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11月08日讯】编者按：本网站专栏作家、81岁的老作家铁流先生，9月13日在北京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中共警方带走并遭非法刑事 拘留。1957年他曾被中共划为右派遭劳改关押，蒙冤受屈长达23年。他也是本网站《往事微痕》栏目的创始人与主要撰稿人之一，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 革等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他此前投稿给本站的部份文章整理后陆续重新发表，以飨读者。
本文所说的“415”劳改集中营，指的是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直属“415”劳教筑路支队，与德国法西斯在战争年代设立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劳改集中营针对的并不是客居异国的犹太人，而是和平年代的本国合法公民，其中主要是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本国知识分子。作为“415”劳改集中营的幸存者和“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的一名成员，我有责任把自己所知道并且亲身遭遇过的真实情况据实记录，并以此文祭奠在“415”劳改集中营罹难的右派难友。
李井泉的“丰功伟绩”
四川是划右派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自然灾害”、“大跃进”期间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划右派多，说明紧跟“伟大领袖”毛泽东；饿死人多，是因为高举“三面红旗”。由于有“右派多”和“饿死人多”的丰功伟绩，原省委书记李井泉才得以扶摇直上，当上了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尽管共产党统治之下的法律没有惩罚他，冥冥上苍还是给予他以最低限度的轮回报应。“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作为四川省最大的“走资派”，被红卫兵勒令跪在成都人民广场遭受30多万群众批斗，尔后老婆跳楼自杀，女儿遭“造反派”暴凌，儿子毙命于“武斗”。正应了一首民间诗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皆报。”
四川到底抓了多少右派分子，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权威结论。难友李才义在《风潇潇，路漫漫》一书中引用《当代四川简史》的资料为50279名。据民间传说，直到1980年末，仍有不少人向中央申诉，要求复查自己的右派问题。有一次邓小平问李井泉：“你当四川省委书记，到底揪了多少右派？现报上来的数字已超过了八万多人还有人申诉。我给你擦屁股嘛你得告诉我一个实数啊！”别的单位揪了多少右派我不知道，我所在的《成都日报》社不足50人的采编队伍，就有12名右派分子。相邻的《四川日报》社，150个编辑记者中抓了50多名右派。《星星》诗刊从主编到编辑全是右派。四川当时有7000多万人口，该有多少右派分子呢？
“415”劳改集中营
劳动教养或劳动改造，是毛泽东及其共产党的重大“发明”，也是残杀包括右派分子在内的本国人民的一把“兵不血刃”的利剑。在中国的法律条文里，并没有“以言治罪”或“以思想治罪”的惩罚条款，因此也就没有任何一家法院可以依法给右派分子定罪。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中共国务院于1957年8月1日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其中有三条是专门针对右派分子的。这样一来，中共各级党委负责人仅仅依照这个“决定”，就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把右派分子及其它异议人士送到劳改集中营里强制实施“劳动教养”。与此同时，还可以装模作样地对外宣布：按照规定，被劳动教养的人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有“通信言论自由”！
“劳动教养”被称为“最高行政处分”，没有时间限制，什么时间解教，主要是根据本人的“改造表现”。因此，要想“表现好”，就得“靠拢党和政府”，“检举揭发坏人坏事”，“争取立功受奖”。一言以蔽之：通过“劳动教养”，就可以把曾经拥有一些独立人格和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及其它人民群众，改造成为一条条没有脊梁、没有思想、没有自我的癞皮狗。如果你不做狗要做人，轻则批斗，重则杀头，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我是写文章惹祸的“铁帽”右派。1956年10月四川省文联主办的《草地》文艺月刊上，发表了我8600字的“干预生活”的小说作品《给团省委的一封信》。1957年7月19日，在省市委联合召开的千人批判斗会上，我被定为“死不悔改”的极右分子，随后被开除公职，送峨边沙坪农场劳动教养，后转“415劳教筑路支队”，再转看守所、监狱，一共关押了23年之久，相当于一个字关押了我一天。1958年，为了打通大西南大通道，为毛泽东的“大跃进”壮威助阵，成都至昆明的内昆铁路动工建设。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闻风而动，立即从全省各劳教场所抽调年龄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的青壮年“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在当年4月15日组成集中营式的筑路支队，故名“415劳教筑路支队”。
