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国医巨手王药雨的苦涩历史(组图)
【看中国2014年11月12日讯】编者按：本网站专栏作家、81岁的老作家铁流先生，9月13日在北京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中共警方带走并遭非法刑事拘留。1957年他曾被中共划为右派遭劳改关押，蒙冤受屈长达23年。他也是本网站《往事微痕》栏目的创始人与主要撰稿人之一，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他此前投稿给本站的部份文章整理后陆续重新发表，以飨读者。
题记：国人悉知的成药“小儿金丹片”、“牛黄解毒片”、“银翘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气水”等，是一代国医巨手王药雨的研究成果，然而他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的大右派，两个儿子也因他的原因也成了右派，可他的方剂还在救助世人，请大家想想，這段苦涩的历史是谁之咎？
2006年8月17日天津《城市汽車报》以整整两版篇幅刊登了《为卫药贡献一生的全才——王药雨先生的亊迹》，文中提到的几种中成药为国人悉知。如小儿金丹片、牛黄解毒片、银翘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气水等等，都是他精心研究成功的济世活人的妙方。六七十年来旺盛不衰，为不少家庭常备。可这两大版介绍文章却隐瞒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王药雨先生曾是连降三级，发配到青海省“监督改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说来真巧，今年五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现年65岁的王药雨先生的小儿子王誉虎，方知事情的来龙去脉，顺手写出了这篇文章。真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1957年那场极其荒唐的旷古冤案，中共至今不敢面对，仍极力封杀，强迫人们遗忘，而历史是封不住，忘不了的。
历史是国家的一面镜子。那些拒绝从历史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复它的悲剧。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一个民族的悲剧其实也可以是它的财富。而拒绝挖掘这个财富则往往导致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很多时候，拒绝反思……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死循环。基于这个目的，所以我一直关注“反右斗争”的历史，把它如实地纪录下来，留给当政者思考。
今年北京特别热，最高一天地面温度达到摄氏43度，把个生鸡蛋放在石板上立刻就成了熟鸡蛋。王誉虎在山东威海有套公寓房，临近大海风景不错，于是我们两家人驱车去了黄海边消夏，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一天，我们面对万顷碧波，苍苍大海，目极千里依石而坐，王誉虎先生向我讲起了他父亲医道的神功和他两位绝顶聪明的兄长的不幸。这么一个世代悬壶，济世活人的名医，竟然一门“三杰”位列“右榜”。
他父亲屬龙，1904年出生在天津桃源沽，爷爷是中医，父亲自幼跟爷爷学医。因家道贫寒，父亲后来不得不到天津学银匠。这活儿又苦又累，技术含量很高，就是用嘴气和双手把白银、黄金制成各种手饰和装饰品。但是，他父亲受爷爷的熏陶，矢志于济世活人的医学，有“不做良相便为良医”的远大抱负。他一边敲打着银活，一边自学中医，只要有时间就阅读背诵《黄帝内经》《金匮要略》和张仲景的《伤寒论》。
国医巨手王药雨，右王誉虎，左王一石。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他父亲即在医学上崭露头角。经人推荐，很快转入天津南开大学任职，并半工半读选学中医药，后又跟随来华的美国植物考察团在中国境内考察中草药物的分布情况，主演了神农尝百草的历史一幕。
1928年，又师从近现代中国中医学界的泰斗张锡纯。张锡纯是中西医学汇通派代表人物，1909年完成《医学折衷参西录》巨著，是提倡并实践中西医相结合的先行者，1920年誉为中国四大名医之一。期间，他父亲结识了北京四大名医孔伯华、施今墨等国手。
