一样:声鸣宇宙,且不怕捆、不怕打、不怕吊,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
他喜欢唱歌、弹钢琴,七十八岁的人了,舞步仍像年轻人一样的矫健。那天我去他家作客,要爬上成都西南边中央花园一幢七层楼高的顶房。没有电梯,他每天上下不少于十次。用他的话说叫“强迫锻炼”,但换来一个棒棒的身体。我爬上去累得喘了半天气,他一点事也没有,像在溜湾散步。为了解我闷郁,他打开上万元的钢琴,弹了一曲贝多芬的《生命交响曲》。随着他指犍的起落,那如火如荼有着强大感染力的音质,与那壮丽宏伟的轰鸣,简直惊心动魄,震房撼墙!而曲中绝望的悲哀,忧伤的痛苦,又唤起你无限的忧思,无穷的回荡……我默然神往,为曲的精髓所动,再没有个人尘烦,更无俗耐的思绪。啊,艺术陶冶人的情操,音乐洗涤人的灵魂,也许残酷岁月给他留下太多的灾难阴影,所以要用艺术的美,来藉慰那颗损伤得太多太重的心。此时,我好像找到他酷爱音乐艺术的原因。随着音响的变律,我渐次渐次地走近了他的不幸人生……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学生,毕业于成都大学财经系(现名西南财经大学),后分配到江油县人民银行工作,1956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戴红花,“吃油大”(成都话聚餐),可不到一年,就“荣升”为全县大右派分子。正如他在自述《祸根》中写的:“历史告诉我们,1957年反右运动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转折,从那以后人们再不敢讲真话,趋炎附势,胁肩媚笑,黑白颠倒,善恶易位,成了这个社会的主流!不断的政治运动像巨大冰山,纵是泰坦尼克号一样的巨轮,也会被击沉在海中,何况瘦弱不堪的知识分子……”
其实,他的言论极其简单,建议“党要对干部实行考试制度”,“苏联银行会计制还不如中国的好”。另外在一次学习讨论会上,有人说“老百姓排队购买附食品,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现。”他不同意此观点说:“那排队排到北京城,人民生活水平就更提高了。我认为根本问题是提高生产力,扩大再生产。”谁知这些言论,成了“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的“罪行”。除此,还有一条更为严重的“罪行”:“为首组织匈牙刊裴多芬俱乐部”。这对五十年代一个偏僻闭塞小县城的人来说,根本不知道此为何物?但处理他的决定书就这样写上。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头脑里只有“政治思想”和“阶级斗争”这根弦,上面说什么就信什么,从来没有自已的思想与见解,几乎都是奴才与奴隶。因他爱好唱歌跳舞,为活跃机关文娱生活,1956年和单位王拓宣等人发起组织了一个“百灵鸟合唱团”,想不到竟然成了“猫抓慈耙,脱不到爪爪”,一顶不大不小的帽子“裴多芬俱乐部”,戴在众多参与者的头上,使全县“反右斗争”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百分之一百,受到省里嘉奖。他是为首者,处理当然“更上一层楼”:开除公职,送劳教养。自此,走上了半世囚徒之路,一个打击连着一个打击,一拨斗争接着一拨斗争,他几乎飘首刑场,“戴着花岗石脑袋去见上帝”。
最先送到四川省公安厅劳动改造局“415”筑路支队劳改,尔后级级飙升:到看守所、监狱、劳改队。他还手戴古老的铁铐(又称捧子),在不足一点五平方公尺的小监里,整整关了七年。直关得骨质疏松,肌肉萎缩,双目几乎失明,而今还留下许多不治的后遗症。老右他到底犯了什么大罪?是偷了皇帝的御马,还是奸污了宰相的夫人,或是把谁家四代单传的龙孙丢在了尿缸里?什么也不是,是他们几个肚子饿得发荒,串在一起“冲壳子(北方话侃山或称闲聊)”,骂了共产党是法西斯政党,毛泽东是封建暴君……
1961年中共迫于形势,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作出了一些纠偏的修补措施,他和一批右派分子获得当局摘掉“帽子”的“宽大”处理,但留在“415”“就业”改造。就业员有点小自由,结识了难友李玉平、周居正等人。凡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有正义感的中国人,无不对那个反科学的“大跃进”发出遣责,无不对那个蛮干胡来的“大炼钢铁”嗤之以鼻,无不对那个荒唐透顶的“人民公社”叫喊停牌。他们主张回到新民主主义的民主社会,解散公社,还田于农;实行普选,还政于民;废除一党制,回归民主;开放言禁,让人讲话!还建议学习南斯拉夫铁托,将共产党更名为“马列主义联盟”。他们以为吹牛皮不犯死罪,没想到中共是杀无赦。
不久,他背起被盖卷到了重庆江津县永川新胜茶场,突然一天锤上脚镣关进反省室。他不知道那股水发了,惶惶中等待明白。一天,几个解放军将他押解他到永川县肖家冲一间秘密审讯室进行审讯,预审员叫王殿臣,说:“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必须老老实实交待,你和周居正、李玉平成立了什么反革命组织?打算如何推翻共产党、颠复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他的回答当两个字:没有!王殿臣桌子一拍,凶神恶煞骂道:“你还嘴硬,死到临头还不知道!告诉你,政府已经掌握到确凿证据,不然何以逮捕你们几个。”
他道:“既然掌握了确凿证据,为何还叫我坦白交待?”