我所在的第19中队驻云南省盐津县黄桷槽，负责开掘内昆铁路黄桷槽隧道。“415劳教筑路支队”共有30多个中队，每个中队有4个大组，每个大组有4个小组，每个小组有13至15名劳动教养人员，俗称“教民”，加上支队直属的医院、运输、测绘等队，总共有近万人，分布于云南省盐津县普洱渡一带。我们这些“教民”多是1949年之后参加工作的干部职工，大部分人是读过几天书的知识分子，根本不懂得开山放炮、架桥铺路的专业技术，唯一的本钱是年轻力壮有点力气。按照常理，筑路支队应该对我们进行最低限度的专业技术培训，至少应该学习十天半月的筑路知识。共产党的专政当局一上来就拉我们上“火线”。我们相信共产党的话，为了提前“摘帽”和“解教”，哪管自己的人身安危，谁不愿意拼命表现呢？
筑路支队的管理干部，多是来自农村的复员转业军人，根本没有文化教养可言，管教我们的办法是一骂、二打、三捆、四吊、五批、六斗，手段极为残暴毒辣。我们每天除了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的超负荷劳动，晚上还要进行两个小时的“思想改造”。平常不能随便走动，即使是到一里外的商店买点生活用品都要报告申请。相互之间不准探听情况或谈论案情，如果几个人纠合在一起便是“小集团”。来往书信要接受检查，我们中的一些人为了提前“解教”，还会常常去打小报告告密。据难友原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外科主治医师车玉生回忆，他在“415”医院作主治医生期间，每天各中队都要送来不少伤员，少则七八人，多则十多人。这些伤员不是炸断手，便是炸掉腿，有的还炸掉了脑袋，血淋淋地吓死人。以下是我自己亲眼目睹的几件惨案。
争先恐后的段大组长
四大组组长段某是改造积极分子，经常受到表扬。反右前是重庆一家国营工厂的车间主任和支部委员，家里有妻有子，生活过得幸福美满。“整风”中他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遵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最高指示，在工厂里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说：“北京大学教授们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看工厂也一样。书记、厂长不懂生产，怎么领导组织工人生产？我们的厂长、书记应该脱产去学学技术，不然永远上不了台阶。”
为此，段某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当时我在主办中队墙报，一次他私下和我聊天：“晓枫，划你当右派千值万值，你毕竟写了篇大毒草《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可我就那么几句话，还是他们再三动员我说的，你说冤不冤？”
我不敢附和，笑笑说：“你反对书记、厂长就是反党啊！你没见北京那些教授，凡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哪一个跑脱了？”
他无可奈何地嗯了声说；“看来这付药吃定了，可害苦了我的老婆儿子。管他妈的干它三年，我不信帽子摘不掉。”
为了“摘帽”，他总是拼命在前，吃饭在后。一次他们大组的三小组放炮，装了12炮，只响11炮，一炮哑了。处理哑炮是件危险工作，一要技术，二是胆量，三要机警。他是大组长，负责全大组的安全，处理哑炮自然是责无旁贷。
段大队长争先恐后地提着一桶水，拿着铁挖耳，吸着烟赶往哑炮现场。他蹲在岩石前掏炸药，不知是铁挖耳触着了雷管还是引线还在慢燃，突然“轰”地一声巨响，黑烟冲天，只见群石狂飞。他的身躯随着冲天的黑烟，伴着腾空的岩石，像天女散花似飞向四处。一只胳膊搭在远远的树梢上，一只大腿飞向横江边，眼耳口鼻模糊不清，鲜红的血流遍工地。
一抹残阳血红血红，几只暮鸦在远远的树枝上凄切悲鸣。我和大家哭着喊：“段大组长，段大组长……”
没有回声，只有横江在咆哮。我们以为段大队长是因公死亡，应该通知家属开个追悼会。情况反映向中队长，中队长想也不想便一口回绝：“右派分子是专政物件，开什么追悼会，叫木匠用木板钉副棺材，在山坡上埋了就是。”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敢说个“不”字？！真可谓：“为党整风献赤诚，多少男儿暗悲声？未待摘帽身先死，万千飞石葬冤魂！伤心泪落横江冷，少妻幼儿谁同怜？微愿化着乡台梦，悲歌一曲留古今！”
葬身危石的王思贵
王思贵和我同年，1935年5月生，是1956年的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省灌县工业局作科员。“大鸣大放”期间他没有说一句话，诚心诚意拥护共产党，只是由于出身小地主家庭，单位为了完成“反右指标”，不明不白把他打成了右派分子。
1957年岁末，他回老家简阳过春节，与表妹谈定终身大事，准备来年“五一”结婚。节后他高高兴兴回机关上班，一天人事科突然通知他收拾行李，去自贡某地方报到。他以为是调动工作，很爽快地和人事科干部一起坐上汽车去指定地方报到，到了之后才明白那里是省公安厅劳改局“415”劳教筑路支队的收容站。一进门让他打开行李检查，然后解下裤带、鞋带以及随身所带的钱和粮票。他感到情况不对，提心吊胆问了一句：“同志，我是工作调……”