名师出高徒，高徒缘名师。在张、孔、施等名师的指导下，再加上他个人的拼搏奋斗和聪明过人的智慧，王药雨奠定了高深扎实的医学造诣。1930年，他应恩师孔伯华之邀，到北京“北国医学院”任教。1932年又转入施今墨任院长的“华北国医学院”任教，主讲《伤寒论》，同时还主编了《明日医药》杂志。这本杂志是专门宣传提倡中西医相结合和中药西制的喉舌，一时名噪神州，影响遍及海内外。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为支持抗战他来到陪都罗家坝筹办药厂，专门研究中西医结合的中成药。最成功的是《健胃灵》，啇标注册图形为“射箭”。此药效果灵验，深受民间和军队好评。中共闻讯也来购买，出面的人物是康生。没有想到药厂成了日本飞机攻击的目标，很快被炸弹荡平。负债一身的王药雨，只好跑到昆明去行医，当坐堂郎中。
云南是中草药最大的产地和集散地，为他中药西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场地，那些驰名中外的成品药就是在这里产生的。1954年，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请施今墨主持组建中国中医研究院。声名远播的王药雨立即被召回北京，从亊中西医研究工作。此项研究得到时为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支持，亲自批条在安定门内前肖家胡同三号拨出三间北房作为王药雨宅居。那些为国人悉知的小儿金丹片、牛黄解毒片、银翘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气水等等，就是这个时候源源推出的。
王誉虎先生说，他父亲无论何时都注重衣冠，中式上衣配西裤革履，手中柱着一根文明棍，一式绅士派头。常对儿女们讲：我这一辈子一不抽大烟，二不逛窑子，三不当汉奸。正正当当做人，不过问政治。作为医生就要“敬亊爱人，医德为先”。
没有想到这么一个“敬亊爱人，医德为先”的国医巨子，竟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那个荒唐的时代，你不过问政冶，政治却要过问你。正如你不去整人，人就要整你。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也是一切讲政治的必然。所以在这个社会里只能是黄钟尽毁，瓦釜雷鸣。
说来也真有趣，戴上这顶“右派分子”的“桂冠”，还有儿子王誉虎的“功劳”。王誉虎回忆说：那是1957年夏季的一天，我正在院内和小朋友玩弹球，父亲腋下夹着一卷草黄色宣纸走来向我道：虎儿，快回家来，帮我做点事！
什么事啊？儿子依依不舍地放下手里弹球，望着父亲问。
回到家中，父亲把宣纸摊在桌上，备好了笔墨，吩咐说：虎儿，替你老爸写份大字报。其实父亲书法极好，一手飘逸的行草近似于右任。他自已为什么不写？想必是为了搪塞，为了敷衍，没有把写大字报“向党提意见”当回事，可人家却当回事了。
十多年后，王誉虎才知道那张大字报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1957年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大鸣大放”给共产党提意见，父亲一言不发、一字未写，拖到最后，党委书记找到父亲谈话。父亲担心落个抵制运动的罪名，万般无奈之下决定写一篇自以为万无一失的大字报。内容先是歌颂党的中西医结合的政策，然后建议主管业务的领导应选用多少懂点医学或学历高的人来学习中医。自觉谨言慎行的父亲做梦也未想到祸从天降：大字报内容属于恶攻击共产党“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反社会主义毒草”。年底被打成“中右”，降三级，发配青海省人民医院当医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农工民主党”竟然为此开除了父亲的党籍，而在父亲1979年初临终前，又接到了“农工民主党”恢复党籍的书面通知。这就是中国大陆的所谓“民主党派”！
王药雨是个以行医为己任的安业守道的人，去了青海省医院一时门庭若市，求治者常常排队候诊。凡经他把脉处方的病人，无一个不是药到病除，一时被人们誉为神医。1960年时值“大饥荒”年代，全国一盘棋，青海省少数民族牧区肝炎、黄胆病、浮肿病迅速漫延。基于少数民族政策，新上任的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授意青海省委书记高锋进行调查，任务落实到省人民医院。以院党委书记李子彬挂帅、王药雨为考察团技术顾问，一行几十人奔赴牧区。
他们以马代步，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访问和诊治（1961年电影新闻纪录片有报道）。费时半个月，历尽艰辛，考察结束回到西宁市，在写考察报告时王药雨与党委书记李子彬产生了分歧：李子彬让王药雨执笔，如实呈报，不回避死亡是饥饿造成。王药雨不从，坚持从纯医学角度就事论事，绝口不提“饥饿所致”四个字。出身工人的李子彬大为不满，理直气壮地大谈共产党人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无私无畏，敢说敢为。王药雨万般无奈，诚恳地说出心里话：李书记，我为什么打成右派下放青海？你是党委书记，你比我更清楚“反右斗争”。我吸取教训了，不想再犯“错误”。
