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福于经纬之间(组图)
不论海外游子，还是南洋华侨，只要看到唐装上圆圆的寿字团锦，鞋尖上红红的五福捧寿，都会油然而生一种亲切：这是我们中国的东西！传统的织绣吉祥纹样，经过千百年来的发展和固定，已经深入百姓日常的生活和观念之中，成为血脉里认祖归宗的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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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绣发展与等级制度
织绣的出现，是古代纺织印染技术渐渐成熟之后必然的结果。子曰：“绘事后素。”绘工之事要建立在有良好白底子的基础上。织绣同理，所谓“远看颜色近看花”，就是人们不再满足于质地良好但色泽单一的织品，转而关注细节处的纹饰。从平织的“绢”，到斜纹的“绫”，由经锦（多色经线单色纬线，以经线变化而显花纹）到纬锦（以纬线变化而显花纹），花纹愈发复杂，表现力也日益增长；而后发展出缂丝、妆花、织金等等复杂的技术，再以刺绣和印绘作为补充……到明清时期，服饰已极其繁琐精致。
花样虽多，乱中有序。服饰对于中华先民，很早就不是单纯为了御寒蔽体，而是将衣冠与礼仪并举。冠帽服饰不惟是区别不同族群的重要表征，也是社会等级的表现。
中国丝绸博物馆徐文跃为记者介绍服饰礼制时说：“周代吉金文字上常见有‘命服’的记载，其衣上装饰主要为龙，故吉金文字上多见‘龙衮’‘衮衣’，这也应该是后世冕服的源头。”
冕服是古代君臣使用的大礼服，共分六种，因礼仪场合的大小而异。“最为典型的装饰图案即为十二章，也就是日、月、星、山、龙等十二种纹样，各寓意一种美好德行。这也是中国服饰史上使用时间最为久远的吉祥纹样，一直到民国初年仍被使用。”
汉至魏晋以降，头上进贤冠的梁数，绶的长短、疏密、颜色，都根据等级严格划分，甚至附丽于绶的印信也有材质区别。“印以金为贵，绶以紫为贵，因此以‘金紫’来称呼高官显宦，金紫就是金印紫绶。”
北周时开始采用服色制度，以颜色定尊卑，习俗延续至明代。而唐朝起，以织物纹样区分等级的观念渐渐成型，这也是衣物纹样的一次爆发。“武周时赐诸王、文武三品以上官的袍服上绣有盘龙、鹿、凤池、对雁、对麒麟、对虎、对鹰、对牛等。德宗时规定以鹘衔绶带、雁衔仪委分别为节度使、观察使常服。文宗时又定袍袄之制，其中纹样有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双孔雀等。到了蒙元时期，遂有衣服上的胸背之制。”
“胸背”，是指衣服前胸后背装饰性的布块，按形状还分为圆补和方补。胸背到了明朝则称为“补子”，有补子的官服称作“补服”。元代的胸背只是装饰性为主，尚未严格对应品阶。而明代的补子制度在等级上更为规整，有了“文禽武兽”之分。明清品官所用皆是方补，明朝补子前后两片都是整块；清代补子相对明朝较小，前片从中间对剖为二，后片则仍是整片--主要原因是清代补服为外褂，形制是对襟的原因。这一制度既被明清沿用，也随后传至邻近的朝鲜、琉球、越南等属国。
吉祥纹样
道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林则徐在日记中记道：“帮贵差曹正全回楚，奉到恩赏御书‘福’字、‘寿'字两幅，鹿肉一总封，恭设香案敬领。”这就是清代皇上过年赏大臣的吉庆话：“福”、“禄”、“寿”也。“福、寿”是写两个字，而“禄”则是谐音，用鹿肉来表示，又滋补营养，名称又好听，而且是由清朝的“发祥”之地山海关外来的，所以从清初一直到清末，过年时赏大臣鹿肉几成定例。
“福禄寿”自古就是人们的普遍追求。《尚书·洪范》记载有五福的说法：“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汉人桓谭在《新论》中也谈到“五福：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可见福的内涵非常宽泛，也很早就以各种形式表现于织绣上。
“比如先秦时期，主要是能通灵的瑞兽，像龙凤。两汉重讳谶、祥瑞，热衷升仙，织绣纹饰也多为云气动物纹锦，也就是各类神禽异兽在云气之中奔腾的仙境景象。云气动物之间还大多织有吉语文字，如‘延年益寿大宜子孙’‘安乐如意长寿无极’等等。”徐文跃介绍说，早期的吉祥纹样，其寓意主要依附于动植物，并没有针对某个俗语而特别制定的套图。这样的情况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明万历年间。