未等说完，公安干部黑着脸说：“谁是你的同志，我们是专政机关，你现在是专政对象，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他急得一头冷汗，不停地声明：“我是好人，我是好人，你们可以打电话问我局里。”
对方嘿嘿一笑：“好人不会到这里来。你叫我问谁去？右派分子都是不认罪。告诉你，就是你们局里定性送你来的。”
他傻了，张着的嘴再说不出什么来。经过十多天的“思想改造”，王思贵被送到19中队，不但和我同小组，睡觉还连着一个铺。开初他思想沉重，整天不说一句话。等和我混熟以后，有一次悄悄问我：“黄同志，这劳教有多长时间才能回到单位？”
“现在我们只能相互称同学不能叫同志。”我首先纠正他的“错误”，然后把我知道的有关劳教情况告诉他：“听我们单位党委组织干事讲，劳教是最高行政处分，改造好后可以回机关重新工作。至于时间长短，决定各人的改造表现。”
他听后沈思了一会儿又问：“那我表妹来信问到我，我该怎么回答？”
我犯难了，如果说犯了错误当右派，对方说不定会划清界线，闹个鸡飞蛋打。不说吧便是骗人。他见我犯难，想了想说：“只要时间不长，我会表现得很好，干活大不了出几身汗嘛！”
由于他心地善良，思想纯洁，为人真诚守信，我们两人成了知心朋友。他说话算话，劳动卖力，事事走在别人前面，从不拈轻怕重，组里人都喜欢他。不久，大家推举他作了组里的生产安全员。所谓生产安全员，就是每次放完炮后，未待硝烟散尽，就要戴上藤帽拿着撬棍，第一个冲进隧道处理危石。这是件十分危险的工作，稍不注意就会出现伤亡。好在他胆大心细，一直未发生过问题。
记得是1958年元旦前夕，中队部提出“苦干加实干，创造高产迎元旦”的口号，规定每组每班掘坑进度1.8米。
那天上班前，我们两人沿着横江河一边走一边谈，心情显得特别舒畅。他絮絮地告诉我说，他没将“劳教”的事情告诉表妹，只说暂调云南工作，大约1960年底可以回家。他还说，他表妹已在做嫁妆，亲手绣了鸳鸯戏水的红花枕头和喜鹊闹梅的被面，等他一回家就结婚。我被他美好的憧憬深深吸引，希望他早日“解除劳教”回家结婚。想不到这竟是一相情愿的美好幻想！
两个小时后我们组接班，一上阵大家光身赤膊，放开双臂挥动12磅大锤，拼命重击炮钎。只见坑道里锤光闪闪，炮钎和铁锤的叩击声震耳欲聋，那被击碎的岩石化成一片雪白细粉，洒满坑道。四个小时激战后转入填药装炮点火，不一会儿轰隆隆的炮声震得群山发抖，浓浓的硝烟填满坑道。为了抢时间，不等硝烟散净，王思贵一手提撬棍，一手拿马灯，钻进了刺鼻呛人的隧道里。我和其它老右借此坐在洞外休息透凉，大谈“精神会餐”（“教民”们很难吃饱一顿饭，更难吃到一次肉，又不敢纵论时政，只好说吃）。不足五分钟，忽听洞内哗啦一声碎响，接着听到啊哟一声叫唤，亮光突然熄灭了。
我预感出事了，一个箭步窜进洞里，重新亮上马灯。天呀，王思贵仰卧在血泊中，藤帽飞离头部，眼孔鼻洞还在咕咕咕地冒血泡。我上前抱着他，大声呼叫：“思贵，思贵，你醒醒呀，说话呀……”
他没有醒，没有说话，热热柔软的身躯渐次变硬发冷。组里十多位老右和我泣不成声。鉴于上次段大组长的教训，我们不敢再提开追悼会的事，立即派人去向中队部报告。睡梦中的中队长连床也没起，不急不慢地说了一句：“急什么，天亮再说。”
我们不敢违抗，把尸体遗到一旁，又拼命抢进度去了。大家深深感到，这死的不是人，好像是一条狗、一条猪。
后来我们把王思贵草草埋葬在山坡上，没有纸钱，没有香烛，只用一块石头作标记。我伤心至极，愤慨至极，只能在脑海里写下一首哭拜诗：“天愁地暗日月昏，千里阴风送归魂。晨朝笑谈春花事，夜卧血泊作亡灵。危石无情吞南冠，酷吏有持屠贱民。不信秋肃长浸骨，待等冰融祭告君。”
“放卫星”夺走16条生命
毛泽东不仅是制造中国杀人如麻的政治风景线的权术大师，也是制造中国“假、大、空”经济风景线的权术大师。1957年的反右斗争，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制造出上百万的政治“贱民”，有的被送进监狱，有的被押送到劳改集中营或下放农村接受劳动改造，自此再没有人敢反对共产党的施政偏差，更没有人敢对“伟人”心存质疑。偌大的大陆中国完全掌握在了毛泽东的网罗圈套之中，使他获得了历代帝王从来没有享受过的绝对自由。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共产党和八亿人民，好像是个面团，想怎样捏就怎么捏。
接下来，毛泽东踌躇满志，得意忘形，又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以实现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设想。
1958年8月4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在《徐水人民公社颂》的报道中公然写道：“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山药120万斤、一颗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0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的高产卫星。”一时间，“放卫星”成为各行各业的工作目标。
“415”劳教筑路支队自然也不甘落后，下达了日掘坑道5.6米的任务指标，超过铁路兵机械化开掘任务的300%。