通情达理的李子彬书记妥协了，决定同时写两份考察报告，一份由李子彬执笔：开门见山，直来直去，坦言漫延疾病的原因是饥饿造成，而且大量非正常死亡也是因为饥饿！王药雨则讳莫如深，全篇报告不与“饥饿”沾边，只说缺乏营养所致。考察报告转呈到兰州时，不经意间被来此采访的《人民日报》两位记者看到，一下捅到了北京。
“庐山会议”后全国各地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大批特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各省市也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事情闹到了中央，刘谰涛只好责令批判李子彬。不久，李子彬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留党察看，贬黜到黑龙江省双鸭山矿务局当总务处长。与此同时，王药雨却因避重就轻的“圆滑”报告，得到省委书记的赏识而受到表扬。
在李子彬举家搬迁的头几天，特邀请王药雨去家中吃晚饭，俩人一边喝酒，一边倾诉，破例地喝光了一瓶茅台酒。酒后吐真言的李子彬说：王医生啊，看来我们共产党是不让人讲真话了！你说了真话成了“右派分子”，我说了真话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唉，今后还有谁敢讲真话啊？这样下去，我们的党、我们的囯家如何得了哟！王药雨含蓄地深沉一笑道：李书记，喝酒，囯家大事我们就管不了哦！
自此，一个党委书记，一个右派知识分子，成为了莫逆之交。
1972年5月，李子彬将已经退休的王药雨请到双鸭山矿务局边休养边给干部、职工义诊。分开十一年的老朋友在异地它乡重聚，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往事、今事、后来事，一直谈了几天几夜。1973年，李子彬调到北戴河煤矿工人疗养院任党委书记，再次邀请王药雨到疗养院义诊和疗养，面对历史谈了许多真话，但两人都先后作古。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王药雨不但自已是“右派”，其两个儿子也是“右派”。三儿王唯，少年报国，投笔从戎，是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
49年前夕随部队起义，加入49年军进军西藏。因为有文化，几年后提升为副营级干部，在后藏（？？）日喀则担任班禅活佛的机要秘书。
实际上是西南公安部门安插在班禅身边的眼线，负责监控任务。但他不履行职责，不去监控班禅，由于所谓“思想右倾”，被调到重庆北碚军事干部学校进修。
1957年毛泽东号召“向党提意见”，他极积响应号召，本着赤诚爱党之心，向学校高层首长林铁开炮：批评林铁重用曾是三青团骨干的小舅子。
有领导劝他悬崖勒马认错收手，他不听规劝，固执己見，后被打成极右，发配到峨边沙坪劳改农场改造；后又转到“415”劳教筑路支队修筑内昆铁路。
1959年因私下说毛泽东先后有过四个老婆，江青是与毛先怀孕后成婚、不是元配夫人的史实，被人揭发检举后，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后一再申诉，改判为四年徒刑。刑满后留场劳动（实为“二劳改”）。“文化大革命”期间留场单位又以莫须有的罪名说他“叛国投敌”被判刑七年。
1979年“平反”，时年己52岁，恢复18级干部待遇。因军校编制早已撤消，故就地安置工作，至今一直生活在云南一个边远小县。
让人欲哭无泪的是七年冤狱的判决书，竟然是就业劳改单位伪造的，没有存档底案，据此，政法部门不予受理赔偿。
四儿王古白，1949年初中毕业即参加49年军公安部队，任连级文化教员，复员后任北京一中心小学体育教师。
1957年“大鸣大放”，也是响应毛泽东号召站将出来，将1955年“机关肃反”所目睹的刑讯逼供、草菅人命的事例进行揭露，因而被打成“右派分子”。
所幸能及时“认识错误”，才下放农场“监督劳动”，尔后又在学校烧锅炉。1979年“改正”复职，至今未获分文赔偿。
只有六儿王六桥幸运，1957年秋季刚考入北大地球物理系，因涉世不深，又临反右尾声，因而平安度过六年大学生涯，是王家最幸运的佼佼者。
王誉虎虽未当右派，却卷入“6·4”政治风波，同情学生，支持学生，被关押了七个月，所幸未判刑。
生者疮痍，死者有恨。现在谁还知道国手王药雨呢？只有他研制出的有名的中成药片剂、丹剂、水剂和医著《实用中药学》仍在济世救人，服务公众，造福社会，传诸后代。
历史，你不能再掩盖下去了，应把你的真相告诉大家！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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