王殿臣双眼圆睁道:“我知道,你是个吃了秤砣铁了心的家伙,为了挽救你,我提点弦(四川话告诉你一点)”说着拿出几张检举材料念起来。
他冷冷一笑道:“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是搞错了嘛,水肿病、黄肿病,到处饿死人难道不是事实?唯今之计,,你们应该向老百姓道歉、请罪……”
“放屁”王殿臣气得跳起三丈高,大叫:“把这个反革命给我捆起来!捆起来!”
几个彪形大汉一拥上前,先剥光他的衣服,将其打倒在地,用筷子细的麻索,绕腕缠臂,一圈一圈,一层一层,像扎缠丝兔一样把他捆扎起来,然后两索并一,打个合结,麻索从背后活结中穿过,一人踩背,一人拼命往上提拉,双臂和双肩快成一道水平线,麻索早钻到肉里去。他的额头立刻大汗如雨,皮肤逐渐逐渐变成紫红色,其疼痛有如万箭穿心,乱刀剔肉。他先是拼命叫喊,叫声穿墙破屋,音震四野,不一会儿叫声变得微弱,再一会儿没有声音了,水泥地上全是他的汗水,一股股流,一丝丝浸……
王殿臣刁着烟,不停地在审讯室里走去走来,得意微笑着,舒心地欣赏他精心细雕的人体“杰作”。当他发现费宇呜已经昏死过去,马上吩咐手下人提桶冷水泼去。冷水一惊,费宇呜从死里醒过来,他微睁两目,用极其微弱的声音抗议道:“你们比法西斯还法西斯哟,这哪里是审讯,是屈打成招!不如拿枪来把我毙了?”
“毙了你,才安逸哩!老子就是要你龟儿子不死不活,才知我的厉害。”王殿臣嘿嘿一笑,慢慢地呷着茶,道:“告诉你,我遇到的对红心多得很,不要说你,就是铁嘴钢牙也得如实招来。老子审讯人从来就是这一手,看是你们硬,还是我硬?嘻嘻,不好受吧?”
这样的审讯,这样的捆绑,重复了三四次,纵是钢铸铁倒的汉子也受不了啊!最后一次,费宇呜把心一横高喊道:“拿笔来,你们要啥子我说啥子,都认,都认,总可以了嘛!”