距我们中队十里之遥的12中队，负责横江河便道的修筑工程。这条便道把云南的盐津县和普洱渡连在一起，必须抢在年底前通车，保证筑路物资通行无阻。便道最艰难的工程是打通猴子崖，顾名思义，就是只有猿猴才能够攀爬的万丈悬崖，这里奇险陡峭，只能通过削山斩壁放炮打眼，一寸一寸地争夺进度。可是支队下了死命令：要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通车。勒令劳教人员待罪立功，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放一颗大大的“卫星”。
12中队抽出一个实力最强的大组，每天分四班打眼放炮，分秒不停。隔河望去，猴子崖日夜灯火通明，炮声轰隆。按照安全技术操作，本应从山顶往下削；但是为了抢进度，抢工期，12中队采取掏掘开挖，从悬崖绝壁上凌空开辟一条血路（又叫挖神仙土），这样可以省去很多土石方工程。
中队干部们为了荣升，为了得奖，哪管右派分子的死活，天天在那里督战。路基挖出来了，山也掏空了。大约是1959年的9月12日，那一天暴雨如注，一个小组正在掏空的山崖便道里作收尾工程，突然发现细石和泥浆从顶头砸下来，他们还未反应过来，一声轰天巨响，整个猴子崖向前移动了十几米，几百吨的巨石把滚滚横江截去一半。16名参加施工的右派分子来不及叫声爹妈，全部埋葬在由巨石重新垒起的山崖里。惨剧发生后消息封锁，既不通知受害者家属，也不向各中队通告。但是，“纸包不住火”，只要是当年在“415”筑路支队的“教民”，有谁不知道这一人间惨剧呢！
这一惨剧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常常闯入梦中。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心存余悸。在我的《风波万里》组诗中，有一首诗是献给这些冤魂的：“天崩地坍势如雷，横水却步鬼神惊！一山巨石截江断，几多男儿未有声。梦里家人谁知晓？断头天涯无信音。祸起酷吏强功利，只图升官放卫星。”
胡大学猝死厕所边
他姓胡，叫什么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只知道他是重庆大学的调干生。他个儿很高，有1.85米，长得白白净净，不苟言笑，很少与人说话交谈，一副典型的书生模样。他是一大组二组的小组长，只要是休息时间，就躺在那个不足60公分宽，两米长的属于他自己的连铺床位上抱头沈思。后来我通过他点点滴滴的言谈，才知道他参加过国民党的远征军，只是还没有上火线日本人就投降了。此后他回到学校读书，1949年之后考入西南革命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市人民银行工作，后来作为调干生再去深造。
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他在一次座谈上公开为正在展开批判的西南师范大学讲师董时光辩护说：“董时光要反党，为什么要在1953年大老远的从美国回来？既回来又为什么要去反党？从逻辑上讲不通，除非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回来的。”
想不到就因为这么几句话，他被划成右派，然后开除学籍送来“劳动教养”。
一次我请他为墙报写稿，他久久望着我，好一阵后才说：“晓枫，我现在成天想的是如何早一天改造好回家去陪孩子老婆。写什么稿？你不就是写稿写出右派来的吗？小伙子，要吸取教训啊！”
我语塞，不知说什么好。他拍拍我的肩头继续说：“这里是劳教队，专政机关，我们一定要少写少说，不要再惹出麻烦。我家庭包袱大，爱人又没工作，孩子在读书，一天愁死了。”
胡大学为了帮助家里，每月“工资”除去伙食费后把余下来的八元人民币全部寄回重庆家中，从不买生活用品和“进口货”。当时修铁路的粮食供应标准尽管比农场高，但也不够吃，常常觉得肚子饿。原因是没有油荤和副食品，再者劳动强度太大。打隧道全是用的铁锤炮钎，那铁锤最轻的都是八磅重，要用力重击铁钎才能把岩石打个米印。一个炮眼浅的一米，深的1.8米，可想要用多少力气？上拱发旋用的力气更大，两个人要把重达三百多公斤的拱石抬上马架，腰板常常压成了一张弓。因此，我们大多数人都把余下的钱买“进口货”，不向家里要就算好的了。胡大学身高体大，热能消耗自然比我们多。
我渐次发现胡大学瘦了，他常背着人喝盐开水吃折耳根。一天天气特别热，毒毒的太阳挂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上，照得工地生焰吐火。胡大学突然晕倒在路基上，我急忙把他扶到树阴下休息，提醒道：“胡大学，你不要太节省了，得买东西吃啊！不要饿坏了身体。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他警觉地看看四周说：“晓枫，你是好人，说话得注意。不要担心，我自来有贫血。”说话间，监工的干部从老远走来，他立即站起来拿上工具，又吆吆喝喝干活去了。出于关心，我把这情况向中队管生活的事务长作了报告，建议能否给他增加一点粮食标准。事务长把眼睛一愣，大声申斥道：“粮食定量是国家政策，是你能管的吗？”吓得我连声认错。
没过多久的一个冬天的早晨，有人发现胡大学长伸伸地躺在厕所地边，跑上前不停摇拽，可他再也没有任何反应。中队长叫来卫生员检查，想把死因弄个清楚。卫生员背着药箱跑来东敲敲西按按。一敲是浊音，一按是水祸，皱着眉半天不表态。中队长等不及了，忙问：“什么病？”
卫生员想了好久才找出一个适当的医学术语说：“可能是营养不良导致心脏衰竭而死。”
中队长不满意地盯了卫生员一眼，不屑地说：“什么心脏衰竭？我还不知是痨病。看着干什么，快把他埋了，免得传染人。”
胡大学默默地走了，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家里没有人供养的妻子和孩子。真可谓：“十万青年十万军，投笔从戎男儿情；未遂报国平生志，却是新朝一贱民。忧得妻子担儿少，节约克已脂膏焚；未曾摘帽先毙命，神州又多一冤魂！”
