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无耻的洋人》步鲁迅后尘

顾彬一边在各种场合吹捧鲁迅,一边象鲁迅一样诋毁他人,虽然明知“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并向来“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 

二〇〇八年,新华网等多个媒体报道顾彬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大陆出版发行。在新华网题为《顾彬:40年的爱给了中国文学》的报道中,顾彬说,“那个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他的作品都是我翻译介绍给欧洲的,但把他和其它伟大作家相提并论就太可笑了,他差太多。所以,自从他获奖之后我们就决裂了。”  

高行健从二〇〇〇年获得诺奖后,就遭到顾彬诋毁。对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顾彬一边说和高行健是朋友,一边说,“高的作品总的来说只能算中等”,有比他“好很多和重要很多的”中国作家,诺奖委员会“抓错”了。但另外三个接受采访的德国专家都赞成高行健得奖,其中海德堡大学汉学教授瓦格纳(Rudolf Wagner)“称赞也能用法语写作的高是与世界文学关联最大的中国作家”。 

顾彬贬低的高行健认同东西方传统,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背道而驰,达到了世界文学的高度;顾彬吹捧的鲁迅,反对中国文化,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哄抬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偶像,虽然这尊共产偶像从一开始就被正人君子比如苏雪林视为“流氓大师”。 

从顾彬的言行也能看出他与鲁迅相似,鲁迅与秋瑾和徐锡麟是同乡,都曾留日,但秋瑾和徐锡麟敢于奋起反抗清王朝,并因此壮烈牺牲。徐锡麟还被剖腹挖心,心肝被刽子手分吃。鲁迅不敢正大光明地谴责清王朝的暴行。清王朝被推翻后,在烈士牺牲十一年时,鲁迅却“听将令”,为《新青年》写作《狂人日记》,借疯子之口诬蔑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吃人”,诋毁中华文化的根基“仁义道德 ”,首次自暴“被迫害妄想症”患者的变态心理。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杜塞尔多夫剧院举办中国剧展,主持这个项目的德国戏剧家表示,要研究大陆当代的戏剧绕不开高行健。受慧能启发的《八月雪》在德国首演,高行健被请到杜市参加活动。据贝岭说,顾彬上前对挨骂者表示要“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也是中共当局对中华民国的要求。可高行健在由鲁迅癔造、共产党落实的“铁屋子”中长大,在“六四”屠杀后“逃亡”,主动退出共产党, 不自觉地成为鲁迅的对立面,所以,顾彬那套,高行健明白,而顾彬的现任妻子来自大陆,生长在红旗下,一口共产普通话,她说顾彬冤枉,骂高行健的是媒体,高先生会相信吗? 

想来,顾彬亲共与这位来自红色中国的第二任妻子密切相关,就象《被忽视的中华民国》的作者韦唐仕(Thomas  Weyrauch)支持中国人争取民主自由,与他来自中华民国的妻子密不可分一样。顾彬在另一篇德国之声的采访中,回答说,“我的妻子非常强,她敢说,跟中国作家不一样。另外她什么都不怕。我需要一个强者。如果她觉得她应该说,她就说。如果我觉得她不应该这样或那样做,我总是反复思考要不要说,所以对她来说我是个弱者。” 

面对这位一九五〇年生在大陆,喝中共狼奶长大,一九八五年到德国的女中共党员,顾彬不敢乱说,但在公开场合,顾彬却不谨言慎行,岂不反常? 对此了解德国汉学界的流亡学者还学文在点评顾彬的 “胡说八道”时,表示,“它们并非无意的‘胡说’,言者是真情吐露;它们并非随意而言,而是有斟酌、有分别的”。 

遭顾彬诋毁的高行健、贝岭都不为中共当局所容, 贝岭还因为想在大陆秘密印刷创办于美国的中文杂志而遭中共逮捕;棉棉、卫慧和虹影的中文,绝对不比铁凝差,但前三位不是共产党员,没有可能代共产党操控大陆作协,不太可能为共产党吹喇叭,抬轿子。得到顾彬赞赏的北岛和杨炼,可以在大陆出书,顾彬可以试图用他们来以偏概全,证明极权中国空前自由。 

无论哪个华人,都不可能象顾彬那样在红色中国如鱼得水,成为中共媒体的宠儿。 就凭顾彬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德国一发表就被翻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就足以证明身为德国汉学教授的顾彬,符合中共的意识形态。 

即使是大陆评论界也对他心生疑惑,其中《书城》二〇〇九年七期发表罗四鸰的评论《顾彬的可疑与可敬》,明确表示 ,“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的整体评价是非常可疑的”;不过顾彬“将海外汉学界的研究成果一次性地搬运到中国学界”,是个可敬的“搬运工”。 

上海作家孙甘露认为,“我觉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更像是中国人写的,体例、标题都很像。” 

确实顾彬与接受中共领导的大陆学者没多大区别。他在这本书里除一如既往地挞伐高行健外,还自动过滤了几乎所有的独立写作者,比如,海子和王小波,但提到了八十年代在大陆挨批,后流亡海外的刘宾雁和遇罗锦。与此同时,顾彬换了一种说法肯定毛泽东对鲁迅的吹捧,宣称鲁迅是“二十世纪无人可及也无法逾越的中国作家”! 

不仅如此,顾彬还竭尽所能地抬高郭沫若。郭沫若象鲁迅一样诋毁中国传统,投靠共产国际,得到顾彬吹捧,不令人惊讶。惊讶的是顾彬说郭沫若的《天狗》“成功地创造了具有生动形式、热情洋溢的诗篇”。《天狗》与《狂人日记》异曲同工,都是狂人呓语,不过前者没有后者那样隐讳扭曲。郭沫若敢于直接宣泄对现实不满,要砸烂一切的病态野心。 

中文网上题为《德国汉学家顾彬论鲁迅与郭沫若》的文章则透露,顾彬于二〇〇七年前去四川乐山师范学院讲演时宣称,“郭沫若不但能代表二十世纪的中国,而且还能代表二十世纪的德国和欧洲,因为他的知识和经验跟欧洲的知识分子一模一样”。这让人想起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顾彬如此赞赏郭沫若,却不肯定天狗精神,还反其道而行之,表示,“所以我总是讲破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目前进入了合作的时代。”主张与共产专制合作,这应该是顾彬目前在大陆走红的原因。 

这篇讲演还透露顾彬非常清楚,“鲁迅原来是忧郁者”,但顾彬却声称,“他的忧郁或苦闷不是病态,而是一个人对民族、对文化的一种态度”。同时,顾彬还在这次讲演中表示他二十年来做过不少有关“苦闷”的研究,因为它和“现代性”是分不开的。当顾彬在大陆遭到抵制后,为他辩护的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在文章《波恩的忧郁:罪与对话―我所认识的德国汉学家顾彬》中写到,“ 顾彬正是将‘忧郁’作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与生俱来的、被铭定的生活方式’实践于其人生的汉学家”。就是说,肖鹰间接证实顾彬也是忧郁症患者。(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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