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11月13日讯】编者按:本网站专栏作家、81岁的老作家铁流先生,9月13日在北京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中共警方带走并遭非法刑事拘留。1957年他曾被中共划为右派遭劳改关押,蒙冤受屈长达23年。他也是本网站《往事微痕》栏目的创始人与主要撰稿人之一,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他此前投稿给本站的部份文章整理后陆续重新发表,以飨读者。
题記:一位哲人曾说:“对严冬的回顾,犹如对春天的赞美。”回忆逝去的痛苦岁月,正是对未来时代的向往和企盼。一夜之间使55万民族知识精英沦为政治“贱民”,自此销声匿迹埋葬一生,然而他们每一个名字都是棵长青的绿树,都是““新中国””的奉献者……一位觉醒者曾惨痛地喊出:我们营造的是一座红彤彤的新世界,得到的却是一座黑沉沉的地狱!
57年前那一场“反右斗争”,一夜之间使55万民族知识精英沦为政治“贱民”,自此销声匿迹埋葬一生,然而他们每一个名字都是棵长青的绿树,都是“新中国”的奉献者!在那逝去的岁月里,他们用激情燃烧的一腔热血和生命,真诚无私的青春年华,去努力追求和营造心目中理想完美的共和国,得到的却是皮鞭、镣铐、饥饿、劳累,甚至是抽筋剥皮的杀戮。一位觉醒者曾惨痛地喊出:我们营造的是一座红彤彤的新世界,得到的却是一座黑沉沉的地狱!
现88岁的吴永良先生。曾是北京《大公报》的名记者,生活在今天的年青一代,甚至上溯到他们的父辈,也搞不清楚《大公报》是一张什幺样的报纸?它对中国的民主进程,在蒋、毛两家逐鹿中原的决斗中,起到过什幺样的作用,它曾拥有一支什幺样的采编队伍,有过哪些堪称世界一流的名记者?
先说说《大公报》的历史,20世纪上半叶,《大公报》在中国是一张赫赫有名的大报。1902年创刊,时值清朝末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联合接办。以“不党、不盲、不私、不卖”为办报宗旨,坚持以文人论政为特色的民间性,在中国新闻史上独树一帜,这对当时政局的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而于1941年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荣誉奖章,这是中国唯一获此殊荣的报社。在《大公报》全盛时期同时或先后出版有该报的天津版、上海版、武汉版、重庆版、桂林版和香港版等,也是中国报纸中唯一的一家。抗战时期,重庆版的发行量是重庆其它报纸的总和,可见它在读者中的声誉。
1949年以后,天津《大公报》更名为《进步日报》。上海《大公报》则继续出版,但原来的特色已不复存在,因而失去了相当一部分的读者。1953年,上海《大公报》北迁与《进步日报》合并,并于1956年9月将社址迁到北京,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该报分工报道财经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1966年9月14日,这张具有六十五年卓越历史的报纸被迫停刊。现在只有香港还在出版这份报纸,它是作为香港地方的一份报纸而存在,延续着《大公报》幸存的一脉生命,但以没有昔日《大公报》的战斗精神,仅是中共在香港的一个声音代表。
这样一份人才荟萃,群星闪烁的报纸,引起世人的关注和喜爱。其中有朱启平在二战中被该报派遣在美国太平洋舰队任随军记者,1945年9月2日,他参加密苏里号战舰上日本向盟军的投降仪式,发表了传诵一时的通讯《落日》,后来他又被派驻美国;萧离是抗战前的北大学生,抗战爆发后一直活跃在抗日文化战线,抗日胜利后在北平《平明日报》,1954年以后任《大公报》记者部的领导,他才思敏捷,语言幽默,待人亲切,有不少脍炙人口的文章;高汾是活跃在抗战时期的女强人记者,30年代末在夏衍主持的桂林《救亡日报》,后在重庆《新民报》,抗战胜利后任《大公报》驻南京记者,在国民党首都报道政治文化消息,锋头甚健。
没有想到在1957年的那场摧英毁蓓的反右运动的狂飙中,竟把这些在中华民族的民主自由进程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大公报》精英们,整整二十人被划为“反党反人民的敌对分子”,沦为人世间的“贱民”,饱受凌辱达二十余年。他们是:总编辑袁毓明、副总编辑赵恩源,记者部副主任萧离、记者萧凤、戈衍棣、单于越、尤在、吴永良、顾国权,理论部编辑朱沛人、毛健吾,副刊部编辑高汾(当时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被划为右派后回报社),国际部编辑徐梅芳、总编室编辑曹铭、通联组编辑余悦、香港《大公报》驻京记者朱启平;经理部有:副经理赵英达、业务科副科长冯隽民、财务科科员徐文兰、业务科科员石文华等。这些人都是新闻界的资深人员,如朱沛人,曾任南京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北平《世界日报》总编辑;毛健吾,抗战时期任《大公报》社长;袁毓明,曾在《晋绥日报》,后任《西南新华日报》总编辑;赵恩源,抗战胜利后任天津《大公报》编辑部主任。
吴永良先生在他的《雨雪霏霏》一书中写道:“我戴了二十多年右派分子的帽子,长期受压抑而无力摆脱的焦虑情绪……,无论何时何地,自己总是一个‘有身份’的人,总是处在遭受冷眼歧视的政治贱民地位,常被斥责讥讽,以致动不动就被批判惩罚。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的‘肠一日而九回’的滋味,我深有体会。尤其是右派生活的最初三年,被遣送到北大荒劳动,正是大跃进的三年,后来被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老百姓则明白无误地称之为饿饭时期。我亲身体验到什幺是饥寒交迫,也亲自经历过一些伙伴被夺去年轻生命的悲剧。”