前所未有的“反抗潮”
“415”筑路支队的管理狱吏说：“劳动教养”要过“三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改造关”。
所谓“生活关”就是忍受饥饿，即使饿死也无怨言，还得说“社会主义是人间幸福天堂”。“劳动关”就是超负荷地加班加点，累死了也要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思想改造关”就是在每晚的学习会上痛骂自己、污辱作贱自己，骂得越厉害，作贱得越彻底就是改造得越好。
1960年10月内昆铁路停修，“415”筑路支队转调凉山喜德县修筑成昆铁路，到了1961年4月又转调四川广元地区修筑广旺（广元至旺苍）铁路。此时，正值所谓的“自然灾害”。
我们53斤的月粮食定量骤然降到42斤，实际吃到肚里的不足35斤。在那个“米贵如珠”的岁月，黑市粮食每斤高达人民币五元，纵是一斤红苕、南瓜每斤也卖到一点五元人民币。我们每月的“工资”扣去12元的伙食费外，刚好买一斤黑市粮。
这时我们都是已有四年“教龄”的“教民”，大家对“摘帽”或“解教”已不感兴趣，成日所关注的是如何填饱肚子，不受饥饿熬煎之苦。于是劳教队出现了许多怪异现象：一是不少人纷纷将自己值钱的衣被或手表，拿去向驻地四周的老乡换取食物；二是贿赂炊事员以便在打饭时能照顾一下；三是凡家里有食物寄来的难友每日出工必须背在身上，纵是晚上睡觉也得抱在怀中，否则立刻不翼而飞；四是非正常死亡时有发生，而且多是心力衰竭猝死；五是出现逃跑潮，本人也是其中一员。为此，筑路支队在管理上进入空前的恐怖残酷时期。批判斗争，捆绑打吊，带铐砸镣，每天都有。我是全中队著名的不怕捆、不怕吊的好汉，“衣服换馍偷粮食”外加“生吃猪肉活吞鸡”。当我把自己衣服换完吃掉后，出于报复便专偷干部的衣服去换。一次被捆绑打吊整整一天——至今天阴时手臂还阵阵麻痛——第二天照干不误。
我们中队最先逃跑的是张先痴（南充市文联干部，1980年“改正”后曾出任《嘉陵江》文艺编辑）、周茂其（巴中市人行干部），他们从天津取道准备偷渡香港，后被逮捕归案分别判处10年、15年有期徒刑。我于1961年春末夏初砸铐逃跑，走到广元即被抓捕，关在“415”支队集训队小监。
何谓“集训队”？这是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蔑视人权的又一“重大发明”。他们发现即使把这些异类关进监狱，也不能得到“改造思想”的理想效果，于是便采取分化瓦解、以人治人和队中设队、监内设监的毒辣手段。他们把劳教分子分为“左、中、右”三个大类。所谓积极接受改造的（即那些失去人格与尊严，专门检举揭发打小报告，企图用别人的痛苦换取提前“摘帽解教”的人）；一般接受改造的（指那些既不反抗也不卖命，在劳动与生活上随大流的所谓中间派）；反改造的（指那些不向政府靠拢，不打小报告，坚持个性与人格尊严的反对派）。在反改造分子中又分为三类，即经过批斗愿意悔改认错的；虽未悔改认错但仍能争取转变的；“坚持反立场”死不改的死硬派。
第一、二类在严格的监督下作为“反面教员”留中队继续改造，以警示其它“教民”。第三类送到支队集训队直管。集训队出工有武警押着，晚上睡觉有武警看着，大小便有武警跟着。这样他们还嫌不能折磨人和侮辱人，又专门设置小监。顾名思义就是单独牢房。被关押的人不劳动，月定量为22斤，每日八两，吃住拉撒在一个屋子里。人是群居动物，把你单独隔离关押，既不能吃饱又不见阳光，其残酷程度可想而知。
所谓“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
我在小监关押了近两个月，一天突然把我放了出来，叫我回薛家桥新建的二中队报到，奇怪的是竟然无人押送。这时才得知毛泽东因发动“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不得人心，导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百万干部得到“平反”。于是党内一些有良知的领导干部也提出应该为右派平反。此时正值苏共召开21次党代表大会，在会上除继续揭露清算斯大林残暴专横的罪恶外，还肯定铁托和南斯拉夫马列主义联盟的功绩。大家一时间借题发挥，认为“中共太残暴”，“毛泽东是斯大林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民主自由”，“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人性”，“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升虚火发高烧”，全国“根本没有什么自然灾害，全是人为因素造成”，“共产党要向全国人民清罪，毛泽东应引咎辞职”，“中国共产党应学习南斯拉夫铁托，把一党专政的共产党更改为马列主义联盟”等等。
毛泽东是个要个人威信不要全国人民死活的暴君，他不但不认错，反而变本加厉地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所谓“最高指示”：“右派不存在甄别问题。”于是，一线回归的春光化为乌有，不满、愤怒、仇恨在大家胸中燃烧！时有难友周居正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学习南斯拉夫，更名为“马列主义者联盟”！此语一出赞同者众，想不到竟酿成“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的政治冤案，使不少人或血洒刑场，或瘐死狱中。