万历新样
明代中后期风习渐奢且求新变，宫廷遂有新的装饰纹样，即文献所载之“新样”。始见于万历而延续到天启、崇祯两朝，影响且及于有清一代。寓意繁多、制式明确的新样，可谓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源头。
陈悰曾作《天启宫词》：“万寿宫中尽彩衣，金鎞新样昔时稀。一双仙鼠丹砂染，贴着齐天字脚飞。”诗下自注云：“宫中遇万寿节，卑贱者皆不衣青素。癸亥甲子间，每届节宫眷宫人竞创新式。方胜葫芦戴之，有宝历万年、四海丰登、洪福齐天等名。八宝荔枝、卍字鲇鱼是曰宝历万年；四隅各填海字，中有两蜂附灯而飞是曰四海丰登；中填齐天二字，两傍红色蝙蝠各一是曰洪福齐天。”可见此时，四字吉语纹样已经大为盛行，并且图文结合，汉字搭配谐音，寓意指向精准。
这些纹样，不仅有了标准的范式，还有对应的节气规定。此处与陈悰互为佐证的，是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九“内臣佩服纪略”中的记载：“年节则大吉葫芦、万年吉庆。元宵则灯笼。端午则天师。中秋则月兔。颁历则宝历万年，其制则八宝荔枝、卐字鲇鱼也。冬至则阳生、绵羊引子、梅花。重阳则菊花。遇万寿圣节则万万寿、洪福齐天之类。……凡遇诞生、婚礼及尊上徽号、册封大典，皆万万喜。”
初读刘若愚这段话，以为他说的是衣服，往下细看不禁一惊：“此所谓铎针者，单一枚，有錞居官帽中央者是也。”原来这些应时的吉祥花样，竟只是固定帽子的铎针而已。如此想来，技法更为多变的服饰织绣之复杂，更不消细说了。
卷中所述“大吉葫芦”，就是葫芦景补子，"腊月二十四日祭灶后，宫眷内臣穿葫芦景补子蟒衣”即是。补子正中织绘一葫芦形勾线，在此勾线的基础上描绘其他纹饰，是宫中过年期间的“标准制服”。
清宫寿字
到了清朝，除以十二章和官服补子为代表的象征权威的纹样外，还有与宗教相关的八吉祥、暗八仙，取自日常生活的如花草、鸟兽、戏文景观等等，并且继承了明朝的“新样”。以牡丹喻富贵、以蟠桃祝长寿、以梅花表高洁，乃至谐音取字，盛行一时。
提到福字、寿字直接出现在服饰上的风气，徐文跃介绍：“早期的云气动物纹锦虽然带有福寿寓意的吉语文字，但以文字单独表示福寿寓意，汉晋时期并未普遍。服饰上直接装饰汉字，在武则天时期曾流行过一段时间，也没有流传开。今天我们看到的福字纹、寿字纹织绣，是明清时期才广为盛行的。”从清宫旧藏、存世照片和其他实物中，我们也都可以看到：清代帝后无论礼服还是便服，福、寿字样及其相关图饰非常普遍。
“福字纹的流行可能要晚于寿字纹。明代中后期就有大量寿字纹，脱离其他文字的组合单独用于织绣。”同时，寿字纹的字体也表现得更为灵活。到清代，在织绣服饰上的寿字运用比明代更为广泛，字体也更为多变，长形篆体寿字之外又出现有圆形寿字（团寿）等，成为清代主要的装饰纹样之一，传承直到今日的唐装。
至于原本是日用俗物，沾了吉祥寓意而大放异彩的，也比比皆是。乾嘉年间学者孟超然在《亦园亭全集·瓜棚避暑录》中提到“虫之属最可厌莫如蝙蝠，而今之织绣图画皆用之，以与福同音也。”蝙蝠之丑陋晦暗，竟因“与福同音”而登堂入室，自明至清，风靡朝野。
宫廷中爱好蝙蝠，以慈禧尤甚。《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荣儿讲述宫中丫鬟穿戴，一律以朴素淡雅为佳，唯有一双五福捧寿的绣鞋是宫女的金字招牌，那是只有“储秀宫老太后跟前的近人”才有资格在年节和万寿节期间穿上的—“就凭这双鞋，走在西二长街的甬路上，连老一点的太监都要躬身行礼。”一个吉祥纹样，因着权贵而能有如此威信，其实质已无异于宫娥中的官阶补子。
织绣日趋繁杂，固然是手工业的进步，但耗费的民力也不容小觑。范濂早在《云间据目抄》就对万历新样表达了忧虑：“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自古慨之矣。吾松素称奢淫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挽朴之机。”
如今翻检宫廷遗物，许多吉祥纹样早已成为博物馆图册中的标本，但另一些却依然在我们的梁间檐下、袖口鞋尖存活着。人类的美好期望并没有因朝代更迭而变迁多少，而所费不赀的织造却并不曾帮助任何一个骄奢的王朝躲开倾覆的命运。或者在团团锦簇的五福捧寿中，我们该重温一下所有五福的含义：寿，富，康宁，考命终，还有获得它们的前提——攸好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