当提及为什幺被划为右派分子时,他笔下诙谐而调侃:“我被划为右派的根据有五、六条之多,其中有几条是‘附和右派言论’,‘同情右派言论’和‘右派主张’等罪名,似乎是用来凑数的。比如我的所谓罪行中说我附和徐盈、子冈等人的右派言论,其实我从未读过他们的此类言论,而且,他们早已离开报社了,我和他们再也没有来往过,这在法律上是根本不成立的。只有强加给我的第一条的罪状倒是事出有因,即刊登在1957年5月12日《大公报》头版下方的一篇题为《阻挠、限制、刁难、歧视——本报记者申诉采访中的一些遭遇》一文,此文虽未署名,是我综合整理本报十几位记者提供的材料写成的。”从他的该书中摘录如下:
“此文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其实很可笑。因为所讲述的内容,无非是记者到一些单位去采访,碰了钉子,或者到某些地方要看材料,吃了闭门羹,等等鸡毛蒜皮的小事,此文竟被扣上那样大的罪名,说明主其事者真是草木皆兵,神经衰弱。而且,我在写作时,完全出于补台的愿望,无非是吁请有关部门注意克服缺点,以利记者采访,就好象是在说,您的鞋上沾了点土,请擦掉,注意抹去棱角,可以说达到了四平八稳的水平。想不到却恰逢上级党组织在盛怒之际,忠而获咎。”
“我后来又听说,由于外国通讯社或境外报纸转载(或摘登)了此文。依照‘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这一定式来推论,问题可就大了,遂被附加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而定了我的案。事实究竟如何,时过境迁,我早已失去考证渊源的兴趣了。”
书中还记述了几位名记者落难的凄凉惨况,就像是一幅幅水墨画:“1958年3月25日,《大公报》社划定的右派分子——朱启平、萧离、徐文兰、高汾、余悦、尤在、吴永良、石文华等八人被列入中央几个部门约六百名‘地、富、反、坏、右’的行列,遣送到黑龙江东部农场垦荒。那里的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北大荒,是著名的劳改农场。”
“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诗云:洛阳访才子,江岭作流人。现在的镜头不是才子,而是一群垂头丧气的右派分子到北大荒去作流人了。高汾和徐文兰大姐,在北大荒一直在灶房劳动,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形容憔悴,名副其实的‘满面灰尘烟火色’。1959年初,由于饥饿,不断传来她们也患浮肿的消息,特别是高汾面部浮肿尤为犯忌。转述者加上一句话说:‘男怕穿靴(即脚肿),女怕戴帽(即面部肿)。’伙伴们一直为她担心,幸好高汾于当年夏季奉调回京,而徐文兰也在年底和全体女右派分子一道调回。”
“余悦约为三十四五岁,稍小于上述两位大姐,比较幸运。她到北大荒后,由于身体较差,生活很不适应,大家一直比较担心。所幸1958年6、7月间,《大公报》的一批人被下放到贵州省,她的丈夫陈楚熊在内。她因此得以早日离开北大荒,和楚熊双双去了贵阳。1980年我调到《财贸战线报》(《经济日报》前身)贵州记者站后,曾到他们府上看望,她患脑血管病在家疗养。她谈起1958年在北大荒的事,唏嘘不已,庆幸自己能够死里逃生。”
“记者尤在,较我年长两岁,以孤儿而自学成材,有一种流浪者的气质。他在采访中常能追根问底,其报道文章颇有气势。他口无遮拦,在1957年的一次社内的鸣放会上,把自己在四川某地采访中的见闻,归纳为三句话:言论不自由,人权无保障,社会地位不平等。当时,这类情况在某些地方确实存在,绝非妄语。然而,他却因这一席话而被定为右派分子。”
“尤在的身体瘦小,在北大荒的强劳动中,常常力不从心。他面黄肌瘦,用‘面如土色’来形容很贴切。同组的难友电影演员张莹的语言幽默,曾开玩笑说:‘尤在,不管什幺时候,在你脸上蒙一块黄纸,都可哭。’但他终于熬过了漫漫长夜,于1960年秋先我两个多月回到北京。次年又被报社下放到湖南省劳动基地养猪。我的年龄排在倒数第二,1958年我三十二岁,是足球场上的老将,作为流人,还算年轻,体力和心态都略强于尤在,但在一般人的眼中,我属于弱势人群中的一员。这些年,我曾两次亲耳听到消息,说我已死在北大荒了。”
“一次是在1983年春季的一个傍晚,和复旦新闻系的同窗、诗人张天授兄,在重庆一家小茶馆对座品茗,我明明坐在他的对面,他却皱着双眉对我说:‘有人确实告诉过我,你早已死在北大荒了。’我听了觉得有些好笑,但又有些吃惊。我想,很可能是有的伙伴据我当时的情景而有此判断,想不到我福大命大,安然脱险了。”
“另外一位传谣的是文化部的焦勇夫兄,我们在北大荒是难友,虽然交往极少,但彼此是相识的。直到1985年,他和《经济日报》的一位同事同赴欧洲访问时,交谈中得悉我在《经济日报》工作,他有些吃惊地说:“听说他早已死了,居然还在。”这说明我当时的形像不是一般的狼狈。然而我居然活了下来,安然进入了21世纪。此所谓“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吧。……在北大荒当流人,将近三年时间,每天劳动十二至十六个小时左右。冬天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苦战、夜战,再加上两年左右的饥馑,人食狗彘食——以豆叶、玉米叶充当部分粮食,以至于个个浮肿,终于葬身黑土地中的不乏其人。”
历史,历史,一部可怕的辛酸血泪史!想忘记却又忘不了,五十多年了整整半个世纪啊!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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