周居正早在就读师范学堂的1945年便参加中共地下党，1947年在重庆领导“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要自由”的学生运动并且发动“民变武装”，被国民党逮捕，与《红岩》作者罗广斌一同囚于白公馆的渣滓洞监狱。1949年9月，当所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他和罗广斌撕下自己的被面绣制五星红旗。到了罗广斌的《红岩》小说及电影作品中，这一情节被移植到了女共党江姐即江竹筠身上。
打右派的痛苦经历，加上他早年追求的理想，促使周居正重新开始思索，他在日记上写道：“毛泽东以流氓无产阶级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在中国要实行的社会主义，要领先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先觉分子，高举三面大旗：反对帝国主义，实现国家和民族独立；建立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权利和国家制度；发展经济建设，实现国强民富，建设民主、富强、独立、社会主义的中国。”案发之后，这段话便成了所谓“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的“纲领”，也是周居正被杀的重要罪证。难友王景（原一机部重庆供应站科员，大学生）在作了一番研究后提出：“中国应该运用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南斯拉夫的方法，美国的科学制度。”
我同队同铺的难友杨应森，一个少年时代就追求进步、献身革命的中尉军官，因在整风中提出“军队国家化”的建言，便被划为极右，开除军籍送来劳教。现在又提出“应赶快建立马列主义联盟，以挽救中国，解人民于倒悬”的观点，并开玩笑说“愿自任书记长”。
我当时认为“检验一个党一个领袖，不是纸上写的东西或嘴巴上的大话，要看他是否给人民带来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的繁荣昌盛。”
自贡市文联的王志杰，偷偷在纸上画了一幅头戴王冠、身穿长衫、坐在龙椅上的农民，一手拿着马列主义盾牌，一手举着法西斯屠刀，左脚踏民主，右脚踏自由的漫画。就是这些私下的言行，想不到竟然成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罪行”，给不少右派难友惹来杀身之祸。
右派中的“王连举”
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右派也不是铁板一块。人是有思维的动物，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异而变异。一些“教民”由于经受不住苦难的折磨，更经受不住“立功受奖”的诱惑，总想积极“靠拢党和政府”去检举揭发坏人坏事，争取早日“摘帽解教”，廉价地充当酷吏的搜山狗。
原南充市公安处法医、错划右派姚凤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为了“立功”，立即向中队作了检举，说有一个“反革命”组织，在积极发展成员，伺机准备暴动，还列举了几十个人的名单。中队立即向大队报告，大队立即向支队报告，支队立即向劳改局报告，劳改局立即又向省公安厅报告。为了抓住“证据”以利于“破案”，公安厅以姚凤起为特勤人员，打入根本不存在的“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担任“组织部长”。姚凤起立了大功，不但获得了“摘帽解教”的赏赐，两个儿子的户口直接迁入北京市，数十名难友却因此走上断头台！
大约在1962年11月，四川省公安机关突然在筑路支队宣布戒严，一次抓捕了近200多名右派，全部戴上械具关入戒备森严的集训队。接着在各中队召开杀气腾腾的大小会议，号召全体劳教人员“自首坦白，检举揭发”，搞人人过关。
一时间，整个筑路支队风声鹤唳、一片恐怖。对于被认定的几十名骨干分子，更是日夜刑讯，威逼口供。不少人打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经过一年多的关押审讯，最后把供认或基本供认的69人定性为“反革命”成员，经中共四川省政法党组批准，由省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后经四川省高级法院审判，69名被捕人员中有23名被判处重刑，其中死刑2人，死缓3人，无期4人，有期徒刑14人。现对遭受重判的23人进行简要介绍：
周居正，原中央第七中级党校教员。大学文化程度。四川合川人，判刑时38岁。1945年参加中共地下党，后失去组织关系。1948年被捕，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监狱，1949年11月脱险。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四川省劳改局“415”筑路支队劳教，1961年解除劳教、留队就业。1962年7月被拘留、1963年2月被逮捕，1963年11月被判死刑，1964年3月被杀于四川省永川县。1985年其妻提出申诉，1999年被驳回。其妻继续申诉，未立案。
杨应森，原共军泸州步兵学校教员。四川岳池人，33岁，1966年11月22被判处死刑，提出上诉被驳回，于1964年3月被枪决。
魏昭，南下干部，原重庆九龙坡区政府副科长，共产党员。湖北均县人，36岁。1963年11月5日被判处死缓。1980年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1983年、1986年省高级法院两次驳回其申诉，向最高法院申诉，置之不理。2001年1月因病去世，2005年3月其妻再申诉，未立案。