“好!看来你还是硬不过老子!”王殿臣笑了,笑声让人打寒战:“我看得多了,对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不给点厉害看看,怎么知道锅儿是铁铸的。”
取供划押,收监定罪:“[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惊天大案就是这样来的。此案牵连百数十人,主犯周居正、杨应森判处死刑,魏昭、陈仲伟判处死缓,冉茂宁等四人判处无期,李玉平和他二十七人分别判处二十年、十五年有期徒刑。此案全是秘密审讯,如法炮制,既无指证人,又无旁听人,也没有陪审员,更奇怪的是一个案不同卷宗,人与人不对质,全是分审分判,而“罪名”全不一样。他不服,抗争,上诉,遭来的当然是拳打脚踩的暴殴。此后,强行送他到雅安地区卢山县苗溪农茶场劳改。在劳改中他一直不认罪,成了全场数千犯人中有名的“反改造分子”。人人盯梢,个个监督。
1966年一天,他上厕所解便,因无纸,便向同队犯人李少定要了一点手纸,立即有立功犯人向中队长报告,说他们在传递反革命材料。不由分说,中队长立即将他关押,管教股长赵瑞观马上展开审讯,说这是李少定向他请示,发展一批人员加入“马盟”,他是首犯。因这个擦屁股的纸团他看也未看,上面有无字迹根本不知道。赵股长花了三天时间没有审出结果,脑羞成怒以他拒绝交待为由,给他戴铐扎镣关进黑牢小监,并号召全场犯人写揭发检举,硬要从鸡蛋里找出石头。
小监,高不足一点五米,长宽也不过一点五米,石砌泥涂,只有一个连猫都钻不出去的风门,没有光亮,没有照明,纵是酷暑,里面也寒气浸人;纵是阳光耀眼,里面也黑洞洞尤如阴间。关在里面的人站不直,躺不伸,为了折磨他,狱卒还给他戴上反铐,不放风不给洗漱水,屎尿拉在屋里,臭气薰天远近可闻。为了争人权,他以绝食进行抗争。狱卒问他为什么不吃饭?他说,我双手反戴怎么吃?狱卒说,用嘴含。他直眉厉言:我是人,不是狗!宁饿死也不做狗!三天不吃一口饭,不沾一滴水。到了第四天,一位有良心的主管宋晓光(原营山煤矿付场长,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免职,来此管小监),走来悄悄对他说:“费宇呜呀,要爱惜生命啊!你有什么要求,我尽力向上反映。”他说,“我是政治犯,不能侮辱我的人格,不能日夜戴反铐,每天要放风,每周准许我洗一次澡,大便应上厕所解,不能拉在小监里,这是起码的人道待遇。国民党监狱都能做到,为什么共产党的监狱做不到?你们如果不改变作法,我宁愿饿死。”
经过这场斗争和宋主管的反映,茶场基本上答应了他的条件,但并未将他放出小监,因为他没有交待问题,每天只有半个小时的放风时间。在这个时间里要解便、要洗衣、要取水,还戴着手铐。他整整在小监里关了七年,关得骨质疏松,肌肉萎缩,浑身泛白,几乎双目失明,四肢瘫痪,这就共产党的革命人道主义!不知世界上其它国家是否有这样相同的小监?
1978年他满刑出狱,右派虽得到改正,但“马盟”一案却得不到“平反”,故不能恢复工作,他只好经商开火锅店。由于人聪明,又有经营头脑,在江油县成为餐饮大户,远近闻名。有了收入才娶妻生小孩,过上美美的小家庭生活。现女儿已长大成人,他教育她的话是:“当一个自由人,走独立的自由之路,切不能去端铁饭碗,靠共产党吃饭!”
他用全部的精力,一生的心血,培养女儿习声乐,弹钢琴,竟有了点小名气,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者。对“马盟”的冤案,他曾极积地申诉过、上访过,可是四川省高院有关人员就是顶着不办。他们心怯,知道这个冤案杀了两个共产党人,判了那么多干部的重刑,平了谁担这血腥责任?这一冤案的受害者是清一色的右派,全是干部、教师、科技人员,其中绝大部份是党团员,特别是周居正,是重庆滓子洞的脱险者,活着的“红岩志士”。
在此期间,曾数次向省高院提起申诉,但高院不予理采,他十分气愤地说:一党专制的独裁国家法律根本无公平、正公可言。我对共产党从不寄予希望,更不寄予幻想,他们永远不会承认错误,也不会改正错误。三年人祸,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连对不起也没说个一声。虽然右派改正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他们仍说“反右斗争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有这样“扩大化”吗?我不承认它的法律,也不承认自已是“右派”和“反革命”!我认为毛泽东才真正是反革命,不折不扣的反革命!我们本来就是清清白白的人,平反也是这样,不平反也是这样,求他们干什么?他真不愧是个铮铮铁汉!
写到这里,不得不说一句,本人也是卷入此案的一个重要分子,在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被关押了两年多的时间,好在同案的杨应森没有咬我,自已又会滚案故侥幸逃过。据悉,为昭“马盟”之冤,原重庆市高院刑庭庭长吴明先生,在离休后出于义举,以律师身分亲自去四川省高院档案室查阅了所有档案,还自费花去半年多时间,走访了当年涉案人员,包括审判者、举报者,最后结论:这是一桩极在左思潮和在特殊条件下,采用刑讯逼供制度出来的特大冤案。草拟诉状,多次代表受害人与遇难者家属,要求全国最高人民法院重审。当年重庆地下党不少老人,纷纷向胡锦涛写信,证明周居正是个坚强的革命者,希望中央能彻查此案。但是无任何回应,值“反右斗争”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共不仅不痛改前非,还拼命打压我们这些风烛残年的受害老人,这能构建“和谐社会”吗?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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