陈仲伟，原重庆西南设备安装公司工人，四川巴县人。30岁，1958年被划为坏分子，劳教，1962年5月解除劳教，清放回家。1963年11月5日被判处死缓。
廖廉康，原简阳机制砖瓦厂医生，四川荣县人，35岁，1963年11月17日被判处死缓。
冉茂涵，原长寿县小学教员，四川酉阳人，44岁，1963年11月7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彭恢荣，原犍为县粮食局、区供销社会计。四川犍为人。32岁。1962年4月清放回家，1963年11月6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杨全松，南下干部，原西南炮校、重庆炮校参谋、教员，旺苍县人民银行干部。江苏溧阳人，31岁。1963年11月16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朱文安，原社会职业不详，四川什邡人，50岁。1958年被劳教，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5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傅汝舟，原省建工局、省城市规划设计院干部，大学文化程度，四川汉源人，38岁。1963年12月15日被判刑20年。提出上诉，1964年1月5日维持原判。
袁进修，原万县师资训练班学员。染平人，31岁，1963年2月15日被判刑20年。
李玉平，南下干部。原屏间山县粮食局干部，青年团总支书记。上海人，31岁1963年11月16日被判刑20年。1980年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1981年被驳回申诉，2003年再申诉，2005年6月再次被驳回。
彭福志，地下党员。原铜梁县委农工部副部长。铜梁人，38岁。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6日被判刑20年。1980年9月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1984年申诉，未立案。1989年因病去世。1999后、2005年其近亲属提出再申诉，未立案。
熊绍武，转业军人，原秀山县合作联社采购员。秀山人，30岁。1960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6日判刑20年。
王景，原一机部重庆供应站科员。大学文化程度，达县人，35岁。1963年12月16日判刑18年。据说是劳改中因工伤事故死亡，事实是被活活打死于“415”支队的101队。
费宇鸣，原江油县人民银行干部，大学文化程度。成都人，33岁。1963年11月17日判刑15年。1980年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1981年申诉，被驳回。2003年再申诉，2005年6月再次被驳回。
陈民国，原涪陵县民办小学教员，大学文化程度。涪陵人，33岁。1959年劳教，1963年12月17日被判刑15年。
梅明春，原江北县小学教员。江北县人，50岁。1963年12月17日被判刑15年。
陈彦，转业军人。原平武县粮食局干部。贵州大方人，34岁。1962年6月清放回家，1962年12月17日判刑15年。1980年复查错划右派，予以改正。
20、朱梦波，转业军人。曾在华阳干部疗养院任助理医生，后在成都开业行医。江苏无锡人，33岁。1958年被劳教，1960年11月被判处管制3年。1963年2月被捕，1963年12月18日被判刑10年，提出上诉，被驳回。1965年提出申诉，没有答复。
21、陈有为，原武胜重庆小学教员。武胜人，31岁，1957年被划为右派送农村监督劳动，1966年到内蒙，被“捉回”。1961年劳教，1963年2月日被捕，1963年12月18日被判刑12年。1980年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后提出申诉，1981年8月24日省高级法院再审判决，宣告无罪。
22、朱世臣，新都人，26岁。原西南师范学院学生，被划为右派、劳教。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新都县法院判刑13年。
23、谢友树，射洪人，33岁，转业军人，1955年在重庆被收容。1958年劳教，1963年广元县法院判刑8年。
二、劳教队所在地法院加刑5名。
吴建章，内江县法院加刑8年。
贺少真，广元县法院加刑10年。
管光荣，广元县法院加刑10年。
魏登高，荣山县法院加刑10年。
杨福民，荣山县法院加刑10年。
三、由当地公安机关管制17名、劳教3名等处理共41名。
筑路支队：李朝富、朱绍文、黄光明、周志坚、邓先基、殷立万。
永川看守所：胡荣光、周荣华、陈云武。
永川茶场：谭国仁、焦德润、易永康、刘大学、锺克勤、张国中、李治民、杨兴寿、李才义（另案处理，现已平反）。
荣山煤矿：陈昌辉、陈光裕、谢永昌、范通才（因另案被捕）。
芦山苗溪茶场：李平扬、马国才。
秀山县：舒顺德。
达县：任明晃。
灌县：汤从田、魏兴志、郭福良（农民）、姚凤起（免刑）。
犍为县：刘华年。
松潘县：唐永禄。
河南镇平县：陈同瑞、杨温友。
陕西原县：余运中。
吉林省某县：李海龙。
灌县唐崇才、邱福明等
以上诸君均为清一色右派，此材料原件现存于四川省档案馆《四川省高级法院审判卷宗》，档号：16666-16758。
逃过一劫
在大搜捕前的两月，我因难忍饥饿，三人偷米150斤被捕，为求活命越狱远逃西北，于1963年1月通辑归案。在押解回成都的第二天，筑路支队头号狱官金支队长，亲自到监狱提审我。他说：“只要你坦白交待，检举揭发他人，我们立刻‘清放’你回家。”
我听后微微一笑道：“感谢金支队长教育，你‘清放’我回家，我已经没有家了。我的爱人耐不住早划清界线离了。还有，我不知‘坦白’什么？‘交代’什么？又‘揭发’谁？”
他迫不及待道：“马列主义者联盟的事。”
我说：“马列主义还要交待吗？那不是改造我们的思想武器吗？”
他气得脸色发青，斥责我道：“你装蒜，我问的反革命集团。”
我说：“我不知什么集团，只知逃跑。”
“你为什么要跑？”
“你们打我吊我，又不给吃饱，我咋不跑。”提审最后不了了之。因我出身童工，“解放后”又参加过历次政治运动，对共产党“坦白从宽”的政策心知肚明。我在省厅秘密监狱关押近两年时间，审讯我的是省厅七处两名干员罗某和李某。他们百般哄骗、千般施压，也奈何不得我这个狡黠的“死顽固”。引诱我上当，我不跟进；暗示我“立功受奖”，我不动心；用饥饿摧残我意志，我勒肚忍受。自始至终都是一句话：“吃不饱就要逃跑，‘马盟’事件一概不知。”气得两位干员吹胡瞪眼，骂我“忘本变质，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最后以“越狱逃跑，抗拒改造”的罪名，加判我有期徒刑12年。
判刑后，李某和我长谈了一次，他说：“晓枫，你是共产党、毛主席一手培养起来的年青工农作家，可你不改造思想，忘本变质。这次算你滑脱了，下次如果再犯到我手里，定叫你粉身碎骨！”
李某言之切切，两眼杀气。噫嘻！我总算活了出来。
坚决不可“坦白从宽”
周居正、杨应森等人都是知识分子，尽管身为共产党员却不知共产党的“粑粑烫”（四川话，厉害之意）。面对刑讯与引诱，轻信“坦白从宽”、“立功受奖”，一旦留下口供，留下笔录。“粑粑烫”的共产党就凭这些口供笔录，最后杀了他们。
杨应森被判处死刑之后，他们为了“教育”我，把我同他一起关在死牢陪罪。一天，趁监管人员不注意时我悄悄问他：“应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哟？”
他无可奈何道：“晓枫，哪有什么组织啊，你是知道的，就说了那些不该说的话而已。全是苦打成招、饥饿煎迫的结果。唉，在这个暴政压迫下，活着有什么意思？还不如一死为净。你看，我全身哪儿不是伤痕。”语毕，仰天长叹，一脸黯然。我解开他衣服一看，果然全身上下伤痕累累。天呀！谁能挺得住？
我和周居正不在同一个劳教中队，却一同在省公安厅梓橦巷秘密监狱关押过。监狱里三个监区，他关在三监区，我关在一监区。一次放风，大概是新来的狱吏搞不清楚案情，把我们监舍四个人赶到三监区的坝子里放风。我听说他关在这里，不知是哪个监舍，便引吭高唱电影《夜半歌声》中的插曲：“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已燃遍了整个欧洲，我们的热血，第聂伯河奔流……”
歌声唤来了他回应，监舍一处铁窗的洞孔里弹出一个纸团，纸团上只有“保重”两个字。再看，一张清瘦的脸颊上嵌着付眼镜，镜片后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黑洞洞的铁窗后面闪灼，像盏明亮的灯，没有声音，只有示意：勇敢点，顶住邪恶！……
听说周居正被宣判死刑后留给妻子曾昭英的遗言是：“相信党，相信历史，永远跟共产党走！”然而，他的两个儿子终因经受不住残酷的政治歧视和精神压力，一个在农村用镰刀割喉自杀，一个跳嘉陵江自尽而死。他的妻子曾昭英申诉喊冤几十年没有任何结果。
他们被处决后，我又和判处死缓的魏昭关在一起。魏昭在结案后仍戴着沉重脚镣，胆怯慎行不露口风。一次闲谈，当他知道我是筑路支队的“劳教右派”时，相互才拉近距离。他悄声问我：“为什么事关在这里？”
我笑笑说：“不知道。”
他又问：“判没有？是不是‘马列案’？”
我道：“可能有些牵连。”
“你承认没有？”
“我承认什么？根本没有的事。”
他“哦”了一声，不知是出于失悔还是为我侥幸，沉默了好几天后，才把他手抄的判决书给我看。我看后问他：“上面定你的罪是事实吗？”
他摇头道：“根本不是事实。”
我道：“不是事实怎么会写上，你上诉呀！”
他摇着脚上沉重的脚镣道：“你不见杨应森、周居正都杀了，我想死么？”
我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进一步问：“他们怎么审你？”
他极小声地说：“一是骗，二是逼，三是打，有一次还打得我吐血。”
我听后骂了一句：“畜牲，真他妈的不是人。”
不几天调监舍，我又和原长寿县小学教员、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冉茂涵关在一起。经过私下交谈，他也是喊冤叫屈，审讯过程大体一致。
1964年10月4日结案后，我被送到四川省第四监狱“改造”，又结识了此案判处死缓的陈仲伟（原重庆设备安装公司技工），判无期的彭恢荣（原四川省犍为县粮食局会计），定案情况均为引诱胁迫与拷打，根本不存在什么“反革命”组织。
1980年底我“平反”回归报社，不知是出于“感谢”还是出于“嘲弄”，专门买来水果去省厅七处看望审讯此案的预审员李某。见面后他极为尴尬，沉默了好长时间才略显内疚地告诉我说：“晓枫，想不到你会来看我，不会介意当年吧？我病了，现已是肝癌晚期。唉，也许是上帝对我们的惩罚吧？”
我淡淡一笑，安慰他道：“俱往矣！我们都是被历史捉弄的人啊！”
此时我还不知道“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案”并没有得到“平反昭雪”。后来忙于工作和拼搏，直到2003年才从朋友口中得知，由于中共当局拒绝受理，此案迄今为止还在覆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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